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0月31日 - 从日记看蒋介石

1887年10月31日 - 从日记看蒋介石

蒋介石，又名蒋中正，祖籍江苏宜兴。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奉化。

1908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辛亥革命后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东北易帜后，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

1937年，领导中国军民对日本入侵者宣战到一九四五年取得胜利，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导人之一。

1949年，国共内战中兵败退往台湾。

1975年，在台湾逝世。

蒋一生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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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蓝慧：《蒋介石日记曝光：让他走下神坛和祭坛》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台海两岸的学者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这两年来的缜密研究，一致认为这些日记具有高度真实性及权威性，颠覆国共两党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现蒋的民族气节及抗战功绩，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质上的优缺点。日记中的种种细节，推翻了两岸历史教科书的论述，势将改写中国近代历史。
　　
　　这儿黄昏的余晖有一种目眩的感觉。落日照在史丹福大学校园的钟楼上，衬托校园西班牙式的建筑，映照出一种如幻如真的光晕。来自台海两岸的学者，走出胡佛研究院的大楼，刚好可以见到这幅和神州大地很不一样的风景，嗅到加州南湾区徐徐吹来晚风的气息。他们过去从没想过，会在美国的土地上，走进一个前所未知的中国历史世界，发现了颠覆国共正统论述的历史秘密。
　　
　　他们来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众多学者都沉迷于蒋介石龙飞凤舞书法中所隐藏的秘辛。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两岸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说。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多年、以千万计的文字，不仅记录了蒋的隐私（如蒋嫖妓及色欲，详见四十四页专文），也揭露了他各项重大决策时的心理状态。
　　
　　这大半个世纪的日记，也使蒋介石走下了国民党的神坛和共产党的祭坛，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再是国民党论述中“主义、领袖、国家”中的不可一世、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也不是共产党论述中的“卑鄙、卖国求荣、不敢抗日的人民公敌和资产阶级吸血鬼”。
　　
　　但来自两岸的学者都同意：蒋介石日记显示，他是极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领袖，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也陷入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之中，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著“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一九七五年在台湾去世。
　　
　　但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出现，也逐渐让蒋介石回到中国民间，超越国共斗争的框框。千秋功过，让日记成为各方评说的最新依据。
　　
　　胡佛档案馆的规定是，目前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蒋介石日记，都已向外开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证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内阅读日记的影印本。但规定，不能带手机、照相机或任何摄影器材进去，也不能自带纸笔，而只能使用胡佛档案馆提供的纸笔。
　　
　　但不少研究学者其实更关注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情况，尤其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事件、雷震因组织反对党而被诬为“匪谍”坐牢，更不要说台湾当时的文字狱事件，从柏杨、李敖、陈映真等因“思想问题”而入狱的冤案。学者都希望从蒋的日记中看到他当时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对付台湾上升的民主力量。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是争取蒋介石日记“暂存”史丹福大学的关键人物。祖籍湖南的郭岱君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新闻秘书，她一九九七年辞职后在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任副教授。二零零零年起担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两年多前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将蒋日记暂存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院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蒋日记原来是在蒋方智怡的丈夫蒋孝勇手上。蒋经国把日记交托给蒋孝勇，他过世之后，蒋孝勇在一个机会里把日记都拿出去了。后来蒋孝勇生病，临终前嘱咐蒋方智怡，他说：“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场所保存，整理、运用。”
　　
　　如何说服蒋方智怡？郭岱君说，她曾透过一些管道了解到蒋方智怡一直想寻找一个专业的、客观的适当地方来存放两蒋日记。她并没有要自己占有，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将日记好好保存，并且公开给学者研究。郭认为胡佛研究院是非常合适的：一方面是它的专业，二是胡佛研究院拥有强大的研究群，三是史丹福大学在世界上的声望，第四，当今两岸政治情势，台湾目前政治情势不稳定，中国大陆也还不成熟。
