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23日
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
毛泽东与范长江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
范长江（1910－－1970），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范长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的纪念日，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范长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1932年至193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38年组织了国际新闻社。1941年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曾任《大公报》记者，国际新闻社社长，香港《华商报》副总经理，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北平版社长、总编辑。
1935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北采访，写了大量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西安事变后，到延安采访，写了通讯《陕北之行》。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去陕北苏区采访的第一个记者。
中共建政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
傅国涌：《范长江的悲剧》
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年轻的范长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在中国新闻界大放光彩，一旦投身共产党阵营，他的才华就丧失了，他的下场不仅没有比那些无党无派的报人好到哪里去，最后只落得自杀的下场。他的新闻生涯可以分为两半，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脱离《大公报》之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之后不过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工具，失去了独立人格。
范长江为什么离开《大公报》？１９６９年１月（即他生命结束前一年），他本人在“交代材料”中说是因为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社论稿，与张季鸾发生分歧，“我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并牵扯到１９３８年秋天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称自己的这篇文章就是“反对上述‘三个一’的反动纲领，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１１９０页，以下转引此书只标明页码）张季鸾扣发这篇稿子，他就拿到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原文发表，张更加恼怒。随后胡政之找他谈话，要他放弃拥护中共的态度，他说：“我不能改变我的政治态度，我也不能再在《大公报》工作。”言下之意，他离开《大公报》完全是因为政治分歧，是与《大公报》“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的说法只是一面之词，何况写于“文革”期间，可信度不高，起码在时间上就不吻合，《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写于１９３８年１月，而蒋介石的“三个一”是秋天提出的；他的文章一月份所写，发表于《抗战三日刊》（该刊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就与《全民周刊》合并组成了《全民抗战》），而他离开《大公报》是这年十月，显然这不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他所说的并不是实情。
范长江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开始于１９３７年２月的延安之行，毛泽东与他的一夜长谈，使他醉倒在“三家村学究”无与伦比的领袖魅力之下，从而失去了正常的独立判断能力，从一个同情左翼的记者迅速一边倒，从此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在延安曾请求留下，而毛泽东认为他留在《大公报》作用更大，因为这是一张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建议他立即回上海去。领袖的教诲他不可能不记在心头。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４日，他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９８４页），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１１８５页）接着他在《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毛泽东欣喜万分，３月２９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１１８６页）
１９３８年的范长江已是名满全国的大记者，他的新闻通讯风行一时，享有极高的声誉，拥有众多读者、崇拜者，他的自负、“舍我其谁”心态都可以理解。《大公报》对他也是另眼相看，１９３８年４月，他从前线采访绕道汉口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张季鸾亲自主持宴会为他洗尘。爱才如命的胡政之、张季鸾想把他培养成合格的报人完全在情理之中。即使到了１９６９年，从范长江的交代材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胡、张给他提供的舞台，对他的器重和宽容，以及《大公报》对民间独立性的真诚追求──
“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１１８８─１１８９页）
这番回忆生动了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１９４１年范长江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说的恐怕更接近真实：“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而我个人则因此遭受某些人特殊的关顾，信件来往检查特严。”（９８４页）
其中并没有提及胡政之“动摇过几次”，这些文字写于１９４１年，离１９３８年不过三年，而范长江的笔端依然胡充满敬意，没有丝毫的怨言。
徐铸成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说张季鸾曾告诉他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原因：“我叫他学写社评，他不满有些稿子给人删改，后来他和某人已积不相容，根据报馆章程，只能忍痛让他走了。”（《徐铸成传记三种》，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２１页）这“某人”显然是指王芸生。但这只是一个孤证，经不起事实推敲，比如说删改文章，１９６９年范长江本人的“交代材料”里也说没有这事，“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
１９４９年后去了台湾的陈纪滢回忆，１９３８年４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转引自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２１页）
