1949年11月11日 - 空军司令刘亚楼

1949年11月11日 - 空军司令刘亚楼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至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以后中央军委把11月11日定为人民空军成立日。

刘亚楼（1910—1965），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年8月入党，同年底参加红军。红军时期，刘亚楼历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初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1938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8月，刘亚楼随苏联红军回到中国东北。1946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1949年3月28日任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当刘亚楼准备随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面见毛主席
　　
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这一作战计划。实现国家统一，也从此走上了曲折漫长的道路。

尽管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无限期推迟，但是出于国土防空的需要，尤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必须要有空中掩护。发展空军，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毛泽东对于发展空军下了决心，决心集中财力加快建设空军的步伐。毛泽东甚至亲自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后，让空军发展的步伐走在了海军的前边。

这让刘亚楼感到很大的压力，寝食不安。

解放初期，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和一些大中城市进行轰炸，严重影响着东南沿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毛泽东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也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毛泽东紧握拳头，对刘亚楼说：“必须加强空中力量！”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对空军寄予很大的期望。
　　

组建空军伊始，开办航校成为重中之重， 刘亚楼不惜“顶撞”毛泽东
　　
为了组建航空兵部队和培养航空兵部队所需要的中、高级飞行指挥干部，刘亚楼在列席七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和从陆军选调一批营、团干部入学学习飞行。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刘亚楼的这一举措，为空军 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骨干。

党中央对空军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优先保证了开办航空学校的经费。中央军委也给航空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政委。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四野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命王秉璋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又任命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王弼为副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决定：第1航校设在哈尔滨；第2航校设在长春；第3航校设在锦州；第4航校设在沈阳；第5航校设在济南；第6航校设在北京南苑。6所航校全部采用苏联的飞机装备（后来在牡丹江成立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的第7航空学校）。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

刘亚楼还于1950年4月1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成建制的师、团领导机构来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师、团领导机构。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

1950年7月12日，空军党委成立，刘亚楼任书记，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任副书记（萧华已于同年4月调总政治部任副主任）。

航校缺乏合适的政治委员人选，刘亚楼亲自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请求从陆军调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来航校任政委。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这些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他还指示各野战军要提出三倍的名单供中央军委选定。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在军队历史上是罕见的。

航校没有政治理论教员，刘亚楼自有办法，他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报告，建议从北京各学校（比如马列学院、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等）指定调选18到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

毛泽东看了报告，第二天就指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三人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到批示后，很吃惊。他问刘亚楼：“怎么这个事也惊动到主席那里！”

刘亚楼半开玩笑地回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不了嘛。”

1949年12月1日，6所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在航校如期开学后，鉴于俄文翻译缺乏导致苏联专家讲课学员无法听懂，刘亚楼很快从全国物色了一批翻译人才，将他们补充到航校中。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爱惜人才，专门要求：“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

毛泽东听说后有点不高兴，在一次见面后问起刘亚楼。刘亚楼申辩道：“我这是坚持科学。”

毛泽东不悦地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

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此后，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无奈，只有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通融。

1950年5月，航校第一批飞行学员顺利毕业。

随着空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刘亚楼意识到，单一的航校层次的训练已经不能适应空军的需求，建立空军院校势在必行。从1954年起，在刘亚楼的领导下，空军建立了10多所院校。1958年9月12日，刘亚楼期盼已久的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获准组建。1959年9月1日，空军学院正式开学。到1965年为止，空军已经有了院校29所，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并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
　　
1956年7月，空军第五航空预备学校来了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姑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空军要在这里培训140名女飞行员
　　
刘亚楼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选调了55名女学员，她们后来都顺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2年3月8日上午，朱德和邓颖超等中央领导、首都各界妇女代表等来到北京西郊机场，观看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55位首批女飞行员，是于1951年初从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政大学等地选调并学习，1951年底毕业后全部编入航空兵师，进行实际飞行训练。

上午11时45分，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6名女飞行员迅速走进机舱，6架“K2”型飞机同时启动，以整齐的跟进队形，飞越天安门上空。“中国姑娘飞上去啦！”机场上人们欢呼跳跃。

这时，正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主席走出办公室，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女飞行员的蓝天飞行。

刘亚楼还带着她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非常高兴。3月24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国首批翱翔蓝天的姑娘们。

谈笑间，毛主席问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

刘亚楼回答说：“都成器了。”

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把她们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1956年7月，名不见经传的空军第五航空预备学校来了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姑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空军要在这里培训140名女飞行员。一次培养这么多女航空员对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空前的。