　　
　　前后谈了近两年的时间，蒋方智怡于二零零五年的夏天终于同意。虽然暂存胡佛研究院，但蒋方智怡认为，这些资料是元首的资料，她不愿意它们永远流落在外国，她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日记还是要回到中国土地上。
　　
　　按照合约，蒋介石日记开放前，内部只有四个人可以看。胡佛研究院代表是郭岱君和马若孟(Ramon Myers)，蒋家就是宋曹利璇（宋美龄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还有一位是秦孝仪的学生、代表蒋家从台湾去的潘邦正。宋曹利璇不但代表蒋家，还代表宋家和孔家看日记和资料。她是蒋宋孔三家年轻一代目前在美国唯一可以自由使用中文的人。
　　
　　郭岱君说，内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进度目前已看到一九六二年了。她将和方智怡商量，如果她同意，希望尽快再开一批。她非常希望把五十年代日记都开放，因为五十年代是整个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蒋介石领导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奠定了台湾日后发展的基础
　　
　　为了保护原件，目前公开的日记都是影印本。胡佛研究院与蒋家有工作上的协议，有关隐私，例如蒋辱骂什么人或提到他人极大的隐私，而其本人或直系亲属还在世，就暂不开放；或是有关蒋家个人极度隐私，像是疾病之类的，都暂不开放。但根据合约，这些暂不开放的，在二零三五年也全都会开放。目前资料暂不开放的极少，万分之一都不到。胡佛研究院很负责，暂不开放的会“盖住”，并注明暂不开放，学者看到的是一块黑的框框。
　　
　　影响近代中国非常深远的关键人物蒋介石的日记曝光后，两岸三地学者络绎于途，赴美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各方学者认为，目前暂存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势必改写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历史论述，改写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详读过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后，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同院士）杨天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吕芳上也认为，在蒋介石日记以及大量史料公布之后，民国史应该重写。
　　
　　一直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是争议焦点。蒋日记呈现出他是民族主义者。蒋在日记里看得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讲：“中日难免一战。”蒋认为日本要看到中国亡国，“日本必亡中国”。他知道中国没有能力对抗日本，所以，他尽量拖延正式开战时间，让中国争取时间备战。
　　
　　杨天石发现，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蒋亲自拍板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弊病其实知之甚详，曾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劳动国民党”；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蒋的日记记载有：美国人想把孙中山儿子孙科捧出来取代我。后来蒋亲自约见孙，痛骂他误党误国。还在日记中骂孙为“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
　　
　　吕芳上刚从美国胡佛研究院研究蒋日记返台，他说，蒋介石日记对民国史研究的另一重要价值是，补足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蒋一九二三年底访俄的感受、北伐后期东北易帜秘密交涉、一九三零年二月汤山事件蒋介石和胡汉民关系的恶化，日记里都有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有的是详细心路历程的描绘。
　　
　　连续两度前往美国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吕芳上认为，蒋的日记呈现他从平凡人到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奋斗历程，显现他从不同的环境中，自我修练，走上政治之路。过去对蒋的评价呈现两极，有人认为蒋是伟人，也有人认为蒋是流氓，各有观点。吕芳上强调，蒋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历史应还给他本来的面目。
　　
　　吕芳上说，过去海峡两岸官版定调的书，年轻人不看。现在正是重写历史书的适当时机。吕芳上强调：政治是一时的，学术是长远的，应运用新材料重写民国史，回到比较公平、客观的论述。
　　
　　多年来，蒋介石在两岸有不同的形象，是两个极端的评价。国民党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共产党有一段时期称蒋介石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过去两年多，各国学者、记者汇集于胡佛研究院，研究来自台湾的蒋日记，为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探索当时决策人物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为中国百年来的发展找出历史的脉络。
　　
　　蒋介石在两岸的历史地位翻转，一个蒋介石，两岸各自表述。到底历史的真相为何？蒋介石日记的曝光，经学者研究后，正是改写历史的开始。
　　
　　中国近代历史转弯处，蒋介石是重要的转折决策者。
　　
　　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提及。
　　
　　杀陶成章得中山信任
　　
　　民国成立后，国民党改组，国父孙中山先生觉得这党的纪律不够，需要改组，加强党的纪律。这时候，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说要对党主义、对总理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这两人反对最力。黄兴与世无争，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先生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
　　
