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30日 - 匈牙利发生动乱

1956年10月30日

匈牙利发生动乱

1956年10月30日，已连续多日的抗议活动由于政府施加压力而演变为全面性战争。抗议者为匈牙利人，镇压者为苏联军队。

抗议初期，匈牙利警察打响了第一枪，试图控制布达佩斯无线电台大楼外面的人群。抗议者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同时要求已经被苏联人赶下台的纳吉总理复职。可是，布达佩斯电台称这些抗议者为法西斯分子。一些政党也指责抗议者“试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等等。

10月23日，纳吉被复职，可他上台后不久即指使苏军镇压支持他的抗议者。10月30日，匈牙利的反苏抗议斗争由此演变为全面性战争，从布达佩斯蔓延至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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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凤菁：《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节选）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1、10月23日的钟声

匈牙利的10月底正是摘葡萄的季节，经常天气阴霾、雾气沉沉。1956年10月23日（星期二）却是个少有的晴天。这天风和日丽，和煦的阳光沐浴着坐落在多瑙两岸的布达佩斯，使这座千年古城充满生机。

那天早晨，全城一些主要街道的墙上、树上贴满了传单，吸引着匆匆去上班的行人。他们一堆堆地挤在一起，都想看清传单的内容，最后往往由站在最近处的人高声朗读，众人侧耳静静的倾听。传单上写的是大学生们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告知市民们当天将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

来自波兰的消息前一天就已传到匈牙利：波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挫败了苏联的干涉，把1949年被贬的哥穆尔卡扶上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座位。匈牙利青年为此深受鼓舞，也想按照波兰人的样子去做。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当晚在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召开会议，到会者多达2000多人，决定次日举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裴多菲俱乐部闻讯也连夜召开领导成员会议，讨论在当时形势下应采取的立场。与会者们最初态度犹豫，担心在激动气氛下群众的行动会走向极端。但当听到赶来旁听会议的大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举行示威的决心已定，他们才决心赞同大学生们的要求，决定参加23日的示威游行。作家协会、劳动青年联盟等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们眼看示威游行已无法阻止，认为只能参加和从中引导这一行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极端行为。

匈牙利大专学生联合会22日开会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后来人们归纳为12点、14点、15点或16点等不同文本，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一致的。其中最详细的16点文本内容如下：

1.我们要求全部苏联军队按照和约条款立即撤出匈牙利。

2.我们要求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全体党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下、中、上层的干部。这些干部应该尽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3.必须在纳吉伊姆雷同志领导下改组政府，立即解除所有在斯大林一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的职务。

4.我们要求对法尔卡什米哈伊及其帮凶的案件进行公开调查。拉科西马加什，作为最近时期所犯的所有罪行以及使我们国家陷于崩溃的主要负责者，必须被解回国和将其送上人民法庭。

5.我们要求在全国举行普遍的、平等和秘密投票选举，选出一个有多党参加的新的国民大会。我们要求保障工人罢工的权利。

6.我们要求在政治和经济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审查和调整匈牙利与苏联以及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7.我们要求吸收专家参加，对匈牙利整个经济生活进行改造。必须从匈牙利具体条件和我们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重新审查我国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整个经济体系。

8.必须公布我们的所有对外贸易协定以及永远无法付清的赔款的确切数字。我们要求坦诚的公布有关我们铀矿储藏、开采以及在这方面给予俄国人特权的精确资料。我们要求匈牙利按世界市场价格自由的出售铀以换取硬通货。

9.我们要求全面修订工业生产定额，立刻彻底调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薪金。我们要求确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

10.我们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实行交售制度和合理地利用农产品。我们要求平等对待个体农民。

11.我们要求由独立的法庭重新审查一切政治、经济案件，释放被判的无辜者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我们要求立即遣返在苏联的战俘和被流放者，包括匈牙利境外的犯人在内。

12.我们要求完全的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我们要求建立自由电台和为匈牙利大学生联合会创办一份大量发行的日报。我们要求公开和销毁现有的人事档案。

13.我们要求尽快拆除作为斯大林主义暴政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斯大林像，代之以1848－1849年为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难烈士的纪念碑。

14.我们要求以过去的匈牙利科苏特纹章代替现在使用的匈牙利人所不熟悉的国徽。我们要求匈牙利部队采用符合民族传统的新式制服。我们要求3月15日为公休的国庆节；10月6日为国丧日，届时学校放假以表纪念。

15.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青年一致宣布他们完全支援波兰和华沙工人及青年进行的波兰独立运动。

16.建筑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将尽快成立匈牙利大学生联合会地方分会，并决定于本月27日星期六在布达佩斯召开一个有全国青年代表参加的青年议会。

学生们的上述各项要求主要集中在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这三大问题上，全面地表达了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地政治要求。因此，这些要求一经张贴到街上，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就像清水落入滚烫的油锅，激起沸腾。居民们聚在街头，一面倾听别人高声朗读这些要求，一面默默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不时还低声发出简短的评论：“对！”“好！”“正是这样！”他们为终于盼到了可以当众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天而激动不已，一些老年人甚至为此眼里噙满热泪。

就在这时，坐落在市中心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编辑部大楼里也卷起风暴。信息灵通、政治神经格外敏感的党报工作人员们清早就举行会议，讨论面临的紧迫形势。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记者们强烈要求对报社领导进行改组，一位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副总编辑当场被迫提出辞职。这个会议没开完就中断了，随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党中央，警告格罗一伙应该尽快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不然会为时过晚，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在此之前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中竟无一人留在国内，他们去南斯拉夫谈判已经一个多星期。这个致力于改善匈南关系的党政代表团10月15日启程赴贝尔格莱德同铁托进行“和平谈判”，其阵容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政府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党中央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另外还有奥普罗安道尔和科瓦奇伊什特万。在国内政治气氛已很紧张之时，格罗还沉醉在这次访问的成功之中，全然不知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车站以沉稳和满意的声调发表了一个谈话：“从第一分钟起，谈判就是在真诚的同志式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谈卓有成效，因为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当他得知学生们的游行计划之后，显然被激怒了。

当天上午，格罗在里瓦伊、卡达尔和马罗山的陪同下接见了《自由》代表团。格罗的态度冷漠、高傲。编委会负责人霍尔瓦特马尔通陈述了编辑部的观点：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要求，这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最后机会。格罗的回答结结巴巴，然而态度很坚决。他指责来访者丧失理智，低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他说，党和政府有办法对付制造混乱者，游行将坚决禁止。代表团中有人问如果青年们不顾禁令坚决游行怎么办。格罗和里瓦伊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就开枪。”里瓦伊还气愤地一再重复“那就开枪”这句话。卡达尔在这次接见中态度比较温和，但在实质上也支持格罗和里瓦伊的意见。

中午12时53分，电台开始播放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发布的禁止游行的通令：“为了保障社会秩序不受干扰，在未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内务部不准在街道公开集会和举行游行。”

党和政府领导人这时还在玩火。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和大学生们多次派出代表去党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代表们指出，禁止游行的通令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党的领导要为因此产生的后果负责。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在场的党的领导人慌作一团，忧心如焚，但又一筹莫展。当时参加会见的代表纳吉鲍拉日在他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党政领导人会见代表时的慌乱情景：“格罗是从办公室冲出来的，其他人面色苍白，束手无策。奥普罗安道尔高举双臂哭声哭气地向裴多菲俱乐部负责人坦佐什加博尔央告说，

‘……请你们挽回局面吧！’

下午2时23分，电台再次中断正在广播的节目，宣布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解除不准在街道集会和游行地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事在1956年10月屡见不鲜。电台接着还广播了当晚八点格罗将发表广播讲话的消息。

至于禁令是如何解除的，后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群众代表要求的结果。也有人说在内务部高级官员会议上，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提出反对禁止游行，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洛什部长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格罗，征得他得同意后解除了禁令。还有一种被认为更可靠的说法：武装力量的指挥者们告知格罗，如果得不到可以开枪的命令，他们无法保证能成功地阻止群众上街，格罗这才同意解除禁令。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禁令的解除得到了格罗的许可。在此之前，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已被派往各处说明禁止游行的必要性。其分工是卡达尔去电台、马罗山和奥普罗去工会、里瓦伊去《自由》、比洛什去内务部。