这140名姑娘，是当年应届高中毕业女生中的精英。她们中有不少是已经接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才生，有的甚至还是当年的留苏预备生。一名女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道：预校不是天堂，而是“炼狱”。这些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进入预校磨炼，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预备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

1957年2月，第二批116名女飞行员以优秀的成绩从航空预备学校毕业。刘亚楼接见她们时说：“新中国已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她们都成器了，正在为航空事业做贡献。你们要很好地向她们学习。我代表空军党委要求你们，像第一批女飞行员那样，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

1961年秋季，刘亚楼接见第一、二批女飞行员时，特别对第二批女飞行员说：“你们现在都飞出来了，都成器了。我现在代表空军党委宣布，你们可以恋爱结婚了……”

1967年，第三批女飞行员经过培训有50多名女飞行员正式编入广空某航空兵师。
　　
在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上，刘亚楼煞费苦心，取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而不是“第一”
　　
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1951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正式申请组建我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

5月9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申请。在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上，刘亚楼煞费苦心，继承了毛泽东创建第一支工农红军部队时取名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取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而不是“第一”，以免使部队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自满思想。

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亚楼为其配备了最强的领导班子，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原第二航校政委李世安任旅政委。1950年10月9日，该旅正式担负了上海的防空任务。

1950年10月31日，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空军部队的番号名称由旅改为师，“旅改师”后的第四旅称为空军第四师。1956年3月30日，为适应全军统一编制序列的需要，才将“空四师”更名为“空一师”。

刘亚楼对于空降兵非常重视，解放台湾等岛屿时，空降兵可以出其不意地对敌进行打击，产生“神兵天降”的效果。

1949年8月18日，在莫斯科的刘亚楼就组建空降兵向中央军委致电请示。翌日，中央军委即复电同意。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空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7月17日，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的番号。7月26日，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部以陆军第89师师部为基础在上海组成。8月1日，旅部由上海移驻开封。9月16日，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空军陆战第一旅在开封正式成立。所辖7个营、7个连和1个教导队共计5000余人，分别来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山东、华东、东北军区等40个军以上单位。这是一支军政素质都很高的部队，全旅人员中共产党员占88%，英雄、模范、功臣占93%，参加过战斗的占83%。12月，空军陆战第一旅改称空军陆战第一师。以后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兵师。
　　
刘亚楼接着又主持组建了第二支空降兵部队空军驱逐第三旅。从1949年7月到1950年11月，空军在刘亚楼等人的具体领导下，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空军入朝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则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地面部队和运输补给线进行了狂轰滥炸。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

当时，美国空军不仅飞机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许多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而我们呢？仅有米格15飞机54架，飞行员58名，只飞行了22个小时，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啊！

刘亚楼认为，如果将这样弱小的空军部队贸然投入战斗，同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难以预料……

刘亚楼强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空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在正式参战前，先以小部队在苏联友军的带领和掩护下，轮流进行空战演习，从小仗打起，然后再逐渐扩大规模。”

刘亚楼的这一设想，经进一步系统化，归纳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十二字的方针。12月3日，以空军党委的名义正式提出来，并以书面形式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于12月4日看到报告后，非常赞同，当即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951年6月22日，毛泽东面示刘亚楼：“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此时，中央和毛泽东对使用空军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国与苏联也有分歧，苏方对我们的方针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争执。一次是在北京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家中。

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还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关于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亲自点名要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11月4日，刘亚楼派飞机将刘震从武汉接到北京，当夜紧急约见了他。

刘亚楼很明确地告诉刘震：“调你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就是为了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已有思想准备：“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刘震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15岁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团政委，21岁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团政委、团长、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刘震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司令员、39军军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法宪将刘震往死里整，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刘震重新出来工作，而吴法宪被判刑后，刘震却以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襟，为吴法宪说了公道话。

有位二纵的同志，在“文革”期间受了吴法宪的迫害后，就说吴法宪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严肃地对他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二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后，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

1954年后，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共和国首次授衔，空军出了两位上将，即刘亚楼和刘震。刘震后来还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成为刘亚楼的得力助手。
　　
入朝初战，志愿军空军就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临行前，望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为了准备入朝作战，刘亚楼还加紧组建新空军部队。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共组建了10个歼击师，2个强击师，2个轰炸师和1个运输师，大大加强了人民空军的力量。

对于志愿军空军来说，初战取胜对于树立信心和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初战任务交给实力最强的空四师。