　　孙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也没有对陶怎样。这时，是陈英士向蒋提到陶的问题。蒋其实是跟著陈英士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时避避风头。但是，蒋还是找到他。蒋与另一个人一起刺杀陶成章。蒋认为革命大业，陶为什么来搅局。
　　
　　郭岱君说，过了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到，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这也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也是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相当的政治上的技巧。
　　
　　对日抗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到底为何？郭岱君说，中共权威学者张海鹏坦承，他是抱著点怀疑来看蒋介石日记的，结果却不得不承认，蒋确实是民族主义者。
　　
　　当时，蒋曾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也是蒋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时候。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杨天石说，过去他读到这一批示，以为蒋主要是批判传话的天津市长萧振瀛，现在才知道，蒋其实是同时批评萧和孔祥熙，可见蒋确实是坚决反对与日本和谈的。
　　
　　据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指出，对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蒋的日记著墨不多。当时，在蒋来说他思考的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直到后来事件扩大了，死了很多人，他发现事情严重，因此他在日记里觉得是“人谋不臧”，他认为是人事问题，换句话说是怪陈仪，要付很大的责任。后来他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和监察委员杨亮功来台调查。他们回去之后据实以报。陈仪数次要求要派军队，蒋在日记中一再强调“勿滥杀无辜，除首恶者”。
　　
　　蒋介石的日记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除了一九二四年遗失外，一共有五十五年都是完整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的原始日记可能遗失了，于是，蒋在一九一七年摘要回溯记录。终其一生，蒋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不停的记载日记，由二十八岁一直记到八十五岁，五十七年时间，蒋介石以中国书法的行书写日记，平均每天花一个多小时，记述自己的心路。即使兵马倥偬，也从不间断。
　　
　　公开蒋介石日记时，日本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共通社都派人来到胡佛。《读卖新闻》甚至派了一个记者住下一个星期，专门看日记。郭岱君问,《读卖》记者：你到底想看什么？他说，日本人想知道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郭岱君介绍说：“蒋在日记里一方面很恨日本人，称他们是‘日倭’、‘日寇’。说日本就是要看到中国人亡国，说他们要‘谋我’、‘灭我中国’。但又熟知日本的长处，他训话时，又经常骂部下不如日本人。”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潘邦正是四位可最早阅读蒋介石日记原稿的学者之一。潘邦正已看到一九六二年蒋日记了。对于新内容，潘邦正说，依照规定，尚未开放的内容不能透露。潘邦正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重新引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热潮。主要因素为蒋日记的内容包涵广阔，尤以政治、外交、党务、军事、经济、农业、工业、财政最为丰富。除了日记本身之外，蒋还在日记里记大事、剪报、反省、札记，或个人档案。一本日记大约四百页，每页以两百字计，一年有八万字。预估至少有四百多万字以上，量很大，内容也很丰富。
　　
　　许多人关心蒋介石日记的真伪。亚洲周刊实地走访并且采访相关学者，求证存放于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内容的历史真实性。
　　
　　日记真实性受肯定
　　
　　历史学者杨天石说，胡佛档案馆所藏蒋日记是原件，而且内容真实性很高。因为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许多个人隐私。他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促成蒋日记存放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指出：“蒋在早期年轻时的日记，确实是真实反应他内心的想法，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国家元首，根据他的日记，年轻时他还想去做生意，搞股票，还想到美国留学。北伐之后，他在军事上成为重要人物，尤其是抗战时，他成为国家领袖，下笔之间也许有分寸。但是，看过内容就知道，这日记还是他个人重要纪录，是他治国及修身的参考。”
　　
　　过去研究蒋介石的主要依据包括：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钞，里面收录的是蒋青年时代的老师、后来成为其秘书的毛思诚所抄录的日记摘抄本。还有台北国史馆所藏《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等五种抄本、以及秦孝仪所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也摘录了蒋的不少日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说，过去读过一些经过蒋介石自己事后修改或国民党机要人员整理的蒋介石日记等文献。不过，这些经过摘编过的日记，有些在不同的篇章，会出现“同一天同一段文字里，不一样的表述或内容”。
　　
　　详读过各种摘抄本的中国历史学者杨天石说：蒋日记公开后，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杨天石曾远赴台湾、日本与美国查阅蒋介石资料。他指出，过去所见到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经过修编的抄本或节录本，而胡佛研究院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则是原件，可以“深入历史细微处，看到那些大历史背后的枝蔓”。
　　