在一天之内的不长时间里，电台反复广播内务部长的禁令和解除禁令的公报，使整个首都以至全国都已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使他们进一步看到领导人的僵化、无能与优柔寡断。学生们的游行开始时，布达佩斯的许多市民早已聚集在街头。当青年学生们还在多瑙河边的裴多菲铜像下集合时，禁止游行的通令尚在生效。青年们把游行的集合地点选在裴多菲铜像下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十九世纪的爱国、革命诗人裴多菲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领袖。1848年－1949年他参加领导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主革命和参加了此后的独立战争，最后战死疆场现出26岁年轻生命，成为匈牙利青年长期崇拜的偶像。裴多菲铜像高达数米，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他当年朗诵号召人民革命的力作《民族之歌》的情景。青年们从四面八方朝这里涌来，广场上和附近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有的打着国旗和红旗，也有少数人举着表示支持波兰人民的标语牌和横幅。

下午3点这里开始举行示威活动，但是时间持续不久。著名的青年演员申科维奇.伊姆雷朗诵了《民族之歌》，作家戴里.蒂博尔转达了作家协会对学生们的支持，然后由一个学生宣读“十六点要求”。接着，数千人从这里出发，高唱《科苏特之歌》、《马赛曲》和《国际歌》开始示威游行。根据原定路线，示威群众经过科苏特.拉约什大街等地奔向玛尔吉特桥，然后过河去贝姆广场。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较少一部分人按照另一个计划在高尔基林荫道的波兰大使馆门前集合，那里的马路拐弯处便是作家协会的办公楼。这批群众的游行开始后，一些作家走在这支游行队伍的前列，其中作家协会主席莱什.彼得最引人注目。他那蓄胡须、穿高统黑皮靴的形象早为全国所熟悉。解放后这位作家曾是民族农民党领导人。

后来，这两支游行队伍在拉科齐大街与博物馆弯路的交叉处会合，声势更加浩大。沿途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下来为游行者让路，小汽车纷纷拐进旁边的胡同。行人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惊奇地观看，有的干脆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住宅楼和办公楼的窗户全都敞开，里面的人探出头向游行者挥手欢呼。队伍所到之处，商店、餐馆停业。售货员、厨师、侍者都被卷入人流，甚至有的电车乘务员扔下车里的乘客，自己跑去参加游行。一些人自动在队伍中维持秩序。起初，人们呼喊的口号是“以波兰为榜样，走匈牙利大道！”“波匈友好！”“自由！”“独立！”之类。后来的调子不断升级，很快喊起“推倒斯大林像”“苏联军队滚回去！”“拥护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进政府，拉科西进多瑙河！”“谁是匈牙利人，同我们在一起！”等等。

潮水般的人流涌到西车站附近已经四点多钟，大批下白班的工人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游行队伍。这时有人打出挖掉苏联式国徽的匈牙利国旗，被挖去的部分留下一个大窟窿。许多人纷纷效法这个“发明”。每栋房子的守门人本来都保存节日时悬挂在大门口的国旗，游行者可以轻易地从他们那里得到，所以后来打出的被挖去国徽的国旗越来越多。

贝姆广场在多瑙河对面的布达一侧。贝姆•约瑟夫是位波兰将军，1849年独立战争期间任匈牙利国防军总司令，打过不少胜仗，后来成为匈波友谊的象征。因此，游行者选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支援波兰人民。贝姆的塑像竖立在广场西侧，从佩斯游行过来的群众已把整个广场和附近的空地、街道挤的水泄不通。裴多菲军事政治学院的800名学员在教官们率领下也加入了示威游行者的队伍。这个学院是为军队培养政治干部的，学员都是工农出身，而且全部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出现，无疑在人群中又引起一阵激动。作家协会主席韦莱什•彼得站在一辆汽车顶上，首先向游行群众讲话，然后由大学生代表再次宣读“十六点要求”。接着，在人群中的这里那里，不断有人即兴发表演说，别人把他们抬在肩上，只是在嘈杂之中很少有人能听清他们在讲些什么。

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贝姆广场上的人群开始四散。有的走回家去，大多数人却余兴未尽，又通过玛尔吉特桥回到佩斯一侧，奔向国会大厦。这座本世纪初兴建的格特式建筑是国会和政府所在地。它门前的巨大广场上很快黑压压地挤满人，据估计最多时达20－30万之众。在匈牙利1848年民主革命和1918年“紫菀花”时期，这里都曾出现过这种群众自发地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面。

人们高呼口号，要求纳吉.伊姆雷向他们讲话。但是纳吉.伊姆雷这时并不在这里。广场上的照明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忽然全部熄灭，大家立即将手中的报纸、传单等卷成火把点燃。当照明重新恢复时，群众由于不耐烦，情绪更加激昂，不断高喊“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在哪里？”政府土地部长埃尔德伊•费伦茨走上国会大厦的一个阳台试图讲话，但是广场上顿时嘘声大作，他被轰了回去。

当10月23日匈牙利已开始沸腾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并没有在首都。他应一位农民的邀请，到巴拉顿湖北岸的鲍道楚尼去过葡萄节。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逸的快乐时刻。直到10月23日中午时分他才回到布达佩斯，朋友们向他介绍了群众的普遍情绪和要求。有人建议他参加下午的游行，引导青年不发生失控。他对此毫不考虑，甚至表示不同意学生们的游行计划，使朋友们不欢而散。当晚上群众在国会门前焦急地等待纳吉•伊姆雷讲话时，他的亲密朋友洛松齐•盖佐、瓦沙尔海伊•米克洛什和阿策尔•道马什等人乘汽车赶到纳吉•伊姆雷在欧尔肖街的住所，催请他立即去同群众见面。纳吉•伊姆雷问明情况后还有些犹豫不决，但在大家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动身了。他在车里看到街上的国旗都被挖去了国徽，不禁惊奇地叫道：“你们看那些旗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布达佩斯10月的夜晚已经很凉，但他这时却在用手绢不住地擦拭额上的汗珠。

晚上8点左右，纳吉•伊姆雷来到国会大厦。他出现的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的胜利。纳吉•伊姆雷用手示意大家肃静，人声鼎沸的广场很快鸦雀无声。他开始讲话了，首先向在场的人群称呼：“同志们！”这时四处忽然响起口哨，人群也开始骚动，许多人又节奏地呼喊：“我们不是同志们！”待广场上稍微平静一点，纳吉•伊姆雷才接着讲下去。他的讲话很短，大意是说对匈牙利青年表示尊敬，但是他说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在党内讨论和澄清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要维护秩序和纪律。最后，他要求大家快点回家去，显然想为事态降温。在场的人听后都非常失望，对他的热情明显地凉下来。纳吉•伊姆雷这时也不知自己如何是好。为了脱离困境，他建议大家合唱国歌，并且自己带头唱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泱泱不快地离开了广场，大部分人仍然留在那里。朋友们都从纳吉•伊姆雷的神情中察觉到，他对自己讲话效果之糟感到沮丧。然而，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失利的原因在于尚未调整好自己与群众的关系。

在国会大厦门前的广场上发生这一切的同时，一些示威群众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他们来到城市公园旁边，想完成学生的要求中最容易办到的事：推倒斯大林塑像。这尊塑像是一座矗立在广场上的25米高、几十吨重的青铜像：足登长靴的斯大林站立在高高的基座上，手臂扬得高高地指向远方。这时，早已有人把一个大牌子挂在斯大林脖子上，上面写着：“俄国人，他们走时可别把我丢下！”

到这里来的多是产业工人。他们在塑像上套上上钢缆绳，想用拖拉机和卡车把它拖倒。由于塑像非常沉重、坚固，他们的多次努力都告失败。最后有两个工人找来电焊工具，在一阵蓝色的火焰和片片火花闪过之后，铜铸塑像的两膝部分越来越细。他们再套上缆绳去拖时，塑像便从基座上倒栽葱般地倒落在地上，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在兴奋中用卡车把塑像拖到位于市中心的博罗豪•路易佐广场的民族剧院附近，七手八脚地把它的头部割下，又有人在上面刻上“厕所”的字样。而城市公园附近的原塑像的基座上，这时只剩下了斯大林的一双孤零零的俄国大靴子，这种景象后来保持了几个月之久。