刘亚楼向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等领导反复强调第一仗的影响：要“慎重初战”。“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1951年1月21日的初次空战中，空四师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绕到敌机后将其击伤，其余敌机逃向黄海上空。刘亚楼闻讯后十分高兴，亲自给空四师发了贺电。

在1月29日的空战中，李汉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这给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刘亚楼指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要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都要写出心得体验，且还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1951年7月美空军发起“绞杀战”后，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参战，以老带新，陆续参战，以掩护我铁路运输线。

在9月25日的空战中，飞行员刘涌新单机与敌6架F86战斗机交锋，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美空军最先进F86战斗机的先例。

在9月26、27日的两次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和苏军空军联合出动，使美空军“绞杀战”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他们不得不承认“清川江以北已成为米格飞机的天下”，中国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路线的活动”。

刘亚楼将战报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极为高兴，写下“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的批语，给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毛泽东为志愿军空军的出色战果感到振奋，他扬着胳膊高兴地说：“空军的首战胜利，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

“亚楼同志，你们空军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命令哟！”周恩来将双手抱在胸前，意味深长地对刘亚楼笑道。

在场的人怔住了，不解地望着周恩来。“主席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的两个指示，空军如实遵照执行了，只是后一句话，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周恩来风趣的话语引出了满堂笑声。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停。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胡乔木、叶子龙等人“突袭”空军司令部。毛泽东视察后很满意，指示：“抓紧时机再进行实战锻炼，已经参战的各师再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

毛泽东亲临空军司令部的翌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到5月，加打一番的作战部署形成。

接着，在10月的六次空战中，空四师共击落敌机20架，击伤10架。

敌人不得不承认：我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陷入危险境地”。
　　
在空四师取得重大战绩后，刘亚楼让其回二线休整，调空三师参战。11月4日至10日，空三师击落敌机九架，而自己无一损失。

刘亚楼很高兴，亲自宴请参战指战员。“你们真给我长脸啊。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刘亚楼还亲自参加空三师的战后总结会，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12月2日、5日和8日，空三师接连参加了三次敌我双方达300余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且与美最先进的F86战斗截击机进行了作战。这三天，空三师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

从此，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江之间所谓的“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1951年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在平壤以北中国空军“取得了主动地位”，因而被迫决定“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

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惊呼：“共产党中国几 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随后，遵照毛泽东锻炼部队的指示，刘亚楼调空十五师、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相继赴朝参战。到1952年1月为止，仅空三师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我方被击落16架，击伤7架，创造了骄人的战绩。仅大队长王海和僚机焦景文两人，就击落击伤美机9架。

刘亚楼将空三师的战果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兴奋异常，1952年2月1日，他高兴地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共有9个师18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锻炼，出战（共计）中计有85批1602架次进行空战，击落敌机123架，击伤敌机41架，我机被敌击落84架，击伤28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刘亚楼大胆果断地下定决心，积极正确地实施指挥分不开的。

1952年12月，志愿军空军灵活运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架；而我方被击落战机12架，击伤14架。

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时，志愿军空军共击落美空军、海军飞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时，曾高举酒杯十分动情地说：“有了空军就好，空军万岁。”
　　
1955年9月，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党的“八大”上，刘亚楼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和防空军合并，防空军被取消，职能并入空军。

3月26日，中央军委宣布了合并后的空军领导名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1959年9月后，刘亚楼还兼任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有关部门按规定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轿车。刘亚楼谢绝了，说：“我现在坐的‘吉姆’车已经很好啦，没有必要再换‘大红旗’。在待遇问题上，一定要低标准。”

当刘亚楼不久去杭州开会时，他的“吉姆”车大修，他回京后还未修好。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便从国防部给他换了辆“大红旗”。

下飞机后，刘亚楼看到后非常生气，批评办公室主任说：“我的车送厂大修了，你们可以从空司汽车队派别的车辆嘛，我认为没车不是理由。”“你擅自要车是错误的。你一点也不爱护首长。你以为你给我要来一辆‘大红旗’，我就应该表扬你是吧？不，你错了，我要批评你。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你想过没有？一个领导者应该带出一种什么作风？你是个老同志，对这件事我早有交代，你不该如此轻率地处理。”

刘亚楼曾经多次讲过：“我最讨厌那种房子越住越想宽敞，汽车越坐越讲豪华，家具越换越求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专门在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

刘亚楼对这位办公室主任说：“这个车是你要来的，你就坐着回去吧！你从哪里要来的就请你送回到哪里去。今天我要搭乘别人的车。”

