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14日 - 刘少奇当了工贼
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工人们挫败路矿当局收买工贼复工、企图暗杀李立三等阴谋。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迫使他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18日早晨，双方在罢工条件上签字，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文革中，刘少奇被定性为“工贼”，个中缘由，请看网友芦笛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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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那《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本人也曾细细攻读过。最打动我的乃是那头衔之全面，实行了中式trinity，当然免不得要琢磨琢磨。
“叛徒”没什么稀罕的，早在大字报上就看过了，不就是捧着军阀赵恒惕送的《四书》出了监牢么？这说明军阀还真不错，放人还连带送书，并不割了气管后再押赴刑场。这种事好像还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看来旧式统治者太仁慈，真是不亡没天理。
“内奸”记不住是什么内容了，刚才去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找到原始文件，只有黄铮著《刘少奇冤案始末》上有这么一段话：
“毛泽东对报来的材料也不是都相信的。例如1968年5月8日他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
看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竟还是个明白人，他在七大上说的“国共反映美苏”，乃是为了论证“国际援助一定会来”而强把国民党派成美国代理人。
“工贼”也是大字报上早就有了的，主要罪证就是少奇同志在武汉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连童子团的木棍都上缴了。此事已由光美同志澄清。缴木棍倒是真的，不过那正是少奇同志的大智大勇，乃是用来搪塞武汉国民政府的。武器都让他秘密转移到亲共军队中去了，甚至拿去武装安源工人，这才让伟大领袖的秋收起义有了点家底。
最近看了黄峥（又作黄铮，待考）同志的《王光美访谈录》，发现少奇还真是工贼，至少他心目中的工人形象和伟大领袖的浪漫幻想截然不同，殊难怪要被伟大领袖打成工贼。
这里引两段少奇同志在1937年2月26日写的《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都转引自《王光美访谈录》：
第一段谈的是安源工人：
“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第二段谈的乃是大革命时代的武汉工人：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少奇同志在此总结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几个特点：
（一）贪得无厌，只想拿钱不想干活。
（二）天生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拒绝服从管理人员指挥。
（三）天生具有取代政府，使用非法暴力领导一切的倾向。
（四）这些特点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美国的工人阶级身上都见不到，令专搞工运出身的白劳德（后来此人被斯大林整肃，打为叛徒）都大感困惑。该怎么控制发动起来的工人，少奇同志到死也没有琢磨出来。
这就是我熟悉的中国工人阶级，这些现象在文革中在一定程度重演过。只是毕竟是我党统治，比不得旧式统治者那样心慈手软，加工资的要求立即就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反击资产阶级经济妖风”的名义铁腕镇压下去了，所以工人阶级没能真正称心如意当家作主罢了。我深信，如果真的听任工人阶级当家作主，那必然是安源和武汉老前辈留下的传统大发扬。
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其实西方无产阶级虽比中国无产阶级好得多，但也同样可能不知进退，不顾大局，只是程度有别而已。7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几乎hijack了政府，谁敢得罪工会谁就得下台。工会完全成了恶霸，三天两头罢工，害得国民经济几乎破产，引起人民公愤，这才把铁娘子撒切尔选上去铁腕弹压。那娘们我看也不是好东西，竟然把我伲工人阶级打成内奸（“enemy within”），说明极左和极右必定要交集。幸亏是法治国家，所以不过也就是骂骂而已。
说到底，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是人有的毛病他们都有，只是文化水平较低，因而比较愚蠢而已，并不会因为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就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圣贤。马克思之所以有这种幻觉，无非是因为他终生不曾从事过一种正当职业，对真实的工人毫无了解而已。上述工人阶级的毛病，换任何一个阶级去照样会有。没有制约抗衡的“解放”必定导致恐怖统治，社会上没有哪个阶级是不需要制约的，而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它确保了不会出现一个阶级专政的恐怖局面。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党领袖中只有少奇同志是搞工运出身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未下过工厂，接触过普通工人，终身生活在线装书中。不仅是他，就连列宁和斯大林也从未进过工厂，知道真实的工人阶级是什么样。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了解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般无二，都是革命浪漫主义产物。
少奇同志则不幸从青年时代起便和工人滚在一起，从亲身经历里得知站起来的工人阶级会是什么样。所以他才会在北中国“解放”后立即奔赴工业城市天津，跟资本家开座谈会，宣扬“剥削有功”，及时预防了当年安源和武汉革命前辈传统大发扬。
这在我看来就是少奇同志为何最终当上了工贼。真了解工人的人必然是工贼，对工人毫无了解的必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正如今日的爱国者必然不爱国，而汉奸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一样，这就是我党“人妖颠倒是非淆”的辩证法。
总而言之，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不光是权力斗争，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矛盾，说白了也就是常人和疯子的矛盾，常识与病态妄想的矛盾。看不到这一点，把毛刘之间的冲突完全归结于权力斗争，我认为是将历史研究简单化与庸俗化。
（以上文字引自芦笛：少奇同志是怎么当上工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