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陈小雅：秋雨金风送“贵人”——忆包遵信先生

陈小雅：秋雨金风送“贵人”——忆包遵信先生（修订稿）


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晓 波来电告知“老包再报病危，正在抢救中。”我本想与他们一起去看看他夫人，议议老包的后事，但碍于瘫痪15年的母亲多日不愈的褥疮有溃疡恶化的趋势，要考虑是否送医院；紧接着，原本要成为我养母，并对我有过一段养育之恩的大姨住院、去世，我竟把看望老包的事情耽搁了下来。二十八日晚，我早早地入睡，临近清晨，竟做起了一个怪梦：

我梦见自己是骨瘦如柴的大姨，躺在床上，命悬一线，气息奄奄，屋内的蜡烛被风吹拂，忽明忽暗，鬼火般闪烁着。突然，一个猛烈的击打声将门窗撞开，一股浩荡的“匪气”直贯屋宇，旋转盘亘，像是要寻找什么东西。惊恐的我拖残躯，好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期到墙边，欲按铃报警，却与匪气争执做一团。情急之中，我醒了。

此时，天色仍暗，我一打开电脑，便看到老包去世的消息……我想，凌晨的那个梦，是否老包的魂前来告别了？

连告别方式都如此特殊，真是一个奇特的人！



一、作为“矛盾的集合体”的老包

从旁观察老包，他仿佛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九一年五月号《中国之春》上有篇“胡楠”的文章曾谈到，看上去，老包很“土”，因为他既没有出过国，也不懂洋文。个子不高的他，皮肤黝黑，手里似乎永远拿着一支香烟；文革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置身京城文化核心圈，却一口乡音不改；说起话来大大咧咧，似乎总没有气顺的时候。丁学良有篇文章说，他坐着的时候总爱盘着两条腿，我虽然没见过，但想象那模样，虽不似峨眉山上的美猴王，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和水泊梁山的“晁天王”——晁盖，倒是有几分神似的。

然而，正是这个“土”得掉渣的老包，是八十年代中国“西化”浪潮的弄潮儿、急先锋。说“领军人物”可能有点过誉，但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号召力，是领导潮流的青年思想界各个山头都能接纳，并有共事经历，这却是肯定的。丁学良将他形容为一块“大糍粑”，有没有那么粘，我没体会，但说有不少人唯他的马首是瞻，倒是贴切的。

一个不懂西文的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能够领导思想界潮流，他凭借的是什么呢？没有读过他文章，听过他讲演的人以为，老包出名，只是因为他是个“大炮筒子”，凭胆子的尺寸比别人大。其实，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造诣是非常雄厚的。一个这样的人提出“反传统”，绝不是无所凭据的。按我的记忆，他有两个核心观点：

第一，任何一个优秀的古老文明，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凭借自身的资源，不可能转出自己原有的轨道，以实现现代化；

第二，正因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张“全盘西化”！

我认为，无论从经验上，还是逻辑上，他的这个思想都无懈可击。也已经为时至今日的历史所证明。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的通透性，使他在当时“反传统—西化”潮流中引人注目。

老包去世后，我重新翻阅了他一九八六年在杭州的一次讲演记录。从梁启超开始，在思想史界，不少人把明末清初反理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派人的思潮兴起，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如果不是清朝的异族统治，中国有可能由此转出封建社会的轨道，自行走入现代。但老包认为，这个潮流不过是儒学“异端”对“主流”的反叛。

真正在思想上对于走出传统有意义的，是提倡心性之学的“王学”，而不是声讨王学的异端。他认为，这个潮流的出现，实际上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断重演的剧目翻新。它不过是用“三代”——即儒家学说形成的年代，反对当时代，用“汉学”否定“宋学”。说白了，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两角兽头上的一只角，去反对另一只角。这样的反对，自然不可能导致体系的更新。

与此可以形成参照的是，在当时，许多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实际上是在用列宁来反对斯大林，然后是用马克思、布哈林、托洛茨基来反对列宁，用恩格斯来反对马克思；在改革观上，用文革前的模式反对文革模式，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论。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李慎之、谢韬……

相形之下，老包是一步到位的。

所以，他的“反传统”，不是为反而反，而是在论述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这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人权、科学、法治等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少在儒学传统中，是没有的。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以包含了这些要素的西方文明为参照系。