晚上9时左右，广播电台方向忽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几辆卡车开到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面的人喊道：“保安队在电台那里向人民开枪！”广场上这时剩下的人已不多，大约还有数千人，都是一些最坚定的分子。他们闻讯立即赶往广播电台。一部分人爬上卡车，大部分人步行，都想去出事的地方看个究竟。队伍拐上鲍伊奇－日林斯基大街后，不断有节奏地向正在回家的行人们狂热地高喊：“谁是匈牙利人，就跟我们走！”他们这时尚不知道，不远处的枪声已经在改变下午游行示威事件的性质。





2、武装起义

1848年3月15日佩斯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青年们曾闯进一家名叫“兰德莱尔－海克纳斯特的私人印刷所，要求不经新闻检查印刷他们的《十二点要求》这家印刷所的老板是位和蔼可亲的德族后裔。他滑稽地微笑着说，“先生们，我只向暴力屈服”。于是有人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作为施加暴力的象征。这位老先生便笑呵呵地让人排印《十二点要求》。1956年10月23日的布达佩斯青年希望再现108年前那一幕，只不过不是去求助印刷所，而是奔向广播电台。那时在匈牙利虽然已有电视，但只向领导人试播，普通人接收不到电视节目。这样，最迅速、最广泛地大众传播媒介尚属广播电台。

下午在贝姆广场举行地集会结束后，就有一批青年聚到广播电台大楼门前，要求广播他们的《十六点要求》。他们根据长期建立的信念认为，广播电台既然属于人民，自然就应该广播人民的声音。

匈牙利广播电台坐落在狭窄的博洛迪•山道尔胡同，是一座巨大的古老建筑，就在裴多菲1848年3月15日朗诵他的《民族之歌》的民族博物馆的后院墙外边。这种地理位置的巧合也助长了青年们的激情。然而，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却不像上个世纪那家印刷所的老板那样爽快。当群众蜂拥着朝广播电台大楼涌去时，大楼的看守者奉命关闭了大门。楼里传出来的明确信息是，坚决拒绝广播《十六点要求》。

广播电台36岁的女台长本克•瓦莱丽奥过去是个小学教员，1941年加入地下共产党。她在抗德战争中表现得很英勇，只是据说她好同人吵架，大家都怕她。她由于在这天拒绝群众的要求坚决、立场坚定，匈牙利时间结束后不断升迁，以后曾任政府文化部长、党中央理论刊物《社会评论》的主编。1970年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她长期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天在青年们聚在已关闭的大门前吵嚷不休时，本克•瓦莱丽奥和广播电台其他负责人走上广播电台大楼临街的阳台，想向街上的示威者说点什么，但群众根本不愿听他们讲话，只是有节奏地高喊：“停止播音！”“把麦克风安到街上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不到满足。这时街上聚积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炽热。后来电台负责人同意示威群众派出一个由20人组成的代表团，进入广播大楼进行谈判。接下来，群众代表与电台负责人就《十六点》中哪些可以广播、哪些不可以广播争执不下，谈判迟迟没有结果。这时街上的示威群众已等得不耐烦，甚至怀疑谈判代表已被当作人质扣押。当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部队赶来增援电台的保卫者时，心情更加焦急。

电台里的不知什么人这时又导演了一出愚蠢的把戏，给示威群众火上加油。有人把一辆装有扩大器的转播汽车开到街上，佯装同意学生们广播《十六点》的要求。一位身穿紫红色外套的姑娘爬上车抓过麦克风开始宣读各要求。示威者要附近街道那些探身窗外看热闹的居民打开收音机，听一听那个姑娘的声音是不是真的播放出去。当弄清电台并没有广播他们的要求时，人们知道上当了，愤怒地齐向转播车扑去。车上的5名电台工作人员和一名警官急忙跳下车从后门遛进广播大楼。群众便来回悠动着那辆转播车，猛力地向大门撞击。

晚上8点时分，电台开始广播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的讲话。这篇讲话被公认为是引起群众情绪爆炸的雷管。他声称：“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格罗就像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街上正在发生什么。凡是当时听到他们的广播讲话的人都预感到，此举将要酿成大祸。以至正在党中央大楼里的一位高级军官听完他的讲话，立即暴跳起来，拔出佩带的手枪扬言要去枪毙格罗，众人急忙把他拉住。这位军官把枪丢在地上跺着脚高声喊道：“我们大家都将死于非命。这个该被喂畜生的格罗要对此负责！”

广播电台大楼门前的群众听到格罗的讲话，早已怒不可遏。有些人向电台投掷瓦块、砖头，另一些人试图通过底层的窗户爬进大楼。为了阻止群众的行动，守卫广播电台的保安部队战士在楼外使用了催泪弹和防火水龙头。最后，站在走廊上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呼喊着从两侧向群众进逼，这才暂时驱散了大楼正面的人群，士兵们在楼前按射击位置散开。有人看到许多战士在哆嗦，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出于恐惧。不一会儿，战士们按照传来的命令下了刺刀退回大楼，最后关上门。群众很快拥满了整条街道。

晚上9点钟左右，广播电台响起枪声。究竟是谁开的这第一枪？几十年来对此莫衷一是，一直无法查清。有人说最初是保安部队队空鸣枪警告，有人说是士兵意外走火，也有人说是群众中有人先开枪。不管最初是怎么样，反正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枪声不止，布达佩斯群众由和平示威转为武装起义。

很快街上便有了伤亡。受惊的群众愤怒地高喊：“保安局是刽子手！”“杀死保安部队！”有人看到驻扎在国家博物馆院内和邻近广场的保安部队朝着附近街道扫射，企图阻止更多的群众涌向广播电台。这时，保安部队向学生开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朝布罗迪•山多尔街涌来。

广播电台的守卫队通常只有16人，另外还有一个排的后备队。当示威者们涌进布罗迪•山道尔街时，守卫队要求增援，保安局的费赫尔•约瑟夫少校立即率领300名保安部队官兵赶到。有关部门还调遣了以裴多菲军事学院学员为主的一批军官，不过他们有的人去了广播电台，有的人没有去。这样，广播电台守卫者的总兵力达500人左右。

在这里应该对这支守卫力量的主要构成者保安部队略加介绍，因为他们在整个匈牙利事件过程中起了特殊作用，他们本身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它是归内务部国家安全保卫局管辖的独立部队，由彼得•加博尔中将率领，受法尔卡什•米哈伊直接指挥，是拉科西一伙以往迫害无辜的有力工具。其总部恰恰选用了前匈牙利法西斯组织兼十字党总部的旧址，使人们的心目中在这二者之间更要划近似号。国家保安局在1956年由政治侦探、穿兰制服的保安部队和穿绿制服的边防军三部分组成。参与破坏法制行为的主要是那些政治侦探。在保安部队和边防军服务的尽是些在职业军官指挥下的年轻义务军。10月23日守卫广播电台和在那里牺牲的就是这些年轻战士，后来在10月30日守卫布达佩斯市委大楼过程中被杀害的士兵也是这些人。10月23日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时，布达佩斯的保安部队为600－800人示威游行发生后国家保安局紧急部署向首都调动1千名边防军进行增援，他们后来是否全部抵达了指定地点已无法查证。

广播电台大楼枪响之后，闻讯赶来的人群把大楼周围的街道挤满，有些目睹者回忆说当时有数千之众。起义者们的斗志越来越高，他们最初从不愿与他们作战的士兵和警察手里得到武器。也有人说，最早的一批武器是在基利安兵营中服劳役的那些士兵送来的。这些士兵是一批应征入伍后被视作思想有问题的青年，因不适于掌握武器而被分配从事建筑等体力劳动。他们与起义者自然灵犀相通，由他们将用于警卫兵营的武器提供给起义者并不是不可能。此外，一些警察分局的武器和各个国防俱乐部用于训练射击的枪支、弹药也被抢劫，用于武装广播电台大楼的围攻者。后来，切佩尔和新佩斯的工人们用卡车从兵工厂仓库和各大工厂的民兵武器库运来了大批步枪、机枪和子弹，起义的学生、工人更加如虎添翼。