说罢，刘亚楼坐上了同机回来的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的车回去了。
　　
国民党飞机竟飞抵石家庄上空，毛、周下了死命令，刘亚楼“卧薪尝胆”，终于将“空中黑小姐”击落
　　
1957年后，国民党空军利用改装后的B17飞机，在夜间低空袭扰大陆纵深地区。这种飞机比较先进，可以侦察到地面雷达，窃听到对方的指挥通话，续航时间可达17个小时，而我空军无法在夜间进行低空作战。1957年我空军部队出动69次进行拦截，无一次成功。1957年11月20日，一架国民党B17飞机低空进入大陆，穿越了9个省，飞抵石家庄上空。刘亚楼指挥空军航空兵起飞18架次拦截，都未拦截到敌机。

当晚，周恩来正乘飞机从外地返回北京。周恩来一下飞机，就让人告诉刘亚楼：应用一切办法将蒋机击落。

12月18日，毛泽东也指示空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毛、周的指示，给刘亚楼以很大的压力。他马上组织空军部队对战备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进截击机的雷达性能，加强组织指挥，让各部队以最优秀的人组成“一号班子”，提高拦截能力。

刘亚楼的这些措施初见成效，1958年，空十八师等部队已经在夜间几次发现敌B17飞机。1959年5月，在一次空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刘亚楼要求：“无论如何要在国庆节前打下一两架敌机！”

5月29日夜，一架国民党B17飞机窜入广东西部，空十八师截击机中队长蒋哲伦迎战，地面指挥员命令他通过改换无线电频道，使敌机无法侦察到。在领航员的精确引导下，蒋哲伦击落敌机，机上国民党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刘亚楼极为高兴，命令参战人员到大连，向参加空军集训的师以上干部介绍经验。

此后，国民党空军一连9个月未敢夜间出动。

1960年2月以后，国民党空军改为使用由美国海军反潜巡逻机改装而成的功能更为先进的P2V型飞机袭扰大陆纵深。为对付P2V型飞机，刘亚楼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以加强雷达兵部队的侦察能力最为明显。

1961年11月6日，当蒋军一架P2V飞机窜入东北时，被空军6个雷达站侦察到准确位置。高炮部队集中开火，一举将P2V飞机击落。

1963年6月20日，当一架P2V型飞机窜入南昌上空时，被空二十四师截击机大队副大队长王文礼驾机击落。此后，蒋军P2V型飞机再未深入大陆纵深袭扰。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民党空军还使用美国RB57D和U-2等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进行战略侦察。由于这两种飞机的飞行高度在两万米以上，歼击机和高炮对其无能为力。尤其是U-2飞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为2.3万米，身上披黑纱（特别涂料），对雷达电波有很大的吸收作用，使它的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滑脱了。这种飞机耳聪目明，只要对方雷达一开机，它左旋右转就溜之大吉，根本不进入对方的有效射程，因此有“空中黑小姐”的美誉。

为对付这两种飞机，1958年10月，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成立。在1959年国庆节前夕，地空导弹部队首次担负首都防空作战任务，刘亚楼千叮咛万嘱咐，以保证万无一失。
　　
10月7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RB57D飞机以1.92万米的高度窜入北京上空，刘亚楼在空军指挥所里密切地注视着它。

刘亚楼果断下令使用地空导弹发射，并准确命中 目标。RB57D飞机被击中，飞行员王英钦丧命。

这也是世界防空史上首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在RB57D飞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不敢再到大陆进行高空侦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U-2飞机曾不可一世，美军叫嚣无人能打，连苏联也对其无可奈何。孰料中国的领空，却成了它们的死亡之海
　　
1962年1月起，国民党空军改用U-2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进行侦察，远达西北核试验基地上空。此时中国正快马加鞭研制“两弹”，美国亟待了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展情况，技术一流的B17侦察机、RB57D高空侦察机、P2V低空侦察机先后被我空军击毁后，便利用台湾空军飞行员驾驶性能更优越的U-2飞机，深入大陆内地侦察照相，搜集情报。

这个黑色幽灵曾光顾过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美国当局搜集情报立下汗马功劳。因为它拍下了苏联在古巴兴建中程弹道导弹基地的照片，使苏联在政治上陷入窘境，被迫全部拆除24枚中程地对地导弹。1960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差一点为U-2间谍飞机事件打起来，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

1960年，台湾当局从美国手里接收了U-2飞机，挑选飞行员编成“第35气象侦察中队”。该中队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构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因其队徽是红色底漆加1个黑猫头，所以被称为“黑猫中队”。