孔昭恺回忆：“据说他向张先生要求编报，……他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来了。一天晚上，总编室里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这是编辑部从来没有的事情。”第二天范长江就离开了《大公报》，“到底为了什么？对我一直是个谜。”（《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８５页）
两人的说法基本吻合，可以相互印证。两个亲历者的记忆或许有不尽准确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并不仅仅是政治原因，还有个人原因，是他意气用事的结果。方蒙在《范长江传》中虽然说他离开《大公报》是政治原因，但也说他不耐烦上夜班（《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１０页）。他仓促离开《大公报》，周恩来深感惋惜和痛心，对于讲究实际的共产党领袖来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远没有留下的价值大。所以周才会亲自找徐盈、子冈等谈话，要他们安心留在《大公报》，“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
范长江的离开，对于《大公报》也是一个损失，以兼容并包、无党无派、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记者的《大公报》不是容不下一个左倾的范长江，１９３１年《大公报》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胡政之还安排他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早在１９３８年３月，范长江就参与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左翼组织，《大公报》不会不知道。要说他仅仅因政治分歧脱离《大公报》，那也不可能拖到这一年十月。
范长江在《大公报》前后只有四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一生的总和，他奉献给世人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乃至他的战地通讯都已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关注那片苦难的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谈古论今、意趣横生，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问题。以其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和质朴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情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在６９篇通讯中有七篇专门写了共产党、红军的活动，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虽然倾注了他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他说：“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７３页）但他坚持的只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天职，追求的只是一个“诚”字，并不是为某个党派做宣传，其时他对《大公报》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没有失去信心，乌托邦之梦没有蒙蔽他的双眼。在国民党治下的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大公报》发表这样的报道这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胡政之、张季鸾两位先生的作为也见证了《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的独立性。
脱离了《大公报》的范长江只能依附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他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创办“国际新闻社”，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批准登记，１９３９年初在桂林建立了总社。同年５月他在重庆加入共产党，直接受周恩来、李克农的领导。实际上，无论是“青记”还是“国新社”都是共产党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进行合法宣传的工具，算不上真正的新闻组织。１９４１年，国民党勒令“青记”、“国新社”停止活动，蒋介石密令逮捕范长江，李济深却放他走。他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也只是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从“国新社”到《华商报》，做了一党螺丝钉的范长江再也没有写出足以与《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相媲美的新闻作品。更严重的是，他的新闻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１９４６年他在《论人民的报纸》中提出“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的报纸”的观点，因为“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人民是一致的”。他批评“资产阶级的报纸，自命是中立的观察家，超然于政治之外，好象很公正，……不左不右，没有左倾，没有右倾”（１０８６页）。在他看来，在共产党地区不存在言论自由问题，只有国民党地区，言论自由才是“报纸的生命”。并大讲报纸的“阶级性、党性与政治性”，“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１１００页）。香港沦陷后，他到苏北根据地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就是忠实地实践了这些党化新闻观。但即使如此，共产党一旦得了天下，等待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一个个的陷阱。
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分道扬镳只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其中的是非曲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还原真相是多么不易，尤其是戴上政治的有色眼镜之后。可以肯定的是，热衷政治、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少有好下场。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不过十来年，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公报》的光芒消失在戏剧性巨变的浪花中，以“文章报国”自任的王芸生也宣布“新生”。表面上范长江所追求的左的理想化作了人间的现实，他意气风发，身居高位，１９４９年后历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５２年他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被迫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新闻界，告别他心爱的新闻事业。１９５４年，他转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５６年，他被派到他完全陌生的科技部门工作，先是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两年后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１９４９年后，共产党已经不需要这位曾对红色新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名记者了。“文革”一爆发，他从１９６７年起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摧残。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６１岁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八年以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才获得平反。