战斗越来越激烈，起义者们占领了许多可以控制广播电台大楼的制高点，守卫者的抵抗显得越来越无力。到晚上10点，枪声更密，火药的烟雾四处弥漫，广播电台已变成了一个激战的火海。参加围攻广播电台的起义者主要是被激怒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从大楼守卫队当晚在现场抓获的37名持枪者来看，其中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工厂学徒工，另外也有一些年长者。他们手持小口径步枪、步枪和手榴弹。

局外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不立即调动军队、警察为广播电台解围？实际情况是首都城内兵力、警力不足，难以应付这样的突发事件。

当时在布达佩斯全然没有战斗部队驻扎，全城穿陆军军装的除防空部队和一支人数极少的仪仗队外，只有军事院校的学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匈牙利的领导人对发生群众示威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10月20日以后由于已爆发波兰事件，匈牙利国内局势也相当紧张，有人才开始想到加强警卫。然而，刚刚下达的一个守卫计划第二天又被收了回去，理由是没有必要在群众当中造成恐慌。也就是说，直到10月23日，这个首都既无守备部队，又无守卫计划，完全是座“不设防的城”。距离布达佩斯最近的部队是分别驻扎守在数十公里之外的基利孔豪拉什、皮利什乔鲍和陶陶巴尼亚的三个团。军队总参谋长在23日下午提出向全军发出战备动员令，遭到国防部长鲍陶伊什特万的拒绝，其理由是“没必要”。直到晚上8点以后，由于事态不断恶化，才下令驻在陶陶尼亚和皮利什乔鲍的部队驰援首都。

晚上11点左右，皮利什乔鲍的坦克奉命赶到广播电台。他们虽然肩负增援大楼守卫者的任务，却被起义的人群所包围。人们劝导士兵们站到自己一边，至少也要把枪交出来。在群众情绪的感染下，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拒绝让他的士兵帮助保卫部队作战，他自己离开队伍奔向国防部报告情况。不一会儿，一位少校军官站在一辆坦克上向群众讲话，声明自己也曾是切佩尔的工人，决不会下达向工人弟兄开枪的命令。这时从广播电台射过来的一梭机枪子弹把他击毙。在场的士兵多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农民，目睹保安部队杀死了自己的长官，没多加考虑变调转了枪口，立即倒向围攻广播电台的群众一边。

警察从开始就对群众示威持同情态度。布达佩斯警察局长科帕奇山多尔上校是位冶金工人出身的抵抗战士，1944年曾在北部山区同苏联的喀尔巴阡部队并肩作战，那时他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的父亲、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一位老红军，是科帕奇出道尔参加工人运动的引路人。这位老人在抗德战争中再次拿起武器，同年轻人一起出没在迪欧什杰尔周围的密林中，解放以后他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区的负责人。科帕奇山多尔尊敬纳吉伊姆雷，10月23日晚首先阻止了当地警察分局对拆除斯大林塑像的群众进行干预的请求，然后极力使各处的警察避免与群众发生冲突。当广播电台大楼那里爆发枪战之后，科帕奇接到陆军总监的电话，要他派警察去增援。市警察局有一支一百名警察的防暴队，装备有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受过严格的巷战训练。驻扎在莫雄尼街的这支队伍的指挥员是个大力士，他奉命带队前去增援。这时本克瓦莱丽奥也给警察局打去求救电话，尖着嗓子叫喊：“科帕奇，快！否则他们就要把我们杀死!”然而，警察防暴队无法进入电台，因为守卫电台的保安队在混乱中弄不清楚谁进攻他们、谁支援他们，不断以猛烈的火力“欢迎”这些警察，有两个已受重伤。示威的群众则拥挤在他们周围，企图说服这支警察防暴队也倒向起义者一边。防暴队的指挥员在一个私人住宅里打电话向科帕奇报告情况，科帕奇当即指示把伤员送到医院，然后撤回营地，他耽心再过半小时这支作为他手中王牌的警察部队也会倒戈。

半夜前后，郊区工厂的一批产业工人运来大批重型武器和弹药，枪战更加激烈，守卫部队已渐渐支持不住。到凌晨时分，起义者陆续攻进大楼。上午9点，这座建筑物全部被起义者占领。以500人的兵力守卫一个电台本应足够，但是诸多因素削弱了守卫者的战斗力。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三面都临狭窄的街道，距对面的居民楼不超过10米远，很容易受到起义者火力的控制。大部分市临时调动来的保安部队士兵对楼内复杂地形毫不熟悉，不知道哪里有通道、地下室和登搂顶的阶梯，甚至连大楼有几个通向街道的出口都不清楚。一位上校军官临时被任命为守卫总指挥但是这支部队里没有他的一兵一卒，结果官不认识兵，兵不认识官，作战指挥连连失误。黎明的时候，其他军官联合起来撤换了这位总指挥，临阵易帅使本来就士气不高的守卫部队的斗志更加低落。守卫者长时间被围困在楼里得不到外援，人员损失惨重，最后子弹打光，只好束手就擒。匈牙利广播电台从此转移到国会大厦播音。

10月23日夜晚，群众还占领了党报《人民自由报》编辑部和国际电话局。《人民自由报》编辑部位于市中心。当晚聚集在编辑部楼前的人群呼喊：“打倒《人民自由报》的谎言”，要求印刷学生的宣言。编辑部内的一些同情群众的反对派记者起草和印刷了各种传单到街上散发。有人冲进设在底楼的书店，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抛到街上。另一些人焚烧了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一个反对派的记者出来要求大家平静遭到殴打。当广播电台里的保安部队开枪的消息出来后，人们更加愤怒，闯进编辑部的房间将书籍、家俱等搬到街上点着燃烧。这时，负责意识形态的党的领导人里瓦伊约瑟夫正在四层的编辑部里，他是来监督《人民自由报》第二天在头版刊登格罗广播讲话稿的。里瓦伊见到这时的情景吓得惊恐万状，哀求别人援救，最后还是在一些他原准备对其进行迫害的反对派记者的帮助下才从后门溜走。

这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在街上，成群结队地聚在城市的各个交通要道。兴奋地议论、欢呼，如醉如痴地忘乎一切。一个当时走遍全城进行巡视的记者后来写道：“这是一场无拘无束的真正的革命……群众忘怀了一切，一味的奔波、战斗，呼喊着一分钟前还未听说过的口号。他们将电车等推翻……每个人都沉醉在一种创造的狂热之中。”

示威的群众不是为了反对拉科西－格罗政权吗？事态怎么会发展到武装起义的地步？

匈牙利官方宣传和大多数著作曾长期把10月23日晚的武装起义解释为一次事先精心策划的行动，并为此搜集了许多证据以自圆其说。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卡达尔后来所说：“不仅我个人，而且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当时出现的局势。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可以借鉴。”他一直认为，“起初，一部分青年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大部分参加者都怀着崇高的目的”。卡达尔传记的作者、匈牙利著名作家久尔科拉斯洛则直接了当地表示他“不相信”关于这次起义早有准备的说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事件爆发得如此突然，以至事前根本无法周密准备。诚然，当时匈牙利肯定有受过良好训练、领受了相应指示的外国特务、间谍在活动。匈牙利的各种地下组织无疑也有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群众的示威活动，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我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全面、精确和有领导、有周密准备的计划安排下发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秘密组织能够制订和执行这种计划。”他还说：“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未免过于轻率。事情并非如此。当时我也站在广场上同群众一起游行。我认识游行人群中几百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1965年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如此可悲，原因之一在于，事件中许多互不相关、彼此截然矛盾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许多真理不仅在当时，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在人们的头脑里互疑互斥。”

1959年5月。卡达尔在国会讲话中谈及1956年事件时，显示出这位领导人非凡的政治与道义胆略。他说，“出现这种形势是领导的耻辱，不是人民的污点。当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中央的命令、指示和领导，……但是，我们没有诚实地给予指导，而这是当时形势下领导必须做到的事。”

10月23日晚，当群众在首都街头已从和平示威变成武装起义时，中央委员会虽已乱成一团，但是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迟钝得依然没有认识到国家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确定地了解街上的情况。这恰恰是多年来不向领导反映国家真是情况的实践缩影。格罗在晚8点发表广播讲话之后，电台宣布政治局决定中央委员会于10月31日，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后举行会议，讨论国内局势。几分钟以后，电台又更正：“政治局在今天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尽早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晚上10点22分，广播电台又向听众广播了一个“特别消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将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和讨论将采取的措施。”然而对首都已发生的一切，广播中却只字未提。