换言之，老包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认为仅仅靠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不可能完成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任务。

在那次讲演中，老包在答听众问时接到一个纸条，问他“在中国现代化当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如何？”碍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樊篱，老包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要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他的涵义是，一个革命的学说，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以后，被改造成了专制的武器。

现在有人寻找中国自由主义的根系，寻找到梁漱溟先生那里。我承认梁先生的博大精深，尤其是晚年，有许多大彻大悟，但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是他老人家一九四六年到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见仁见智，大家可以讨论。但我以为，至少在那时，作为杨昌济的旧友，梁先生是怀着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去做这番献言的。

此后，他对毛的要求，也不过是封建臣子对于“明君”的要求，因而也可归入用传统的一角反对另一角的范畴。相比之下，老包虽然至今没有被封上什么自由主义的头衔，他对此却是洞若观火的。

有人探讨，老包为什么在国外没有影响。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在西方汉学家那里不吃香，没有人邀请他出国访问。其实原因也在这里：海外的汉学家大多数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异端）安身立命的。所以，他没有“托”。

老包不为谋求国际声誉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他不为改善自身的处境改变政治立场的人格是一致的。他的观点可以讨论，尤其是他否认传统文化可以疗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社会弊病的观点，我本人也不同意。但他的行为有始有终，不说在当代，我以为就是放眼近一百年，恐怕都是不多见的！

据我观察，老包与同他观点相左的学人，关系依然是很好的，他既是一个“斗士”，也是一个很纯粹的学者。很多学界前辈，对他都抱以相当的敬意。

我说老包身上有“匪气”，许多朋友会哈哈大笑，这笑声中包含着赞同，也包含着欣赏。但正是这个匪气十足的人，亲手打造了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人文气质”最浑厚的两块阵地——《中国哲学》与《读书》杂志。作为思想界、知识界最后的“自留地”，后者的存在价值，据说连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也不敢小觑。它的盛况持续不衰，它所孵化出来的素质优秀的学者、编者，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有一种气质的传承，你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一种奇迹！

所以，书写中国当代思想史、文化史，不可能没有老包的地位。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但是，相比老包在体制内运作的成功，他在民间独立运作方面的失败，不能不构成另一个显着的矛盾。同是一个人，身上有着同样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其中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内情，但我想，这和民间运作规则的缺如，也和老包本人不羁的性格有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七十年代末期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句名言：

“这些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二、“贵人”老包

我与老包相识，大约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季的某一天，地点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金观涛的家中。交谈的一个主题，是金观涛的新作《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像所有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一样，当时的我很有点自以为是。我对金说：我能读懂你的意思，但不太了解它的意义。按说，“超稳定”了，就很难改变了……

我理解金文的用意，是要打破中国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概念，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其真实的演进形态是循环的。它试图将这种“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一个自我满足的系统结构。这既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描述，对当代的政治改革也有意义。

但不知为何，老包与我针锋相对地说：“我并不懂得它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它有意义。”话语的重心，落在“不懂”和“有意义”上。

这话让我感到了一种“敲打”：这样一位前辈都说自己“不懂”，我真的懂了么？

紧接着，老包不知道谈到了哪里，又向我横刺一枪：“……你譬如说，她穿这件衣服，肯定是觉得它好看，但我就觉得它不好看……”

看着他一脸不屑的样子，心怀愠怒的我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今天抽的是哪阵“疯”，怎么同我干上了？但作为晚辈，我只能一言不发。

事隔多年，他同我谈到《读书》为什么要发甘阳的《论传统》。一席话让我解开了当年的这个疑结。老包说，我并不完全同意甘阳的观点，但我知道他这篇文章会轰动，我知道它有意义。

这使我懂得，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必须是敏锐的，富有远见和深明大义的。不论是什么人的作品，只要对学科发展有意义，对问题的研究的有拓展，对时事有推动作用，他都不应该放过。

一九八四年，老包与金观涛、贾新民创办《走向未来》丛书。老包以主编的身份亲自担任我与陈越光合写的《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的责编。那是我们的处女作。当时，他曾对我开玩笑说：“我为你们家两代人服务啊！”