在当时解放军的防空兵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U-2飞机。而能掌握此种尖端武器的，只有区区5个导弹营。

在北京“守株待兔”几次未果后，刘亚楼同他的作战班子识破了敌人的新花招，改变了既有战法，选择新的作战地点，只留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守卫北京，其余的营在U-2经常活动的航路上机动设伏。敌U-2侦察机的活动范围远达整个大陆，刘亚楼强调必须实行机动伏击，采取“一锤子买卖”的作战方法。

1962年8月27日，在夜幕掩护下，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由湖南长沙转至江西南昌向塘隐蔽设伏。一个星期过去了，敌机还是不见踪影。

刘亚楼定了一个密计，决定变“守株待兔”为“引蛇出洞”，或称“引鱼上钩”。9月7日，刘亚楼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公开大张旗鼓地转移到南昌附近的一个机场，引诱敌机。

果然，第二天，国民党空军出动一架U–2飞机，由福州沿鹰厦铁路北上。

刘亚楼果断下令将其打下来。8时32分，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以3枚导弹将敌U–2飞机击毁，中校飞行员陈怀殒命。

首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是刘亚楼采取地空导弹部队开展机动作战所取得的第一个战果。这是中国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打下U-2飞机。

周恩来闻讯后兴奋异常，亲自给地空导弹二营打电话祝贺。这时正好陈毅和夫人张茜、贺龙和夫人薛明在周恩来处做客。周恩来听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无比高兴，欣然表示：“今天我请客，用茅台酒招待你们。”

可是厨师告诉总理没有什么好菜。周恩来听后说道：“不要紧，我们就到北京饭店去高兴高兴吧！”

到了北京饭店，周恩来问大家想吃什么菜，贺龙说：“我们就狗肉喝茅台吧！”陈毅十分赞成这个提议，他早就想解解馋啦！就这样，边议边喝边吃。陈毅吃得汗流浃背，满脸红光。贺龙不时抚摸着他的胡子，大口地喝茅台酒，大块地夹着狗肉往嘴里送。张茜却是既高兴又少言语，也许是有什么心事吧……

“哎唷！”陈毅突然惊叫起来，接着就说道：“张茜 啊，你踩得我的脚好疼哟！”

周恩来忙问陈毅：“发生了什么事？”

陈毅转身对着张茜笑道：“今天击落黑小姐，总理高兴得用工资请我们喝茅台吃狗肉，还给我们斟酒，你说能不喝一个痛快吗？这回你就开开绿灯吧，不要老是踩我的脚嘛！”张茜对陈毅一向还是很宽容的，可是今天张茜看陈毅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怕他贪杯影响身体，更担心在总理面前失态，桌面上又不好打招呼，怕扫大家的兴趣，只好在桌底下暗做手脚，给陈毅以踩脚警告。谁知性情豪爽的陈老总喝得痛快，却把秘密公诸于众。

此话一出，乐得在场的个个捧腹大笑，周恩来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张茜羞得两颊绯红，连说：“火车进站，就你吼得凶。”无可奈何的她只好跟着大笑起来。

9月15日，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这件事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舆论称“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估”。

9月20日，刘亚楼带着二营营长岳振华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面汇报，受到很高的赞誉。

1963年10月，刘亚楼命令地空导弹部队转移到浙江、江西交界的地区潜伏。11月1日，岳振华指挥二营击落窜至甘肃后返回的一架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擒获跳伞的少校飞行员叶常棣。

1964年3月1日，空军高炮独立第四师成立，辖地空导弹3个营，岳振华被任命为副师长。他本来应该离开营长位置，却被刘亚楼一个电话找去北京接受任务。

刘亚楼对手下的这位爱将说：“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打下一架敌机，这不仅是振国威扬军威的大事，也是振奋我们空军士气的大事！如果李南屏的U-2出动，你能把它打下来，那就更好了，才算真有本事！”

李南屏何许人也，值得刘亚楼如此高看？

李南屏曾驾驶U-2飞机多次深入大陆侦察，其中一次进入地空导弹火网，他及时按下“12号系统”的警示，逃脱了攻击。为此，他受到蒋介石召见，并被授予“英雄”称号。自U-2被击落，国民党飞行员几乎皆成惊弓之鸟，对到大陆“出任务”谈虎色变。惟有多次受蒋介石接见、名叫李南屏的“双料英雄”、“空中飞虎”，竟在人前狂妄夸口：“共军有飞弹，我偏要到他们的飞弹阵地上空去闯，它打不着我！”

