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5日
文革大串联开场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通知》，表示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参加串联的主要是各地去北京的上访人员以及去各地帮助“破四旧”的北京的红卫兵。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串联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
随着串联人数的增多，交通日益拥挤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青年学生自动组织了“长征队”，步行进行串联。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在大串联中，部分学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冲击党政军机关，揪 斗“走资派”，破坏名胜古迹。一些学生借串联之际探亲访友，游山玩水。
大串联规模日益扩大，发展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群众也进行串联。全国大串联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 、半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
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并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联作好准备。
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联。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联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联。
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全国大串联逐渐停止。
ZT重读《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年祭》有感
二十年前，作家胡平，张胜友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年祭》，真实地记录了四十年前红卫兵对毛主席的狂热崇拜，对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无限向往.二十年前，这篇报告文学发表时，在文坛上反响热烈，就是现在重读一遍也别有一番滋味。因为书中讲的事情我亲身经历过,书中讲到的人物有些我认识,有些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人.红卫兵大量涌入井冈山时,我才只有九岁多，正在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家就住在红卫兵最为集中的茨坪.为了解决红卫兵的住宿问题，基建公司的叔叔们连夜用牛毛毡搭工棚，好让千里迢迢步行上井冈山的红卫兵有张休息的床。井冈山的毛竹很多，工棚顶是用毛竹片搭的，再盖上两层牛毛毡，床也是用毛竹架搭的，再订上毛竹片铺上稻草，红卫兵住的全部是通铺，男红卫兵住一个大工棚，女红卫兵住一个大工棚，工棚前后门各挂一个草帘子，即当门又档风。那时，我们学校的教室里也住满了红卫兵，停课在家的我们闲来无事，整天在工棚里玩耍，和南来北往的红卫兵套近乎，向这些大哥大姐姐们要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卡片，不过，他们也很小器，无论你怎样求他们，像章是不肯给的，甩不掉我们，就拿几张红红绿绿的语录卡片应乎我们，这些当时都是我们玩耍的宝贝和炫耀的资本。
我家住在博物馆旁边,我们家门口的稻田里也搭了几排工棚，看着这些面孔陌生的红卫兵，听着他们操着南腔北调，,我和同学们充满着好奇,感到无比的快乐，巴不得他们天天呆在井冈山,有几位广东的红卫兵问我们家讨过番薯吃，我们就央求他们带我们到北京去串联,去见毛主席，他们也煞有介事的答应了，等我们隔天去找他们时，他们却跑得无影无踪。
胡平,张胜友在文中讲述大串联期间井冈山暴发流行性脑膜炎,有位叫林金凤的广州暨南大学学生染上脑膜炎死亡的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林金凤和她的姐姐一道来井冈山,她们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她们她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朝圣,竟会使妹妹葬身红色的圣地. 林金凤当时在新华书店帮忙卖红宝书,卖语录卡片,卖毛主席像章,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我同学的妈妈就在书店工作,从同学妈妈那里我们得知小林阿姨她们是印尼华侨。小林阿姨与暨南大学的同学都住在我们上课的小学，他们上下班都要往我们家门前过，他们的普通话都夹杂着广东腔。后来，我们听同学的妈妈说，小林阿姨死了，还有两三百个红卫兵也染上了同样可怕的脑膜炎。死亡的气息笼罩着茨坪的上空。从此，我们被父母锁在家里，那里也不准去。父母上班也要戴口罩。我们的鼻子里每天要点药水。我的一位同学就是因为整天往工棚里窜，而染上了脑膜炎，好在他父母发现及时，他被抢救过来了，听老师说，他患病后，因为发多了高烧，竟然比患病前聪明得多，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西南交大，现在当上了教授，今年，我妹妹的儿子就成为了他的学生。