原来，他在此之前，还担任过我父亲一本哲学著作的责编。家父是王夫之思想的研究者，在老包看来，王夫之是古代儒学异端的“集大成者”。这样，他们就有了一种学术上的相通。即使在六四之后，营垒不同，他们仍互致问候。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的那本小册子，不过是阐述了一个思想——改良优于革命；表达了一种忧虑——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阻碍。从其它各方面看，均幼稚难挡。但正如老包所料，它的确曾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书出当时，北大、清华的读者反映，他们就小书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吉林大学的一位文学研究生对我说，他和宿舍的同学，只用一个晚上的就看完了小书，但它却占据了他们整整几天的时间。后来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觞》，虽然对小书观点表示了一种矜持，但也明显接受了小书思路，并受其形象思维的影响。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小书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在那个冰火两重天的时节，我也由此被某些人视为“受自由化思潮严重影响”的人。这顶帽子，直到我成为“异议分子”才被摘掉。这与小书责编是包遵信，大概是分不开的。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对《走向未来》原编委会名单作出过一个预言，并对陈越光说过，这个看上去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班子，从思想分野来说，实际上是由两种人组成，一种人是离经叛道者，一种是共产党中的好人，因此，这批人将来不可能一起走到底，可能会分化，甚至成为对立面。但事后的情况证明，这些人的分化——一部分成为“座上客”，一部分成为“阶下囚”——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没有同老包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以他对思想史的精通，他不会没有这种预见，但这恐怕就是老包的风格：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三、君子之交

老包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使他的影响超越知识界，进入政治界。但回溯这个过程，肯定与他在八十年代末期各项文化事业中所遇困难有关。在多次搭台，然而最终不能在自己的台上唱戏，而是被挤到台下之后，他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从此只唱戏、不再搭台，而且是巡回演出。而各青年山头也就乐得把他作为自己的“领衔”人物。官方把老包说成是八九民运的黑手，这有违事实。我认为，他在89年的言论和行为，只对他个人的理想、信念负责。

对于他在八九民运中的活动，他已有自己的回忆录《未完成的涅盘》，我认为是具有信史价值的。我在《八九民运史》中，也作过详细的交代。

我与老包的交往不多，但有几个历史细节，还是值得一说的。

第一件事：一九八九年五月上旬的一天，老包打电话给我，说有人鼓动他出面，组织知识界联合会。他希望听听我的意见。电话当前，我来不及细想，草草说了三条：

一、您估计您的声望，是否能够整合“知识界”？

二、师出有名，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近期目标是否明确，远期目标又是什么？

三、如何维持下去？

事后想来，这种“直言”可能伤害老包的自尊心，但我认为，既然你信任我，在这样重大问题面前，我不能不替你考虑。老包当时很爽快地表示：“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考虑。”

这件事情，当时似乎已经按下不表。但在五月二十日戒严以后又被重新提出，而且，这一次老包真的上阵了。正如严家其所说，这个“首都知识界联合会”虽由他们二人领衔，但并不是他们策划成立的。此事与5月上旬提到的那件事的关系如何，是否“旧事重提”？老包没说，我也没有问。

第二件事：戒严以后，老包有一段就住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编辑部里，但那并不是因为我的关系。那时，我和平常一样，只是按照每周两次的正常返所日回单位。透过玻璃墙格，我发现办公室旁的储藏室里多了一张钢丝床，还有一点简单的生活用品，但不知道那是谁的，也没有问过任何人。直到六××四前夕，社科院进驻部队，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张志荣悄悄对我说，希望老包能自己走人，我才知道那是老包的东西。但我也没有向老包传这个话，因为这不关我的事情。我只是对我认为知情的、当时的《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与老包在《读书》杂志有共事经历，同为《走向未来》、《文化哲学》丛书编委的王焱说了。以后，老包便不知所终。

第三件事：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夏，我见到了刚刚出狱不久的老包。老包曾向我征询今后发展路向的意见。我希望他能够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开始正常有规律的生活，而放弃流离颠沛的生活。当时，与四人帮问题有牵连的人已经出狱，许多已经可以接受采访，有的还能以笔名撰文。我预料六四这批人的解禁，需要的时间不会比之更长。为此，我向他传达了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期望——重拾自己的专业，回归学者群体，从长计议。但我也说出了我的忧虑：社会对你的要求，已经由你在89年的角色奠定，如果作这种重新选择，是否会使往日的努力统统白费，而使历史失去一种积累？