刘亚楼记住了这个李南屏。

5月8日，岳振华带领二营从内蒙古出发，15日夜间进入漳州机场附近开设阵地。部队偃旗息鼓，不校正兵器，禁止无线电通话，伪装严密，在敌机的眼皮底下50多天，未被发现。

7月7日，由李南屏驾U-2飞机侦察中越边境后，再返粤东一带侦察。王锡舜驾另一架U-2飞机从上海入陆，配合李南屏的行动。又从侦察中队出动一架飞机低空直飞大陆边缘，目的是分散福建指挥机构的精力。

从11时30分起，北起上海，南至广州，3架敌机，两高一低，时而入陆，时而出海。岳振华审时度势，三易决心，准确判断。部属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临阵不乱。

12时25分，李南屏飞机在汕头以南海面上空绕半圈后，直飞漳州。雷达稳稳地抓住目标，先使用“反电子预警1号”。12时36分，敌U-2飞机距阵地32.5公里时，导弹营突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3秒钟后，3发导弹冲天。李南屏看到“12号系统”警示灯亮起，想以30度坡度转弯逃脱，但为时已晚。

人们从漳州东南7公里红板村的U-2飞机残骸中发现，李南屏在座舱中，已死亡。

台湾桃园指挥所一直监控着李南屏的行踪，突然从无线电中听到李南屏连呼三声“12号高频亮起！”之后杳无音信。台湾方面自知情况不妙，当天就出动大批舰船、飞机，四处寻找。

击毙有国民党“空中飞虎”之称的中校飞行员李南屏，刘亚楼欣喜异常，亲自赶到漳州向二营官兵祝贺。
　　
这次二营再次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

刘亚楼当众夺过话筒，怒斥道：“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众人皆惊。

毛泽东曾当面提醒过刘亚楼：“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

刘亚楼还就这次击落台湾国民党一架U-2高空侦察机及击毙国民党王牌飞行员李南屏的胜利，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

毛泽东在刘亚楼的报告上批示道：“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贺！”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刘亚楼再次带着二营全体指战员晋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毛泽东兴致勃勃，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为什么你不让别的部队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美蒋就那么几架U-2飞机，你作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在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说明用不了多久，中国就可把氢弹制造出来。为查清这个问题，美方决定U-2飞机对兰州、包头进行重点侦察，并在U-2飞机上增加两项设备。一是红外线照相设备，可在夜间实施红外照相。二是加装了“13号系统”，采用“角度欺骗回答式”干扰，当它收到我制导雷达讯号后，即放出U-2飞机的假讯号，由于制导雷达跟踪的是假讯号，发射的导弹不可能击中真目标。

1964年11月26日，一架U-2飞机夜间窜犯兰州上空。当该机钻进火力范围，二营立即使用“反电子预警1号”和“近快战法”，距U-2飞机33.5公里时发射3发导弹。由于敌机使用“13号系统”，地面制导雷达跟踪的是假讯号，没有命中目标。U-2飞机趁机返航。

针对U-2飞机“13号系统”的功能，刘亚楼指示空军研制“反电子预警2号”。地空导弹各营针对U-2飞机夜间活动规律和特点，进行了多次演练。

1965年1月10日18时，台北桃园机场，身着高压服的蒋军飞行员张立义，在别人的帮助下，进了3512号U-2飞机的座舱。飞机迅速起飞。

出发前队长告诉他：这架飞机上装着美国先进的反地空导弹的电子预警装置，你只要按动一个电钮，就放出强烈的电子干扰，使导弹偏离正确轨道。所以他充满了安全感。

19时56分，飞机从山东海阳入陆，高度2万米，经黄骅、大同飞向包头。隐蔽设伏在包头的我地空导弹第一营，当天下午就作好了战斗准备。

当张立义飞机接近包头、准备使用红外相机照相时，一营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使U-2飞机上的“12号系统”完全失灵。紧接着3发导弹升空。张立义来不及使用“13号系统”，飞机就被导弹击毁。张立义糊里糊涂地跳伞被擒。这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夜间击落U-2飞机。这次战斗缴获了一整套装在机上的“13号系统”电子干扰装置。

1967年9月8日上午，“黑猫”中队飞行员黄荣北上尉，驾驶U-2飞机侦察沪杭地区。隐蔽设伏在嘉兴机场的地空导弹第十四营，首次使用中国自制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和新的反电子干扰装置，彻底破解了对方的“回答式”干扰，将U-2飞机击毁。黄荣北死于座舱。飞机残骸落于海宁县西南5公里星光村。