纳吉伊姆雷知道街上已发生枪战之后，在他女婿亚诺希费伦茨和几位朋友的陪同下赶到科学院街的党中央大楼。亚诺希费伦茨不仅是纳吉伊姆雷的亲戚，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这位有着不一般经历的知识分子生于1916年，年轻时在家乡沙洛什帕陶克受教育和当牧师。1943年应征入伍在霍尔蒂军队中服役，后来作为一个具有上尉军衔的随军牧师被苏军俘虏。在苏联期间，他参与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在苏联红军中办匈牙利文报纸，并与纳吉漂亮的女儿结为伉俪。解放后他获少将军衔，当过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1951－1954年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5年任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1956年6月他被开除出党，改任裴多菲博物馆馆长。1956年事件被镇压后，他作为纳吉案件的要犯之一被判刑，六十年代初出狱后不久病逝。

格罗在党中央大楼一见到急忙赶来的纳吉便怒气冲冲地指责他，说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是纳吉搞的，还说“这下子你可以随心所欲了”。纳吉反驳说，他长期以来都在提醒党和政府注意这种危险。

政治局从下午开始就把那些不在党中央大楼里的成员们陆续召回。总理赫格居什从国会大厦、卡达尔与马罗山从总工会、比洛什从内务部来到这里，患病的里瓦伊后来也在群众的驱逐下从《人民自由报》逃回来。当外面街上已卷起风暴的时候，格罗一直躲在办公室里，不是考虑采取什么对策，而是埋头草拟他的广播讲话稿。

当晚，党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激烈的争论延续到次日的凌晨，纳吉伊姆雷也列席了这次会议。纳吉不是党的任何领导机构的成员，他的党籍不过在几天前刚被恢复。现在已弄不清他的到会是应格罗等人的邀请还是他自己主动从只有10分钟路程的国会大厦赶来参加的。

会上对已出现的局面虽有看法上的分歧，但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恢复秩序，为此必须立即宣布戒严令。有几个人建议召请苏联军队帮助恢复秩序，但会议没有就这件事形成决议。纳吉也赞成发布戒严令，那时他还不知道武装蔓延的状况，以为通过戒严，秩序很快就能够恢复。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召请苏联军队的建议。但是在临近午夜之时，总理赫格居什离开会场后曾对等待他会见的作家协会的代表们说过，已爆发的反革命如果不能及时平定，将求助于苏联军队。

纳吉列席会议时间不长，很快离开了会场。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宣布戒严令的决议，并对政治局做了重大改组，半数政治局委员和半数书记处书记被撤换。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奥普罗安道尔、加什帕尔山道尔、格罗埃尔诺、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基什卡洛伊、克博尔约瑟夫、马罗山捷尔吉、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候补委员有:洛松齐盖佐、罗纳伊山道尔；第一书记为格罗埃及诺；书记有：多纳特费伦茨、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在这些人当中，卡达尔、卡拉伊、马罗山、洛松齐和多纳特在拉科西时期曾被监禁，纳吉和桑托是拉科西的反对者，奥普罗、加什帕尔、基什、克博尔和罗纳伊在过去未起过重要作用，只有格罗和赫格居什是拉科西小圈子里的人。

中央委员会还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请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这时稍有一点政治知觉的人都会看出，纳吉不仅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而且是在当时唯一受人民信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解救时局的钥匙在他的手中，只有让他重新出山，才有可能扭转危险的局面。党中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同纳吉谈判。纳吉拒绝了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关于为出任总理提出某些先决条件的建议，无条件地接受了党的急需要他担任的这一职务。

可以想象，纳吉伊姆雷面对党中央派来的谈判代表，当时心情是复杂的。就是这个现在召请他再次出任总理的中央委员会，两年前曾支持他反对拉科西和格罗。但仍然是它，后来又倒向拉科西、格罗一边反对他，不仅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还把他像废物一样一脚踢出党的大门，使他受尽屈辱。现在人民起来手握武器反对党的领导了，这个中央委员会才又想起曾令人讨厌的纳吉，拱手求他出去解围。他在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眼里就像一件召之即来、挥手即去的活工具。此外，格罗在政治局改组后仍任党的第一书记，纳吉出任总理后与拉科西的这个亲信又如何相处，这也是难题。但是，此刻纳吉以顾不上计较这些。他在党内生活了近40年，打上深刻的正统思想烙印。他的毕生事业就是为党赢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如今党与人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地裂，又只有他可能在二者之间进行沟通，于是他便本能地情愿把自己当作一座独木桥，横架在断裂带的两端，宁肯自己可能被踏入深渊。

在10月23日，纳吉伊姆雷面前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拒绝任命，作为反对派对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推脱一切责任，坐等领导集团自己垮台；二是接受任命，但要以格罗、赫格居什等声明狼藉的领导人下台为条件，然后由卡达尔、自己及其支持者取代他们；三是无条件和无安全保障地加入原领导班子，贡献出自己的威望并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承担个人责任。纳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后一种对自己最不利的方案。他感到当时最紧迫的是要尽快恢复秩序，不然这场民族悲剧将更加惨重。第一种选择的后果将延长武装战斗的时间，人民会流更多的血，这是党性强和具有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纳吉所不愿发生的。第二种选择不仅会拖延时间，还势必会引起苏联领导的不满与不信任，纳吉深知这一后果的严重性，也是他要避免的。唯有第三种选择，虽然对自己具有最大的危胁，但最有利于缓解紧张的局势。不是无能和短视，而是坚强的党性阻止了纳吉在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政客般地利用时局。不料，这个选择竟使他从此悲剧性地径直走向11月4日以后的牢房和绞刑架。



3、苏联武装干涉

10月24日早晨8点13分，广播电台宣布了纳吉伊姆雷已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和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消息。这在一天以前可能可以成为爆炸性的新闻，而现在则已不那么激动人心。在局势动荡的日子里，一天之内所发生的变化是在正常情况下所难以想象的。人们对广播的消息之所以兴趣大减，不仅是因为人民流下的鲜血已冲淡了纳吉重新出任总理带来的喜悦，而且广播的公报表明格罗仍留任党的第一书记、总理赫格居什改任第一副总理协助纳吉工作。有格罗和赫格居什这两个拉科西的亲信存在，人民对前途不抱任何幻想。所以，在宣布纳吉出任总理的同时提到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多纳特费伦茨、洛松齐盖佐和在拉科西年代屡遭政治打击的党的老资格理论家卢卡奇捷尔吉也进入了政治局，同样没有引起人们特殊的兴趣。

其实，早在4小时之前电台广播的另外一个公报就已有不祥之兆。公报说：“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发动了武装进攻，攻打我们的公共建筑物和我们的治安部队。为了恢复秩序，在未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禁止一切集会、聚会和游行。治安机构已受命对违反这一法令者严厉惩处。”人民的革命和起义已被当局打上“反动”的印迹。人们既然已舍命拿起武器，就很难在屈辱中自动放下它。他们现在只想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干到底。

在人们的心目中，纳吉似乎在滑向对立的营垒，其实他此时的处境并不美妙。纳吉没在政府所在地国会大厦办公，而被安排到科学院街的党中央大楼里，周围布满保安局的部队，无法与外界接触。一旦局势有风吹草动，格罗一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他抛到一边去。城里在传说纳吉被软禁了，这似乎并非全无道理。在政府内部，新任总理与政府其他成员很快产生了意见分歧。4月24日凌晨，纳吉已去睡觉，第一副总理赫格居什和内务部长、国防部长一起，以纳吉的名义拟定了一项法令，宣布对一切旨在“推翻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实行即决审判，可以当场处以死刑。这项法令同戒严令一起于8点45分开始在科苏特电台反复广播，纳吉发现后进行抗议已无济于事。这两个法令宣布后造成的印象是，纳吉上台伊始，没对人民说任何话，就向拥戴他的示威者、起义者挥舞起死刑的大棒。