在两种意见面前，老包表现出了徘徊。但他考虑的不是社会对他的要求，而是如果自己想回到学者轨道，官方也未必给机会。

事后的情况表明，官方的确没有给这批人机会。而老包后来的人生轨迹表明，他依然血性未改，选择了坚持和顽抗。

在二○○四年老包第一次病危时，我回忆到这个过程曾痛心不已！我知道，在“坚持”面前，老包收获了他的“尊严”和“人格”，但他肯定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作为一个外人，我可能会说，你“不朽”去吧，历史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你的牺牲；但作为他的朋友，总还是希望他活着、健康，乃至于是幸福的。

不论老包是否把我的意见看得重要，当时，面对被数架机器操控，被许多渠道“五花大绑”，胸衣开裂、满脸胡子拉碴、眼睛半睁半闭，只有“壮烈”二字可以形容的老包，我悔恨不已，痛哭流涕！



四、老包与《八九民运史》

对于自己的“新生”，老包不是没有过考虑。他曾对我提出过合作的设想。说自己因身份不便，已经无法公开活动，但他可以给我出主意，联系人，由我出面采访。他还拟定了一些选题，我记得其中第一个，就是他曾任职其中的民间文化团体——鲁军的“中国文化书院”。

出于过份独立的心性，我对这个建议未置可否。那时，他已经写出《未完成的涅盘》，我看了之后，倒是建议他写《八九民运史》。我认为他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且人脉广泛，在运动中又处于一个了解各方面情况的位置。我对他说，您是写这本书的最佳人选。

听了我的建议，老包沉吟良久，最后说，他没有这个考虑。

我当即表示，如果你不写，我就会写。老包回答说：“你写。我决不嫉才！”

就这样，书写《八九民运史》的工作，只在老包一人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起来。对别人，我只说我开始写小说了。事后，老包看了《史》的“征求意见稿”，赞扬了它的序言“写得好”。并就“三线计划”的问题，与我交换了信息和意见。这一点，我已在《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中有所交代。

对于那些当时仍深陷囹圄的人，老包是同情的；对于他们的家属，老包也基本上有求必应。但是，老包在做这些的同时，所含蓄表达的一个思想，迄今似乎并未引起注意，那就是，不仅要爱自己的爱人，还要爱别人，爱人民。

我领会，这是对一个在野政治家提出的“仁”的期望。



五、援手蒙面人“政治改革”计划

大约是在二○○○年十二月，老包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件事想和我商量，问我是否有时间。第二天见面后，他一改往日粗疏大拉，发号施令的口气，严肃而又娓婉地对我说，今天我找你，是想请你参加一件事，但在你同意之前，必须先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问这是谁的活儿；第二，不对任何人说，不论你参加与否。

我答应了以后，老包告诉我，有人想搞一个政治改革设计。他想让我承担“社会监督”这方面的设计。我说，第一，我不为当权者谋；第二，如果是与某某某有关的，不管任何事，你都不要找我。老包保证说，与某某某绝无关系。但是否与官方有关，老包没有直接回答，他希望我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经验。

我表示，政治改革是我的毕生追求，社会监督是我的本行，只要能让我直书，我可以承担。但这类设计已经太多了，我不希望在故纸堆里再增加一张“废纸”。老包又做工作，说他也是这样想，既然要我们做，就要直书。但骨头是直的，话却可以委婉地说。我们是为历史、为社会谋，不是为哪个人谋，我们只对良心负责。但结果是否能如愿？他不能打包票，他会和有关人士努力争取和协调，但妥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老包长辈的身份，如此苦口婆心，我已经无话可说，就把此事接了过来。

我同意后，老包又进一步地谈了应该写那几方面，有些问题如何措辞。譬如，人大的问题，就以用“改进”一类的说法。

对于此事，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抱太大希望，还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我没有留下关于它的准确时间记录，现在只能根据第一份提纲存盘的时间“二○○○年十二月六日”推断以后的进程。大约一周后，老包再次来访，我给他看了自己绘制的“社会监督体系立体图”，还有一份手写的提纲。他当场认可，还嘱我成稿时，将示意图附上。（提纲附后）