至此，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用现代化的兵器，开展游击战，击落了敌5架U-2高空间谍飞机。
　　
毛主席第一次坐飞机遇险，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
　　
建国初期，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外出，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羡慕之余，心里也痒痒的。1956年4月的一个夜里，刘亚楼突然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叫刘亚楼准备好飞机。

刘亚楼知道中央不让毛泽东坐飞机的不成文规定，便以人民空军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待为由，坚决不同意。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要坐飞机。

刘亚楼不好拒绝，立刻禀报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见毛泽东态度很坚决，也不好反对，就亲自安排，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飞行安全。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最后确定使用里2型飞机。

刘亚楼又从众多飞行员人选中挑出胡萍。胡萍在陆军当过团长，到空军后任飞行团团长，曾多次担任过接送中央首长的任务，驾驶技术好。

5月2日晚，胡萍给机组下达飞行任务时，出于保密的要求，只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白云机场。机组人员也不知道是谁要用飞机。

5月3日上午，刘亚楼和政委吴法宪来到机场。不一会儿，胡萍招呼机组人员：“都过来集合，请司令员下达飞行任务。”

刘亚楼情绪激昂：“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站在他面前的机组人员不过6个人，但刘亚楼依旧声音洪亮，似乎面对的是千军万马。

“中央的同志曾考虑请毛主席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来我们中国的天上飞，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主席说了：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但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非常的重大。你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本事，尽最大的力量，用最高的责任心，保证完成好这次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刘亚楼讲完话，便径直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彼此未来得及表达内心的感情，就跟在他的后面到了机舱里。对飞机上所有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以后，刘亚楼还是不放心，他再次嘱咐道：“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你们千万要谨慎小心，冷静沉着，不要紧张。”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首先仰头观望飞机。刘亚楼马上跑到前面，向他报告这架飞机的基本情况。

“主席，这是一架苏联制造的里2型飞机，这种飞机安全性很好，起飞、平飞都比较稳。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号，已经飞行5年多了。飞行状况很好。主席，请您上飞机吧。”

毛泽东走到机组人员前，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很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

“主席，飞机经过试飞、检查都良好，航线上一律都是晴空，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刘亚楼再次请主席上飞机。

毛泽东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再次把飞机巡视了一遍，然后大步走向飞机。

“我们就坐在这里上天去，那就飞吧！”毛泽东满面春风，下达了开飞的“命令”。

目睹蓝天白云，毛泽东毫无倦意，不时问刘亚楼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多少时间？飞专机的飞行员与飞战斗机的飞行员有什么不同？等等。刘亚楼边用手比划，边向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

由于空中气流的涌动，飞机偶尔略有颠簸，搞得人们都很紧张。刘亚楼等马上走上来劝主席上床休息一下。毛泽东摇摇头，风趣地说：“没关系，你没感觉到小孩坐摇篮的味道么？”这一玩笑，顿时使大家感到轻松了许多。

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昌南湖机场。步出机舱，毛泽东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当天下午，专机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已是下午6时。

5月29日，毛泽东结束了对广州的巡视。刘亚楼命令分管专机工作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率领3架里2型飞机去广州接毛泽东一行回京。
　　
5月30日，飞机由广州飞长沙，再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在武汉停留了四天。

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中午12点多钟，何廷一乘飞机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领导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三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班。

当飞到河北上空时，何廷一非常震惊，只见西面和北面电闪雷鸣，雷雨云层可达1.5万米到2万米。而里2型飞机时速慢，升高极限也只有4000米，无法从云顶飞越。飞机如若遭遇雷电袭击，就有可能机毁人亡。更严重的是，由于强大雷电的干扰，使飞机上无线电通讯完全失灵，何廷一与后面的飞机失去了联系。

天气恶化，情况突变，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

机场上有几位迎接毛泽东的有关人员，他们开始还相互交谈，兴趣盎然，有的悠闲地开着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群逐渐沉静，空气都似乎凝固了。他们之中有的不停顿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面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踱步。

当何廷一的飞机穿出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获悉气象情况后，刘亚楼吓出了一身冷汗。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

刘亚楼急了，对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他们在焦急中熬过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机场。

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担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担任塔台指挥员的蔡演威对机组人员哭诉道：“你们可救了我一条命。”

“怎么回事？”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我要是死了，也冤呀。”