纳吉与格罗、赫格居什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试图不采用武力控制局势，后者则主张继续使用暴力。直到中午12点10分，纳吉伊姆雷才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他以镇定的声调说自己已担任政府总理，呼吁所有还在战斗的人在14点之前放下武器，这样可以免受惩处。他强调政府不想实行“报复政策”，而想“和解”。纳吉指出秩序恢复以后，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全力实行1953年6月政府纲领的原则。他简要地介绍说，这个纲领的核心是政治生活民主化、提高生活水平和走符合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纳吉要人们支持政府，恢复平静与重新进行和平的创造性劳动。然而，那时街上的战斗仍然继续，实际上也已难以制止。纳吉的改革计划已不能熄灭人民群众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对拉科西政权的怨恨，更何况苏联军队从凌晨开始对布达佩斯进行的军事干涉对已十分紧张的局势更加火上浇油。
10月24日凌晨两三点钟，从东西两个方向开来的苏军部队进入了布达佩斯。但是直到今天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奉命进入匈牙利首都的苏军与匈牙利人民是在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点首次交战的。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那就是24日早晨人们曾看到一支由匈牙利军官指挥的部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剧院胡同与约瑟夫环路相交的路口以强大的火力阻击入城的苏联装甲部队。

苏军的大量坦克在午夜之后就已抵达匈牙利首都。这些钢铁的庞然大物伸着长长的炮筒，架着机枪，停在布达佩斯各主要建筑物、苏联大使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国防部、内务部以及国家保安局驻地旁。据首都警察局了解，苏联坦克部队的主力集中在市东北部的人民公园巨大林区内。

电台在那天早晨两次广播纳吉政府的法令以后，于9点钟又发布了如下公告：“政府各机构向根据华沙规定驻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请求援助。应政府的吁请，苏联军队将协助恢复秩序。”这个公告广播出之后，全城乃至全国都像炸了锅，这明摆着是请来苏联人镇压匈牙利同胞。一般人理所当然地又把这笔帐记在已使大家有些失望的纳吉身上。只有细心者才能发现，根据公告的措词，苏联军队不是由所谓“政府各机构”请来的，公告的结尾没有纳吉的署名。在人们主要为外来军事干涉悲愤填膺的时候，耳朵不会那么灵敏，通常是无法察觉出公告的微妙之处的。起草和安排广播这项公告的人已圆满地达到转移视线、混淆视听的目的。因此，在以后的长时间里，许多人还一直认为苏联军队是纳吉伊姆雷请来的。

在1956年秋天，根据华沙条约的规定，苏联在匈牙利驻有3个师的兵力，分布在全国各军事要地。其中第十七独立机械化师驻扎在索姆鲍特海伊，第二机械化师驻扎在塞克什白堡、豪伊马什克尔和久尔一线，第九十二装甲师则驻扎在首都东南的凯奇克梅特、塞格德、策格勒德和索尔诺克地区。此外，还有强大的空军力量控制着许多只供苏联飞机起落的现代化机场。匈牙利的领空也处于苏联的监视之下。当时驻匈的苏军总人数有近6万人，由设在切佩尔岛上的特克尔镇的司令部统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布达佩斯市内没有驻扎苏军。10月24日首先抵达匈牙利首都的苏联部队来自塞克什白堡。这支部队多年来一直驻扎在巴拉顿湖附近的丘陵地区。他们的官兵住在固定的营区内，他们的坦克和汽车任意在农田和茂密的森林里穿行，军官们的孩子与当地的匈牙利儿童在同一个湖滩上玩耍。从他们的驻地到布达佩斯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根据华沙条约有关规定，苏联驻军只有应所在国政府之请才能出兵。开进布达佩斯的苏军究竟是应谁的邀请？对于这个长期有争议的疑案，从一些有关资料和当事者的回忆中也许可以找到历史真实情况的影子。

据当时任政府总理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于1978年回忆，党中央在23日晚举行了“中央全会”，因为获悉群众示威游行的消息后党的所有领导人未等召集请便自动地汇聚到党中央大楼，连当时的国家元首、小农党前领导人道比伊斯特万也赶来了。纳吉伊姆雷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发表过讲话之后也来到党中央。赫格居什说，这时就有人产生了想借助苏联驻军恢复秩序的念头，与会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只是没有人坚决反对。他在这篇回忆录中写道：“晚些时候，可能是在九点左右到来的纳吉伊姆雷也加入讨论，在有他在场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立场，即应该吁请苏联军队和苏联政府恢复秩序……我记得格罗在给苏联大使或是给莫斯科（确切地我已记不清）打电话之前，又向每个人询问是否同意采取这个步骤，当时每个人都赞同。”回忆录接着又补充说：“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请苏联人直接镇压起义!应该说明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每个人都惊惶失措，谁也不认为这样求援就等于下令开枪！”作为纳吉的对手的赫格居什可能想说明10月24日召请苏联进行军事干涉是经纳吉同意的。然而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略，那就是纳吉伊姆雷1956是10月23日晚是作为没有任何党政领导职务的个人在党中央大楼逗留的。在当时混乱不堪的非常情况下，每个偶然在场的人，不论其是不是党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那个“中央全会”并且都可以发言，这一事实可见诸于许多有关著作的记载。只因讨论吁请苏军问题时纳吉在场而断言苏军是他召来的说法，显然无法立足。

有的资料记述，23日晚10点至11点之间，格罗曾与莫斯科通过电话，商讨匈牙利局势问题，但不知格罗是否正式向苏联提出过出兵要求。

实际上，现有的材料已可以证明，早在“中央全会”和格罗向莫斯科打电话之前，苏军就已开始行动。对于苏联人来说，匈牙利政府是否在形式上吁请并不重要。生活在西方的匈牙利著名历史学家克斯托尼彼得在他《1956年匈牙利革命史》一书中写道：“驻在匈牙利的苏军各部队接到来自特科尔镇司令的命令，从23日早晨起就处于戒备状态，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在当晚很早时刻就离开基地。”匈军参谋部军官絮迟米克洛什也以亲身经历证实了苏联军队是在未经匈牙利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不请自来的。

絮迟米克洛什在1956年10月23日事件发生时是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部有上校军衔的作战部长，对匈苏军队在匈牙利部署和调动的情况了如指掌。在11月3日，即在苏联第二次出兵干涉匈牙利的前夕，完全出于职务上的需要，匈牙利政府委任他作为军事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同苏军进行的谈判。当夜，他同代表的其他成员，其中包括副总理埃尔德伊、国防部长毛泰莱尔、总参谋长科瓦奇一起，被苏联克格勃在驻匈苏军司令部扣留，之后坐了二年半监狱。絮迟1988年出版回忆录，提到1956年10月24日苏联第一次出兵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涉的如下经过：

10月23日示威群众在贝姆广场举行集会之后，国防部已得知有人呼喊“俄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国防部长鲍陶立即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开会，絮迟作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国防部长的苏联顾问也在场，他表现得非常激动。这位苏军中将严厉指出，在反动分子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布达佩斯正在发生一场暴乱，只靠匈牙利的武装力量已无法制止这个事情。鲍陶说，他在此不久前刚下令将一个团从皮利什乔鲍调进布达佩斯，只是这个团的团长尚不知道进首都执行什么任务。这一调动是鲍陶单独决定的，在场的匈军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的其他军官对此都一无所知。然而，苏联顾问对鲍陶的这个自以为有效的措施并不感兴趣，他主张立即调苏军进城镇压反革命。他问鲍陶意见如何，后者只是耸耸左肩，意思是说怎么办都行。苏联顾问又问其他军官有什么意见，总参谋长多特与鲍陶的反应一个样，区别只在于他耸的是右肩。前总参谋长科瓦奇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当时免职后正准备赴苏联军事学员深造。科瓦奇明确地表示不需要把苏军调入布达佩斯，至少暂时还不需要，因为那样做只能使形势更加复杂。他的这一看法得到其他许多人的支持。苏联顾问的脸色这时骤然变得十分阴沉，他一声未吭地走到鲍陶办公桌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机前，这是与华沙条约部队总参谋部联系的直通电话。他拿起电话打给华约部队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向他简要地报告了布达佩斯街头所发生的事，要求准许他调驻扎在塞克什白堡的苏军机械化部队进入首都镇压暴乱，安东诺夫批准了他的要求。苏联顾问又走入另一个房间，从那里打电话给驻塞克什白堡的苏军部队，命令他们作好出发准备。几分钟之后，他回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宣布说塞克什白堡的苏联机械化部队半夜之后就能抵达布达佩斯。