从胡平和张胜友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井冈山暴发脑膜炎的事被周总理知道后，非常重视，派直升机专门为井冈山送治疗脑膜炎的药和红卫兵急需的生活物资。直升飞机在数万井冈山群众和红卫兵的瞩目下着陆了。当时，大家并不知道是来送药的，许多人都以为是毛主席要来接见大家，大家象潮水一样象潮水一样奔涌到飞机将要着陆的稻田。我的父亲当时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他提前听了这个消息，把关禁闭的我们叫了出来，也想去见见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看见这么多人，父亲和曾祖母又怕我们踩着，父亲打开博物馆的侧门，让我们上了博物馆的二楼（只有两层楼），我们远远目睹了直升飞机降落的过程，只见舱门打开，隐约看到有个穿军装的高大身影……
一刹那间，不知谁在喊毛主席万岁，我们也跟着高呼，我看到爸爸和博物馆的叔叔阿姨们都掉了眼泪。 胡平，张胜友在文中这样写道：“ 一个十五六岁、操着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个与毛主席握手!"话还未落地，他和另一个红卫兵竟冲进了圈内，仅跑了七、八米，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住，他不动了，身子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一股白色、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去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更呆住了，几秒、十几秒……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将它们放回到同伴的冒着热气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够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
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同时都被螺旋桨劈得粉碎……
直升飞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据说，后者一盒得花二十八元人民币。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块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这段文字只所以描写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是因为胡平就在其中，只不过当时他的脚步迈得没有其它红卫兵那么大，跑得没有其它红卫后那么快罢了。
胡平，张胜友还讲了一位红卫兵因为想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而患精神分裂症的故事。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象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就活生生的出现。张胜友写的这件事，就是我父亲遇到的，也是我父亲告诉胡平和张胜友的.那时，我父亲到省精神病院看一位叫廖成兴（或许叫：廖承新）同事，这位叔叔是因为单相思而患病，他是孤儿，性格内向，我父亲对他一直以兄长自居，我记得廖叔叔是广东梅县人,春节不回广东就在我家过年.那次父亲去南昌就是看廖叔叔.胡平这样写道:“当时负责去上海订制并监运回井冈山的一个同志，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
一次，他去南昌的精神病院，探视一位住院的朋友。从病房出来后，在走廊里，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拦住他道："同志，你是从井冈山来的吧?"
他惊奇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从井冈山来的?"
"我见你戴了一个井冈山纪念章。"对方指了指身边一个十四五岁、神情木然的孩子，"我儿子也去了井冈山，得了一个，还用别的纪念章换了四、五个，想回去后送给家里人和同学。到南昌后，在接待站被人偷了，从此后不吃不喝，不动不行，整天痴痴呆呆，嚷着纪念章、纪念章。接待站的同志赶忙将他送往精神病院，又打电报把我从海南岛给追了来……"
孩子的父亲边说，目光边猎犬般在他胸前的纪念章上兜着圈圈。
他明白了意思，摘下自己的纪念章给了对方，又匆匆跑去江西饭店，找到留守在这里的同志，打条子领了二十个，又送来医院。孩子的父亲接过纪念章，热泪夺眶而出，就要跪下来给他磕头："同志啊，你可真是一尊活菩萨!"
他赶忙拦住对方，"你可不能这样说，这纪念章本来就是送给红卫兵的。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活菩萨……"
一个月后，他再去医院探视朋友时，那个孩子已经出院了。”
世事沧桑，廖叔叔病愈出院后，在泰河县乖船过渡时失踪，从此不知去向。一辈子与人为善的父亲，暮年时，爱子却因个人升迁问题患了当年同事患的病，住进了同一所医院，这对父亲晚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谁又能想象到，一辈子与人为善的父亲会死于一起交通事故，肈事者竟然是平时帮他送煤气的一位病秧秧的中年男子老叶，父亲叫我们不要为难老叶，说老叶的孩子还要上大学，说老叶送一罐煤气只有两块钱。交代完这些，父亲当晚就离去了，万分愧疚的老叶硬要送几百块钱香纸钱。他万分愧疚，又万分感激涕零地跪拜在父亲的灵柩前，请求父亲原谅，以求心安。
人啊，人。你命运有时你是无法琢磨的，你的生死，你更是无法把握。林金凤没想过她会客死井冈山，还有十几个迷路的红卫兵也没想过他们会因为找不到出山的道路而饿死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是因为命运，还是因为时代？所幸的是，那种无知，那种盲从和狂热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的年青人，只要你朝前努力，你就能达到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