范长江，一个曾在新闻界光华四射的人物，他的悲剧命运只是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结，使他们极容易走向左翼，杨刚、蒲熙修、金仲华、邓拓、姚溱、孟秋江……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们以满腔热血呼唤的新中国，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世界新闻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悲惨的一幕。历史嘲弄了他们，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明白，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其实，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那一刻起，悲剧的帷幕就已拉开，一切都不可避免。跳井“自绝于人民”的范长江做梦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会出现一个“范长江新闻奖”，是哀荣、抚慰，还是别的什么？不同的人们可以咂出不同的滋味。（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
二十九军大刀队将士
范长江1937年写的新闻报道：《卢沟桥畔》
原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
一、无从说起
中国对外一次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地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根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的冲突。
去年我们军队饮泣退出我平汉北宁平绥三路联络要点的丰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汉路咽喉的卢沟桥，又发生重大事件。这真是“理从哪儿说起”？
日军于七月七日夜间，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桥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二十九军一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间，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难实行的双重命令，使守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侵占了。
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的是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唯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过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不容这座桥之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赴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无罪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后，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
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儿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人家准备好了，当然再攻，再攻没有攻下，又讲撤兵，又说好十二日双方同时撤兵。谁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们一顿。
这回他们派了些监视撤兵委员，拿着地图到我们宛平城里，公开的把他们炮兵射击目标定好。把我们的县府、公安局、团部、营部、连部、炮兵阵地等，完全调查好了。于是他们的炮兵就一炮不乱的，打在我们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骗以后，中间不断冲突，情势紧张。日本国内宣称动员四十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关东军从我们的北宁路源源而来。这些行动，当然刺激中国的人民，全国人心随着紧张起来。记者从上海经郑州转徐州，再看看归德、开封，又看看石家庄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无处不是蓬勃的生气，无处不是显示国运的好轧，军民万众一心，但等机会捐躯以卫祖国。
后来接到消息，双方又决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为这回也许可靠了，谁知二十日午夜一时许，日军对我宛平小小城池，开始八日事变以来空前的猛烈炮击，如雨的炮弹一颗颗精确的落在宛平的军民头上。各式各样破坏和杀伤力量，把宛平城里的军民打得血肉横飞，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小时的丝中炮轰，弹烟与尘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雾之城。城里已准备撤退的军队和毫无抵抗的民众，被这几百颗炮弹打得糊涂了，到底怎样一回事呢？
这还不算，炮声停止了二小时，有人去问日方，据答又是“掩护退却”。这当然没有事了。然而九时后密集的炮弹又来了，仍集中到宛平城，东门楼打平了，东北城角打塌了。骑兵步兵坦克都来冲锋了。我们始终守城未出，你要退却还来冲什么锋呢？这是尤为难解的。九时以后的炮攻，竟向卢沟桥后方长辛店打了九炮，有七弹落在长辛店的平汉机车厂附近，那是我们北方重要的铁道工厂！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号。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已纷向卢沟桥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们在大井村遇到日本军官，他说，“等中国军队撤了几天，我们再看看！”
二、太息唏嘘
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去，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真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就自杀了。可惜他自杀得太早，知道的事情还不多。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就不是寻常的事情了。
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很快地挺身而上。敌我前线相距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的官兵乐观的精神。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地讴歌和景仰。
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看卢沟桥抗战中的实况，我们就不自安了。