　　不过，正当中国大陆逐渐比较客观的评价蒋介石之际，国民党于二零零零年在台湾失去执政权，民进党执政，蒋介石成了“去中国化”的攻击目标。民进党在台湾进行一连串“去蒋化”行动，今年三月十四日高雄市政府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文化中心，并连夜拆移蒋介石在该中心的蒋介石铜像，切割成两百多块，震惊全台，引来国民党与民进党“护蒋”、“去蒋”之争。
　　
　　曾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指出，近二十多年来，随著大量原始档案的陆续开放，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宽松，因而中国大陆有关民国历史的研究已由“险学”变为“显学”，成为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为了采访蒋介石日记内容，亚洲周刊记者从两岸三地、亚洲到美洲，历经长时间的调查、采访，在蒋介石“伟大领袖”与“人民公敌”的两极形象中穿梭，而蒋介石日记像全新的地图，引领历史学者与中华民族，穿越传说中的魔幻迷雾，跨越流言与神话的丛林，发现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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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周刊》黄清龙（资深记者，现任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天石认为蒋的日记真实记录了许多隐私和行事思考，极有研究价值。蒋是民族主义者，他在抗战中的“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都有背后原因，非如外界所猜测；蒋也深知国民党弊病，并严厉批评，也令研究者修正以往的一些看法。
　　
　　在详读过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后，中国大陆研究民国史和蒋介石历史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同院士）杨天石教授作出这样的评价：“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
　　
　　蒋介石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写日记到一九七二年，五十多年从不间断，目前胡佛已整理好并公开的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记。杨天石去年曾到胡佛研究院看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的蒋日记，今年再度远渡重洋来到胡佛研究院，把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记看完。由于胡佛规定，查阅者不得使用任何摄影工具翻拍日记，包括相机、手机、电脑或者扫描器，要想摘抄日记内容，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杨天石必须逐页看过再逐字记下，已累积了上千页的笔记。
　　
　　望著密密麻麻的笔记，杨天石难掩历史学者取得珍贵史料的兴奋，他说，蒋的日记真实性高，因为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许多个人隐私，包括年轻时荒唐好色，逛妓院等都有记载。甚至为了解决性苦闷，日记中也记载：以“自慰振兴精神”。显然，这都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第二，蒋介石日记里什么人都骂，对章伯钧、张澜、黄炎培、左舜生这些人他固然没有好话，连最亲密的人也照样骂，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骂；另外，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骂得很难听。他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日记可信摘抄本贬值
　　
　　在蒋介石日记公开前，由蒋青年时代的教师，后来成为其秘书的毛思诚所做的蒋日记摘抄本未刊稿，曾是杨天石研究蒋的主要依据之一，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外，台北国史馆所藏《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等五种抄本，以及秦孝仪所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也摘录了蒋的不少日记。详读过各种摘抄本的杨教授说，蒋日记公开后，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首先，摘抄本文字量要少许多。其次，摘抄本对日记内容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文字的修、删、润等，例如把蒋日记中某些比较激烈的用语加以隐讳，或修改得比较温和。尽管大体仍忠于原意，但总是省略掉了若干内容；对历史学者而言，这些省略掉的内容很多还是有充分研究价值的。
　　
　　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厘清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重要转折点”，都会有重要的作用。即以他个人的研究来说，蒋介石日记也协助他修正了过去的若干看法。
　　
　　杨天石指出，抗战前，蒋是最早提出对日军“不抵抗主义”的人。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抵达山东，日本出兵占领济南，制造“五．三”惨案，试图阻挠蒋北伐。五月十日，南京国民政府的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态度，到底是打还是不打？结果决定采“不抵抗主义”。
　　
　　北伐时避开日军挑战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后来北伐军就避开日军，绕道继续北上。蒋介石当时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忧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
　　