这短短几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使在场的匈牙利军官们大为震惊，因为匈牙利国防部长的苏联顾问部长的苏联顾问调动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不仅不需要征得匈牙利政府的同意，而且也不需要苏联政府批准。当时人们说，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政策，特别是苏联的对外政策，都是由军队的元帅和将军们决定的。向布达佩斯调动苏军之事可能就是这种说法的一个佐证。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既事件发生之前，苏联的党和政府已做过决定，一旦匈牙利发生动乱，苏联可以使用军队。如果早已确定这样的原则，军事领导到时候可不必再临时请示政府。然而有一点絮迟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此之前匈牙利政府肯定没有要求苏联这样做。

连态度不无偏颇的卡达尔传记作者久尔作拉斯洛在1987年出版的《1956年》一书中也断定：“苏联军队肯定不是由纳吉伊姆雷召到布达佩斯的。”他认为当时只有作为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格罗才有资格召请外国军队。久尔科在这一书中还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线索，即后来赫格居什承认，召请苏军的文件是由他作为第一副总理在10月25日补签的。赫格居什说，“这是因为纳吉伊雷姆拒绝在那上面签字”。

苏军是匆忙进入布达佩斯的，对街道很不熟悉，不得不边向行人打听边前进。愤怒的市民往往故意指错路，使他们进城后行动迟缓。他们未接到开枪的命令，上级只只是以他们出现后的威慑力量来恢复城内秩序，就像苏军1953年在柏林所做的一样。苏军的这一军事行动以及匈苏军队之间的协同工作，从10月24日早晨起已由临时感到布达佩斯的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马里宁大将军指挥。马里宁在1953年作为朱可夫的下属曾目睹过苏军在东柏林威吓德国工人群众就范的场面，这次他又想把那里的经验运用于匈牙利。所以，苏军直到进入布达佩斯时，还未得到可以开枪的命令。

然而事与愿违，苏军的出现不仅没有平息匈牙利人的情绪，反而使几小时之前发生的群众起义有了新的升级，为其增添了新的动力。从这一时刻起，前一天的群众运动赫武装起义同时也变成了一场反对外国军事干涉的自由斗争。如果有人对于已经出现的反对拉科西－格罗集团的斗争形式还有所顾虑的话，那未面对滚滚而来的绘有红五星的坦克群，人们的回答则是一致的，那便是：战斗！抵制外来干涉！

进入首都的苏军部队一部分用于加强重要目标的保卫，如国会大厦、党中央、国防部、重要桥梁、邮电局等，另一部分担任在市内街道巡逻的任务。第一批进入布达佩斯的苏军，除坦克部队外，还有许多乘坐在坦克上的步兵。由于没有装甲保护，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受到从两边高楼窗口里发射出的子弹的袭击，相当一部分士兵被击中。向他们开火的有在前一天晚上武装起义后自发组织起的各武装小分队、分散的携带武器者，也有匈牙利士兵。匈牙利军队的大多数官兵起初虽然对示威者抱有同情，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参加战斗，使身穿军装的人调转枪口反对政府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苏联的军事干涉变成了催化剂，使那些本来举棋不定的军人仓促做出坚决的选择。于是，开始有整营整营的军人集体地投向起义者。特别是军事院校的大部分学员都同起义者站在一起，兹里尼军事学院的全体学生在院长马尔通安德拉什上校的率领下倒戈。

年轻的匈牙利抵抗战士们展开了巷战。他们在首都的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在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鲍罗什广场、塞纳广场、博拉罗什广场和工人聚居的第七、八、九区狭窄的街道上，很快用电车铁轨、石块、铁棍、水泥板等垒起层层障碍物。他们自己用土法制造的燃烧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发生了巨大威力，许多苏联坦克被它们炸毁，在熊熊的火焰中燃烧。仓惶逃出坦克的苏联士兵被击毙在街心。不少坦克兵被烧得像焦炭一样，缩成一团横躺在街道上。

在市中心的戴阿克广场，出现过这样一个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一辆苏联坦克在街上停下，一个士兵打开炮塔盖爬出来，跳下去整理拉绳。一声短促的枪响，那个正在坦克边上工作的苏联士兵应声倒下。接着又响起几声爆炸，从路边楼房上扔下的汽油瓶在坦克边燃烧起来。有一只瓶子恰好落进这辆打开盖子的坦克并在里面爆炸，几个乘员立即有的毙命、有的负了重伤。其余二人身上着火从坦克里爬出逃命，其中一个没跑出20米便被一串机枪子弹击毙。一阵沉默之后，路边楼上的一扇窗子里闪出一个手持机枪的匈牙利小伙子的身影。这代匈牙利青年过去10年当中在学校、工厂受过同入侵的外国正规军开展游击战、巷战的训练，也熟读过《青年近卫军》等苏联文学著作。如今他们效仿当年苏联游击队战士的榜样来抵抗苏联军队，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辛酸讽刺。他们和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被杀死的苏联士兵尽是同样的平民子弟，究竟谁是凶手？

苏联军队遭到惨重打击后奉命开始还击。哪里有抵抗，他们的重机枪就扫射到哪里，坦克炮猛烈地轰击着街道。苏军士兵在离开驻扎的营地之前被告知是去布达佩斯镇压法西斯暴动的。他们在市内受到顽强的抵抗和猛烈的袭击，心里充满恐惧。有个苏联士兵向别人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我们感到自己被封闭在坦克里，人们从两边的房上扔过来燃烧弹、手榴弹和反坦克雷。你们想想我们那时的心情会怎么样？”他们接到可以开火的命令后，便大肆进行报复，匈牙利许多无辜者死于他们的枪炮之下。

最初的战果使匈牙利武装抵抗者们欣喜若狂。重创苏军坦克的消息传遍全城，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一些新的武装小分队正在建立。到上午早些时候，人们已不再逼迫警察交出武器，很多居民已被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兰帕尔特工厂”生产的武器装备起来，军官学校和城郊有些军营的武器库也被打开。充足的武器、弹药提高了武装抵抗者们的勇气。

在指挥这些武装小分队的人当中，有些是霍尔蒂时代的军官，但绝大部分参加和指挥作战的人都有着无可挑剔的政治面目。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工人本身就是这个国家当之无愧的主人。那些青年学生几乎全部是工农子弟，因为在当时的年代资产阶级的子女休想登入大学的殿堂。军事学校的学员们不仅家庭出身完美无暇，而且平时被证明思想上对党无限忠诚。倒向抵抗者的军官们也都经受过无数次的政治甄别。长期的政治思想灌输成果在苏联坦克出现后，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在民族存亡受到威胁的关头，昔日关于匈苏友谊的教育早已淡若轻烟。这些年轻人所想到的只是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同胞，就像自己的先辈在一百多年前的自由战争中所做的那样。

尽管电台广播把武装抵抗者谩骂为“可耻的反革命分子”、“土匪”、“强盗”、“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他们的队伍。23日夜，全城的武装据点还只有3个。一个在科尔文夹道，一个在布达的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另一个在盖莱尔特广场。24日出现了更多的武装据点。在地处交通要到的森纳广场、南火车站、普拉泰尔胡同、鲍罗什广场和防火胡同等处，都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小分队驻扎。他们之中已有脱掉军装溜出军营的匈牙利士兵，甚至有放下武器投诚的苏联士兵。据估计，这时武装小分队的总人数至少已有1千多人。

马里宁到布达佩斯后不久，由奥普罗安道尔为首的几个人组成军事委员会进驻国防部，受党中央委托指挥平定武装抵抗的战斗。然而对于党和政府来说，警察和军队已无法指望。到10月24日中午，与苏联部队并肩作战的实际上仅仅剩下了国家保安局的人员，肃清武装小分队的计划无法实施。