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并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我们没有救护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些救护工作。此等人既没有专门救护知识，又没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大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兵，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可。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相救护工作，否则伤员们更加无人问了。
不但对于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有完备的铁道汽平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待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方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当放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天完全恃未死战士的勇敢精神，后方之接济，则恃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无粮，问之地方；军队无盐，问之地方；军队修战壕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供燃料，问之地方；军队运输，要问之地方；军队抬伤兵，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修路，要民夫，要石匠，问之地方；军队送饭，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大车，问之地方；军队要人力车，问之地方。我们对前线之供应，很不周到，致使诸将士分心于事务，减低作战能力。
地方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此次在长辛店一带充分表现。民夫多日夜工作，既无报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处。我们要追问者，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
三、问题重重
我们看到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他们经不起昼夜不停止的工作，肢体发肿的。许多应差的毛驴，日夜不停的输运，连饮水工夫都没有，即渐渐瘦倒了。
有许多赶毛驴为生活的苦力，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毛驴既然是无代价的为国服务，他们“从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凭借，父母妻子皆开始作乞丐生活，其有不愿作乞丐者，则采树叶及野菜为生，而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脚夫在长辛店拍其空缩之腹，笑谓记者，这几天来都没有吃饱了。然而，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有一次管理他们的警士有疑惑他们逃跑的意思，他们愤愤不平说：“您放心！这回国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尽管招呼，不用说现在不会跑，就是咱们回家以后，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准来！”
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农，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和一个毛驴，他被征到前方服务，日夜搬运，肩上肿了，腿也酸了，几天还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两个孩于不能自主，小毛驴也无人照料，有一天他乘着送饭到前方的机会，在回来时候，绕道十余里，回家看望一趟，然后赶紧回到民夫本部来，管理警士认为他私自潜逃，他十天继续工作，他对我说；“作十天倒也没有什么，要说打外国的时候，说我潜逃，我真有点不服气！”
长辛店卢沟桥这样地方，完全以交通过道的资格维持车站附近人民的生活，战争以后交通断绝，若干人之生活立刻失其来源，小商人，脚夫，人力车夫，乃至赶驴的苦力，平日本无富裕的盈余，今受外敌影响，生机断绝，而他们尚不能不作战争中军事运输等负担，其痛苦当非普通人所能想象，我曾问他们似此下去，如何支持，他们的答覆是：“我们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关去，我们就可以再安心的过活！”所以民众对外抗战牺牲是以有希望为前提，而且忍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们是欢迎攻击的战争，在短期中他们是可以无条件忍受的。
我在长辛店看到军队下令给宛平县政府，限他们三日之内，要修整一条两丈宽的公路，其中并有开石山工程，宛平县的属区，在永定河西岸的，只是全县面积的一部分，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先生已经累得生病，秘书长洪大中先生也刚从炮火灰下爬出来，他们人力财力太有限，而且开石山是需要技术指导和技术工人，也不是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确乎军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线军队是没有不是地方，县长为难，也是实情，只是全军对外抗战，这些事也没有人管？
战区附近，活动相当利害，这似乎说明中国人心之不齐一，足以引为悲观，然而详细分析，的内幕，实在也可怜，而他人谋我之深远，亦足以为国人警惕。原来他们平日在中国施行毒化政策，使若干无知愚民坠人鸦片吗啡的气氛中，麻醉了意识，而且穷困破产之后，成了游民，每日的癌病，逼着这般毒夫不得不想解决急切需要的法子，于是人家乘机而入，赂以重金，每人每日二十元，鸦片白面管饱，如果情报确实，比方能确实探明我方高级司令部目标，而为其炮火确实击中者奖洋一千元。自然，他们说的话，不会可靠，不会如此慷慨，然而毒夫是主要的成员，却一丝不假。
我们在这些特种工作上，做得不够，而且很少有经过特殊训练者，只能很形式的，很机械的作些外形表皮工作，并不能机敏的技术的对抗外来的谍报。而展开自己的情报网，如二十日日军第三次违约猛烈炮击宛平城后，城内守兵疑系平日参观人泄漏消息，告诉日军炮击目标，故迁怒外面入战场慰劳，调查等人士，同时不准城内妇孺出城，仍以恐泄军情为理由，此皆未曾了然于近代作战之根本的意义，而徒为过分之操切，增加吾民在战区中之痛苦。其实日军之测量卢沟桥长辛店等地之详细军事要地，有曾为日军向导之某君言，自丰台被占后，日军以演习为名，来此实测者，已不只二三次，平日无对抗，非自今日始。且累次交涉停战之彼方人物，即为实战场再详测之人物，我们不能将其如何，而重苦吾民，不能不谓有相当值得考虑地方。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军数次如此猛烈炮击宛平城，而却未曾以一弹加于卢沟铁桥上，石桥亦无大伤。此中有极大之道理，万不可忽过。日军一日夺得卢沟铁桥，八日夜在相当牺牲下再入我军手中，论感情，日军对守桥军队痛恨巳极，如志在单纯消灭吉团，则吉团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后方交通与接济，全由桥上而来，日军如能将桥破坏，吉团之粮食弹药等皆无来源，不战亦且不能持久。乃日军计不出此，惟集中炮火，打入城中，其意盖对北方根本认为已早有把握，只是希望能赶走强硬无援之吉团，此永定河上之两大交通要道，日军尚须珍惜为已有也。
平汉北段战争，论地势关系之重要，首推卢沟桥，有卢沟桥则尚可与丰台平分险要，而平绥路尚不致成为死路。卢沟一失，则人家整个控制平津险要，以平津间铁路为纽带，以北宁为后方，以优美的内线作战方式，以对付我津浦平汉之军队，可以收集中运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绥路之被囊括，尤其在吴克逃避之中。而守卢沟桥，如对北方之敌言，当守宛平城东北二三里之沙岗高地，该地控平汉与北宁之接口，此为平保攻陆所必经。“七七”事件后，日军占有其地，且著手构筑工事，至今未停，沙岗不守，宛平城亦不过如聊胜于无之地势，如并宛平城而放弃之，则北方内线作战之优良形势已成，今后再欲争回该地，恐非有重大之牺牲，不能达到目的了！
（摘自《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