蔡演威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飞机遇险，毛泽东一点也不紧张，还对刘亚楼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可揭穿你的鬼把戏喽！”
　　

心系空军文艺事业
　　
刘亚楼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长以弹壳吹奏各种歌曲，如《我是一个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刘亚楼在当空军司令员后，对部队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刘亚楼说：空军除了有一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应建立一支有几百人的文艺队伍。在刘亚楼的直接关怀下，1950年3月25日，在长春成立了空政文工团。

1958年8月，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撤销，空军党委将全空军文工团的主力集中到空军，组建空军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队伍达500多人。

1960年冬，刘亚楼随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访问朝鲜期间，看到朝鲜方面由3000多人演出的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很受震动。回国经沈阳途中，沈阳军区文工团在晚会上演出了4首革命歌曲。

回国后，刘亚楼把空政文工总团的领导找来，提出要以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总团党委为落实刘亚楼的指示，经研究决定搞一台大型歌舞剧，把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广为传唱的历史歌曲按时间顺序配以舞蹈。在他们排练过程中，刘亚楼经常到现场指导。刘亚楼还请了一些老同志来指导排练。总政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王常德，老红军、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总政副主任萧华和夫人王新兰都来现场指导，提意见。

1961年“八一”建军节时，《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公演，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十送红军》很快在全国广为传唱。

刘亚楼对于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非常重视，指示空政话剧团要拍一部反映女飞行员的话剧。刘亚楼把空政几位创作员叫到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室，问他们：“这是个碉堡，你们敢不敢攻？”他们回答：“敢攻！”

刘亚楼说：“好，大力支持，有求必应！”刘亚楼亲自修改他们的提纲。排演后，刘亚楼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排演情况。1965年2月27日，话剧《女飞行员》在首都公演，深受欢迎。

对于歌剧《江姐》，刘亚楼倾注了更大的心血。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曲《红梅赞》的创作和修改，经20多次才定稿。对于《江姐》，刘亚楼提出了52次修改意见。

1964年9月起，空政的大型歌剧《江姐》在首都公演，一连演了20多场，场场爆满。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观看过的惟一一部歌剧。

毛泽东对于《江姐》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第二天接见空政文工总团的同志时说：“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编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此后《江姐》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第二天，正在南京主持一个会议的刘亚楼派专机将《江姐》剧组的编创人员和主要演员接到南京，表示祝贺。

刘亚楼显得非常开心，他对南京军区空军的领导同志说：“你知道他们是谁？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江姐》！我代表空军党委，向大家敬酒！把戏搞得更好，不要翘尾巴……”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体检，医院认为他病情严重，怀疑肝癌。中央军委当即决定让刘亚楼停止工作住院治疗。但此时的刘亚楼哪里顾得了那么多，美国的无人侦察机不断入侵中国进行骚扰，几次出动飞机拦截，均未成功。10月15日，刘亚楼飞赴广东，与指挥员、飞行员及有关战勤人员分析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性能情况，给飞行员鼓劲。11月15日，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在雷州半岛被击落。这时，他才遵照毛主席的叮嘱，接受治疗。11月16日，数十位国内一流专家组成医疗小组对刘亚楼的病情进行会诊，认为有可能是肝癌。

医疗小组将刘亚楼的病情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震惊了，毕竟刘亚楼还很年轻啊。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条件好到哪治！要全力以赴。”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暂不要将亚楼同志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对家属尤其保密。”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刘亚楼的信上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


刘亚楼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

在此前后，刘亚楼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触。苏德战争爆发时，两人经常出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国际军事领导人集会，为苏方献计献策。刘亚楼那个未被采纳后被事实证明了的判断，更使林彪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主官。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不管刘亚楼接受不接受这种“教条”，但从林彪不爱给部属题字这点，可以看出，他和刘亚楼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张夫人参政，他的脑子里也许有种“轻女”思想。当林彪问为何不让翟云英当办公室主任时，刘亚楼非常直露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夫人参政会出乱子，弄不好会栽在夫人手里。


建国后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党中央最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对毛泽东无条件信任的刘亚楼，自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赞赏这些主张的态度，何况那时他是真正相信林彪当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刘亚楼列席了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在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明确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听了，一脸不高兴，立即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吭声，见没有人发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又补充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还没等罗荣桓说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著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

其间，他几次去看望罗荣桓，罗荣桓和他作了促膝谈心。这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进北京医院，刘亚楼多次前往探望。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林彪和叶群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死神的阴影终于笼罩上了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

一小时后，刘亚楼夫人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