在匈牙利的武装力量中，军队由国防部管辖，警察和国家保安局则归属内务部。拉科西等领导人长期最信任国家保安局，给他们以各种优厚待遇。国家保安局人员权力很大，作风骄横，与警察、军队之间宿怨很深。布达佩斯警察从开始就倒向示威者、武装起义者，这除其他原因外，与他们同国家保安局的矛盾也密切相关。派驻布达佩斯警察局的国家保安局人员公开声称，“国家保安局一名低级军官的作用超过一名警察上校”，这深深刺痛了警察们的心。

当10月23日晚城里响起枪声，布达佩斯警察局得不到上级指示，局长科帕奇山道尔打开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准起封的“M计划”。这是内务部在波兹南事件发生后，为防备布达佩斯发生同样情况而制定的一个应急方案。这个装在一个红色大封袋里的秘密计划在开始部分列有警察局仓库中存放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数量。其中写着“重机枪20挺”实际上连一挺也没有；写着“轻机枪80挺”，实际上仅有4挺。下文还写着：“衣服、制服、罐头、饮料、香烟等储备1000人份，够6个作战日用”，实际上除了一些制服和几箱苹果外一无所有。而在国家保安局总部大楼里，所有窗口都架着机枪，新警察制服堆积如山，咖啡和各种酒多得不计其数。这个作为骗局和体现歧视待遇的“M计划”，对保卫首都不仅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而更加促使布达佩斯的警察当局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匈牙利军队的状况更糟。从五十年代开始，军队的力量日益削弱。首先是军官思想不稳定。由于军官的物质待遇低，军官的职业对青年缺乏吸引力。在霍尔蒂时代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青年军官每月工资300－320本克，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3－4倍，当时教师和熟练技术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为80－90本克，所以军官学校每年招收120－130名学员，报名者多达数千人。五十年代中期青年军官的工资不比全国平均工资高多少，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较差，普遍不安心在军营工作。五十年代，为了准备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匈牙利军队不断扩充兵员，使军官的素质下降。高级军官与低级军官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低级军官的文化素质比较好，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许多高级军官则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在下级面前没有威信。1955－1956年，军内刚刚裁减过一批缺乏军事素养的高级军官，使留下的高级军官普遍感到前途未卜，心神不安，无法加强军队建设。另外，当时军队里设有“保卫军官”的职务，都是由国家保安局派来的人穿上军装任职，拥有很大权力，可以决定各级军官的升降与生死。许多“保卫军官”滥用权力，靠在部队听取告密搜集情报，然后便向上级报告哪些军官从事敌对活动，使不少忠于政权的军官成为这种告密制度的牺牲品，弄得军官们人人自危。

士兵们的情绪也很坏。新入伍的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亲身了解拉科西之流对农民采取的暴政。他们当兵本是出于无奈，对政权没有深情，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产生不了多大效果。

领导者本来就曾把从旧军队来的一些军队领导人（如帕尔菲、绍姆伊将军等）视作敌人进行整肃，认为军队不够可靠。再加上军队上述的状况，使他们从1956年时件一发生，就没指望靠自己的军队保卫政权。许多部队的行为，也确实不出领导者们所料。只有军队的首脑机关，直到10月28日形势发生变化之前，还一直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作战部队已经失控。

在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之后，虽然到处都在发生激烈的抵抗战斗，但也不乏另一种有趣的场面。在有些地方，苏军坦克被手无寸铁的匈牙利居民包围，青年学生激动地用俄语同士兵们交谈。有的苏联下级军官向群众当场表示，上级告诉他们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粪土匪徒在布达佩斯作乱，但是他们现在已明白这是撒谎，他们当众保证不向匈牙利人民开枪。这样的话语赢得了一阵阵的欢呼。群众同苏联士兵热情拥抱，苏联士兵兴奋地与匈牙利士兵交换军帽。一些匈牙利人还把匈牙利国旗挂在苏联坦克上。

据报道，还有些苏联部队对上级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用武器、弹药向匈牙利人换取食品、饮料。有些苏联士兵干脆同匈牙利人一起并肩战斗，他们主要是一些苏联少数民族士兵。有一个亚美尼亚少校在苏军入城的当天就站到了匈牙利人一边，帮助他们印刷和散发俄语传单。其中一份传单写有这样的内容：“朋友们，不要开枪！不要充当刽子手的可恨角色！你们曾经参与推翻法西斯独裁，然而你们现在却在为独裁效劳，我的朋友们！你们为之服务的是红色帝国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时，连有些最初充满仇恨地拿起武器向苏联士兵开枪的匈牙利人也开始发生感情变化，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疑问。有个年轻的抵抗者回忆说：“我发现自己正在射杀的是那些惊恐万分的乌克兰农村青年，他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憎恨我们所憎恨的一切……我的情感陷入尖锐的矛盾之中。”

广播电台在下午1点34分广播说，政府将责令把武装分子交出武器的期限由下午两点推迟到晚上6点。直到这个交枪期限将到的12分钟之前，广播电台还在宣布通令，要求一切持枪者立即放下武器，否则“将不要指望得到劳动人民的宽恕”。内务部长同时也宣布实行宵禁。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被证明无济于事。全城各处仍在响着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街头上瓦砾成堆，许多房屋弹痕累累，断了的电线在空中摇曳。在发生主要暴动的工人居住区，破坏尤为严重，不少地方已被夷为平地。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57年5月15日公布，在10月23日和24日两天里，布达佩斯有250名匈牙利人死于巷战，仅在工人聚居的第八区就死了90人。





4．血溅星期四

10月25日上午，街上抵抗苏军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两位苏联领导人来到布达佩斯。一个是个子矮小的亚美尼亚人阿纳斯塔斯伊米高扬，另一个是瘦高个子的俄罗斯人米哈伊尔安苏斯洛夫。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这两个人的到来使局势出现新的转机。曾在苏联长期生活的纳吉知道，苏联派这两个人同时来匈牙利不是偶然的。米高扬拥护斯大林死后的“新路线”，而苏斯洛夫则是斯大林派，曾极力反对苏联与南斯拉夫和解。他们被一起派来进行实地考察后做出的决定，将容易被苏共中央内的两派人所接受。纳吉的这个想法决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坐坦克从距首都最近的一个机场来到匈牙利党中央大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立即举行中央政治会议。米高扬在会前训斥了格罗，说事情发展到如今地步，全是他的过错。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两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很认真地听取了格罗和纳吉的不同主张。格罗坚决主张用暴力使“反革命”就范，他当时以为城内只有几个分散的势薄力单的武装据点。纳吉对情况的估计要现实得多，因为他不断在同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团保持接触，了解的情况比较确切。他反对继续流血，主张通过政治让步，非暴力地平息群众的不满。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最后接受了纳吉的立场。他们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撤销格罗第一书记的职务，建议由44岁的卡达尔亚诺什接替他。政治局接受了苏共这一建议，拉科西的继承人格罗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格罗这时还不甘心就这样垮台，强调他的离去会使匈党解体。米高扬不耐烦的做了个手势打断他的喋喋不休，说“党早就解体了”。这时，格罗接替拉科西后仅任职三个月零八天。

就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一梭子弹从街上飞来，穿碎玻璃射在会议室墙壁上。大家看到米高扬神态自若，眼都未眨，几分钟之后才站起来随同他人转移到大楼后面一个比较安全的房间继续开会。

米高扬在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复强调，“镇定，镇定，我们要保持冷静！”“这里正在发生一场暴动……我们已经看清这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使人民安定！”这番话流露出苏联领导从开始就对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定见。他们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反革命，但不拒绝以非武力的方式进行政治解决。当时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的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在他日记体的《莫斯科的岁月（1956－1968）》一书中写道：“1956年10月25日，莫斯科：……昨晚我在克里姆林宫遇到赫鲁晓夫，应他的要求我同他谈了话。谈话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题目是匈牙利。赫鲁晓夫看上去至少是十分不安。他说，匈牙利发生了流血事件，他指责西方，说反苏分子拿起武器反对阵营和苏联。西方要求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从匈牙利开刀，随后逐一窒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西方打错了算盘。他要我向铁托转达一个口信，说说苏联对业已形成的局势的观点以及苏联准备以武力回答武力。赫鲁晓夫要我相信，苏联领导人是完全一致的。俄国人将支持在匈牙利实行政治解决，如果这样的解决现在有可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