　　蒋对中日军力的判断，影响到他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也与他决定“攘外必先安内”，执行清党剿共政策相关，这是历来中共方面对蒋批评最力之处。不过，杨天石认为，蒋介石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他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堂时就很突出。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以自我惕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蒋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也出现在“九一八”事变后，蒋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在日记中经常以“日倭”、“倭寇”来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认为已到最后关头，不能不战。盖因东北已被日本占领，不打的话，平津将沦为东北第二，接著南京也会成为平津的翻版。当时许多人反对开战，何应钦说至少须有六个月的军事准备才能一战，徐永昌、胡适、蒋孟麟也都反对。胡适和陶希圣曾联名上一条陈给陈布雷请其转交蒋，指中国此时不能打仗，否则中国的精华将毁于一旦，再也不能恢复。胡、陶建议承认满州国，以此换取五十年的和平，争取建设中国的时间。陈布雷给蒋写信说：胡、陶二人见解未必正确，但出于爱国之心。蒋在国防会议上提出胡、陶之议，他说：如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此议。但问题是日本根本不可信，当时日本内阁管不了军方。程潜因此在会中大骂胡是，居正也说应把胡抓起来。但蒋并没有惩罚胡，他把胡的条陈批示“留存”，后来还派胡当驻美大使。
　　
　　抗战打响后，国军节节败退，蒋一面指挥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同时又应日方之求，多渠道地秘密谈判。在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曾揭示过蒋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之间的联系与谈判。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日本透过当过天津市长的萧振瀛传话，萧报告孔祥熙，孔于是向蒋反映条件不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抗战打响即反对和谈
　　
　　杨天石说，过去他读到这一批示，以为蒋主要是批萧而非批孔。因此在他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曾指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不过，看了蒋日记后才知道，蒋其实是同时批评萧、孔的。换言之，蒋介石此时确实是坚决反对与日本和谈的。
　　
　　杨天石指出，他读了蒋介石的日记，最大的发现是，蒋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弊病其实知之甚详，他对党和政府的批评也比任何人都要严厉、尖锐。从日记内容显示，蒋对整顿党、整顿军队与整顿政府都有想法，对中共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的部分章节有相当高的评价。他曾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劳动国民党”，两种人才有资格加入，一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一是革命军人。如果这么做，那将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党员组成结构。蒋还提出，要在三年内造就十万个革命干部，让他们先到农村去待上三年，并主张让高中毕业生先下乡两年，了解农村，再投考大学。蒋也提到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军队要帮农民种地。蒋有这些想法，说明他认识到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和农村脱节、和基层人民脱节，所以他要重新建立国民党与农村以及基层的关系。
　　
　　曾倾向社会主义理想
　　
　　蒋对国军的腐败心知肚明，例如四处拉夫、抓壮丁，用绳子捆绑等。还有军队走私、吃空缺的问题很严重，汤恩伯部就是一例。蒋想整军，提出办法，�无法贯彻，有些表现差的将领仍不得不用。后来蒋号召成立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旧军队的问题，但不久抗战结束，蒋的计划也无从实现。杨天石认为，蒋有心整顿党、政、军的腐败，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后期的“制度性腐朽与制度性无力”，让蒋最终徒劳无功。蒋的想法一直到退守台湾后，才在五十年代初透过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实现。
　　
　　蒋的日记还显示，他对社会改革也很有想法。五四运动以后，蒋的思想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蒋也曾经是唯物主义者，提出过“不行不能知”的主张，这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而不仅是王阳明理学思想的阐述而已。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表示欣赏。他对弱势群体也有同情，日记上记载：四川佃农很苦。他看到江边拉纤的人劳动艰难，就说“愿代行之”。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惨重伤亡，蒋也在日记中提到：不知全国还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样的残酷对待。
　　
　　蒋也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当时四川地政局长萧铮建议成立土地银行，帮助无地农民借钱买地，蒋是支持的。蒋也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但当时的环境做不到。后来蒋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了解到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经下令，凡是国军收复的地区，之前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不必追回，承认农民的所有权。但这样一来，许多地主纷纷反映，他们在抗战中颠沛流离，又被共产党清算斗争，好不容易国军收复了，却要不回土地。这些压力层层上转，因为蒋需要地主阶层的支持，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想法。蒋改革农村的构想，一直到撤退台湾之后，因台湾的地主和国民党政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才有机会推行下去，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与史迪威交恶之谜
　　