此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由于写得兴奋，我也就没有管它的下场。一口气写下一万多字。写好后放在那里，等待老包现身。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包第三次来访，并取走了文章。

这事的结局究竟如何，我并不知知道。很久以后，看到香港《开放》杂志披露，江泽民曾委托某某起草政治改革方案，但结果令老江很不高兴。我不知道这与我参与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如若是同一件事，结果应是必然的。——不论你如何婉转，这分明是在于虎谋皮。

我对之十分淡然，以后再见到老包，知道他的为难，我也从未提起。但老包似隐隐地怀有歉意。



宅心仁厚的老包

一九八六年九月，老包曾和一群朋友创办了“文化哲学”丛书，邀请我列名编委，并介绍我认识了一批新朋友，将我从人生的谷底拯救出来，这是老包于我私人有恩的第二件事。老包的宅心仁厚，也由此可见一斑。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我的处境开始操心起来。有一次见面，竟说到，如果不嫌弃，他可以试着为我谋一个为私人医院看大门的工作。但此事并无下文。

以后，我和王鹏令谈恋爱，找老包咨询，老包说了他许多好话：

其一，六四开枪的那天黄昏，他回家取东西，碰见家住附近的鹏令在散步，王对他说，在这种时候，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千万对我说。他还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告诉了老包。可见他是一个仗义的人。

其二，老包说他生平见过两个最“狂”的人，一个是丁学良，另一个就是王鹏令。他说，人要有资本，才狂得起来呀！他认为二人是有资本的。

其三，他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委员，这个职务说明，他的人际关系至少不坏。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很难相处，有些人学问好，但生活在一起却不一定好……

老包能考虑得这么具体，真真令我感激涕淋。这也说明，他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我能在单身十余年后，以如此高龄远嫁荷兰，虽然是自己 “高烧九十度”所致，但与老包和胡鉴美两位长辈的“保媒”，应是分不开的。

老包为人厚道，表现在他从未与我谈过别人的是是非非。关于他的不顺，我都是从其它朋友那里得知的。但是，贾新民的自杀事件，却几乎令他有点沉不住气。

老包和贾新民同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但都因不明原因离开了自己心血灌注的事业。对于老贾的突然自杀身亡，老包和我，都是极其意外的。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徐晓打来的电话，说老贾死了，死于意外，不知道是否应该通知某某某。我感到十分震惊，于是给老包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详情。老包问我是不是搞错了？一个多月前，他还和老贾见过面。当时，老贾完成了他的课题——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计划的一套丛书，还请老包吃饭，以示庆祝。席间，他们还聊到，老贾与现任科学院副院长挺哥儿们，当时流行的“科技创新”的口号，还是出自老贾的创意。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走了呢？

更奇怪的是，老贾死了，我们这些老朋友，怎么都不知道呢？

第二天，老包打来电话，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述说：老贾死于十二月十二日，是从他所住的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宿舍楼的十六层高楼上坠楼身亡。后事早已处理完毕，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们各自都从自己的熟人那里听到一些老贾自杀前的情况，各种当事人和间接知情者的说法均不一致，有些事情的追溯，令人困惑、痛苦，令人感叹人生的无常，乃至于荒诞！

对此，老包有一点不依不饶。我虽然觉得事情蹊跷，有探索的欲望，但我却不堪面对当事人们的痛苦。所以，我最后对老包说了一句话：老贾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如果追究下去，势必对活着的人造成压力。以死人压活人，算了吧！相信当事人会更加痛苦，吸取教训，不再重犯就行了。

此后，我将这次侦探的情结转移到研究毛泽东的公私案件方面，老包也再未提到过这件事。他的内心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他终究也是爱护活着的人的。我希望，活着的人，也能体会老包的这份仁心。

送老包的那天，因为张显扬在电话中一再嘱咐，“不要过桥”，我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好容易找到东郊殡仪馆，赶上了仪式的结尾。对此，我对老包和他的家人深怀歉意！我也希望活着的人，能够迅速地从这个变故中走出来，这样或许老包会感到更安慰，也走得更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