　　杨天石还澄清了蒋只是一介武夫的错误印象。过去一般都认为蒋不爱读书，没有思想，但从日记来看，这种看法不正确。蒋是军人，除了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很自负，对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许多文告都是亲自撰写的，他还在日记中形容自己“笔力雄健”。抗战期间，即使军务繁忙，甚至在重庆大轰炸中，蒋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抗战期间，他最常读的书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讲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的思想和学术传承，其中包含了许多个人道德修养与待人接物的道理。
　　
　　抗战期间蒋与驻华美司令史迪威关系恶劣是人尽皆知的事，史迪威的日记曾记载有：“要解决中国战区问题，必须把蒋除掉。”蒋在日记中则骂史无人格、卑鄙无耻。蒋对史迪威不满已久，并决心换掉他，多次指令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此事。但宋蔼龄、宋美龄都保史。宋蔼龄保史是为不让宋子文权威上升，影响到其夫孔祥熙。最后蒋考虑到临阵换将对作战不利，决定不换史了。由于宋子文已在美国展开换史的活动，并且得到美方同意。他对蒋抱怨说：以后不能再当你的驻美代表了，蒋一度沉默不语，宋又说：以后无法与你共事，蒋大怒，要宋“滚蛋”。蒋日记中提到：“宋飞扬跋扈、自私，二零年代时以财政控制我，后来又联合鲍罗廷（按：俄国代表）对付我，常以个人私见破坏国家大事，如今又出此坏主意，此人绝不可用。”事实上，蒋深知宋子文的才干，多次在危急时起用宋子文。
　　
　　相对于宋子文的“飞扬跋扈”，孔祥熙对蒋的态度则柔软、圆润得多，蒋也十分倚重。但杨天石发现，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蒋亲自拍板的，这和外界以为蒋包庇孔、宋家族有很大出入。当年发生美金公债案，有国民参政议员提出检举，指控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涉入。蒋一面帮孔缓颊，同时指示密查，结果发现确有其事，于是找来孔祥熙谈话，未几，孔自动请辞。
　　
　　美计划暗杀蒋介石？
　　
　　曾任史迪威助手的美国少将多恩（Frank Dorn）最近出版回忆录指出，开罗会议后，罗斯福和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谈话，罗问蒋能支持多久？史说如再发生像日军进攻宜昌这样的事，蒋必定垮台。罗说：“如果这样，我们就得准备和另一批人打交道。”会议之后，史迪威到桂林找来多恩，当面告诉他：“来自最高当局的口头命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杀蒋的计划！”史迪威并强调：“这只是个计划。”多恩于是找了两个助手，订出杀蒋的三个方案，向史迪威回报，分别是枪击、下毒以及制造飞机失事。史选了第三个方案。多恩说：“这样我们就得付出一些本钱”，意指必须有美籍人员牺牲，因制造飞机失事，美籍驾驶员等人不可能幸免。史迪威则说，那也只好牺牲。多恩仍感不妥，还提到“美龄怎么办？”但后来多恩一直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盖棺多年评价渐改变
　　
　　另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因国军战事失利，重庆出现许多对蒋不利的谣言。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蒋的日记记载有：美国人想把孙科捧出来取代我。后来蒋两次采取措施，先是要吴铁城设法分化孙的党羽，让孙孤立，再让吴找孙谈话，警告他，然后蒋亲自约见孙，痛骂他误党误国。在日记中蒋骂孙为“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蒋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著中常委的面痛斥孙科，骂得他低头，哑口无言，并要他“滚蛋”。骂了仁厚，蒋又在日记里自己检讨：暴怒是不好的。杨天石认为，孙科是否真获美国支持而有取蒋代之的计划，迄今并无美方的文件可供佐证，相较之下，多恩回忆录上提出的杀蒋计划还更可信。因这是其本人的回忆录，非来自第三者，也不是道听途说。但所谓“最高当局”是谁？是罗斯福总统？还是史迪威假借“最高当局”之名的一项杀蒋构想？则有赖更多的材料佐证。
　　
　　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而且分歧很大。多年来，国民党方面的宣传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共产党方面在一段时期则把蒋介石描述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这两个极端评价，在杨天石看来都失之夸张。然而吊诡的是，正当中国大陆逐渐从“可以研究蒋介石”，开放到“应该研究蒋介石”，愿意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之际，台湾的“去蒋化”风潮却正方兴未艾。一个蒋介石在两岸仍然处于“各自评价”、“褒贬易位”的局面。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与参与者。如何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评价蒋介石，不仅攸关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更是推进和发展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指标。多年前，杨天石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演讲时，曾提出“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的建议，因为许多史料和史实都说明，旧的解释体系已经破绽百出、不足以适用。他认为，未来历史学界要努力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其中之一是要走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框架。当年，两党斗争时，互称为“匪”，自然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二是要以准确的史实为基础，检验既往的所有历史判断，包括毛泽东对近代史的一系列看法。符合客观历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观历史者则修正之。两岸学者解读蒋介石日记，理应从这样的视野出发。
　　
　　杨天石强调，历史研究是个长期的过程，几十年、几百年后还会有人研究蒋介石，光是胡佛现存的蒋介石日记，就可以再研究个五十年到一百年。要问胡佛档案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有助于建立一套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