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
1993年秋，张晓刚从北京回到昆明老家，重新思考他在绘画风格上应作出的改变。就在这里，他有了意外发现。他发现了一套家藏的老照片，可以作为一系列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的长期素材。
“我回家看到了父母的照片，”他说，“我就想，好极了，里面有很多元素都可以用我的画表现出来。”
这些他后来命名为《血缘:大家庭》的作品成了全球追捧的名作。张晓刚一举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画家，全球艺术拍卖市场上的明星。几年之后，张晓刚的单幅作品以近4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然而去年，他有十六幅作品的售价超过了50万；12月，他1993年的作品《天安门》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30万美元的高价卖出。如今，在那些在八十年代先锋派艺术思潮当中崛起的中国当代画家中，没有人能像张晓刚这样如日中天。
在全球艺术拍卖热潮所推动的赫赫名气之下，张晓刚名字的飚进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列，与达米安•赫斯特 （Damien Hirst）、杰夫•昆斯（Jeff Koons）、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杰斯帕•琼斯（Jasper Johns）、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及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名家并驾齐驱。在去年十月之前，张晓刚的名字在国外还不够响亮，但自从他的一幅作品被世界顶级当代艺术收藏家Charles Saatchi以15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已经变得不可摇撼了。
张晓刚的声名一日千里，确实引人注目。因为在这之前的很多年里，他似乎都游离在中国当代艺术风景线以外。1980年代当众多画家开始受到关注的时候，张晓刚还在为自己内向的性格苦苦寻觅一种适合的风格和主题，同时，他还在与病魔交战。1980年代中期，身体的疾病和精神的压力让他住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医院，甚至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而如今大家所认识的张晓刚是一个性情随和，软语温存的艺术家。他剃着光头，笑容可掬，温文尔雅。朋友们说，他已经找回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作品的品牌标志。
如今，他在北京的新工作室辛勤作画，为了完成最后几件作品，兑现他老早就向收藏家们许下的一长串的承诺。面对显赫的声名，他试图再次构建自我。他把创作限定于《血缘》和《同志》这两个系列。他还得竭力应对这个因为他而掀起狂潮的拍卖市场。提起他作品的走俏和急速飚升的名气，张晓刚显得有些为难。谈到作品拍卖给他带来的名气时，他说：“我很高兴。但是这些来得太快了，我还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二 来自昆明的男孩
张晓刚1958年生于云南昆明，在家里排行老三，父母都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四川成都。
他的少年时代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张晓刚的父母也成了被政治审查的对象。
“‘文革’期间，晚上常有人到我家盘问我父母做了些什么。我知道出事了。”他说。他的父母最终被送去办了三年学习班。母亲为了让他好生在家呆着，给他卖了绘画用品，所以他从四岁起就开始学画了。他临摹连环画上描绘打日本鬼子的画面，还用图画来编故事，甚至开始临摹“文革”期间盛行的大幅政治海报。当“文革”临近尾声的时，快满十八岁的张晓刚被下放到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
1976年，毛泽东去世，接着，“文革”结束了。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 
三 四川美术学院
张晓刚的艺术天赋为他在位于重庆的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赢得一席之地，1978年，他被那里的油画系录取了。
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当今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如何多苓、周春芽和叶永青等人。张晓刚说，他一直都没有很好地融入这所学校。他从学习前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起步，但很快就迷上了现代艺术。他说，1979年他看到了一本欧洲印象派作品的图集，作品蕴藏的巨大的激情和感染力深深吸引了他。不久，他便开始在创作当中借鉴高更和梵•高作品的观念和技法。
张晓刚早期的作品色彩缤纷。他描绘绵延起伏的草原上生活的藏族及自然风光。他的作品既没有与学院派的风格同步，也跟当时开始在中国盛行的先锋派艺术运动不合拍。“毕业时我跟同班同学已经大相径庭了，”他说，“我读书期间很感孤独，因为几乎没人理解我。”
但时任《中国美术》杂志编辑的批评家栗宪庭于1982年来这所学校参观时，他鼓励张晓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四 绝望的岁月
由于没能留校任教，张晓刚毕业后返回了老家。在等待最终分配的间隙中他在建筑工地做过临时工，在报社兼职画过速写，最后在云南的一个歌舞团找到了做舞美设计的稳定工作。这段时期也是他进行自我反省和学习的时期。他阅读哲学书籍，钻研萨特，还研究达利、梵•高、高更、米勒等艺术巨匠，尝试着一连串的不同的艺术风格。
张晓刚说，他当时其实十分消沉。他没有提起当时的具体细节，但是艺术批评家凯伦•史密斯在她的《九种人生：新中国先锋派艺术的诞生》中写到，当时的晓刚经历了各种人际关系的烦恼。1984年，他大醉一场后住了两个月的医院。有段时间，他的病房就在医院的太平间隔壁。
住院期间的感受对他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地影响。事实上，大概有十余年的时间，他的画表现的几乎都是与死亡及生存有关的问题。从1984年开始创作的一系列素描被命名为《黑白之间的幽灵》。画中表现了火葬柴堆、头骨、死神和堕入地狱的人们。接下来的作品同样阴暗，充斥着鬼魂、利刃、肢解的手足和沉思者或是死人的形象。一些作品中还出现了佛像和耶稣像。
“八五”期间，他和另外几名艺术家组成了自称为“新具像”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其作品大多都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当时他的作品已经在美术圈内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他参加了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先锋艺术大展”。八十年代末期，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对未来都深感绝望，张晓刚的那些描绘四分五裂的尸体和断手断足的作品也深刻体现了他当时的迷茫。他曾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想找到与我有同感的人。我觉得社会不理解我和我这种类型的人。我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当时觉得很痛苦，很沮丧。” 
五 觉醒
在1990年代，张晓刚作出了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定，为艺术家即将开始的崛起与辉煌作好了准备。
在1992年他停止了创作，那段时间里他对过去所作的一切进行反思，然后旅行去了德国。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参观欧洲各地的艺术博物馆，观摩仰慕已久的名家如里希特的作品。
欧洲之旅使他更加坚信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风格和主题。他开始思索，欧洲艺术的力量来源于其周围文化，而至今为止自己的作品虽然主题所针对或暗喻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但表现形式却更多类似西方风格。因此同年下半年回国后，他决定去创作一些全新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命运也向张晓刚打开另一扇门：香港汉雅轩主人张颂仁专程到重庆拜访了当时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月薪只相当于24美元的张晓刚。张颂仁买下了张晓刚画室里所有的大约二十幅作品，并约定为张晓刚作代理。
然而，张晓刚打算创作的新作品却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他长期回避现实主义创作，而现在他准备回到现实主义，做一些像里希特作品那样照片图像性质的东西， 创作一些借鉴波普艺术的作品。张晓刚有些担心张颂仁对自己风格急遽转变的反应，因此他给张颂仁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风格的转变作了解释。张颂仁在回信中对他的理解坚定了他的想法。
首批新作的风格更像照片图像，但张晓刚在作品中也应用了画各种零散物体的标准技法，诸如小刀、婴儿，或是看上去像脐带一样的红绳，单个对象的就能传达出肖像后面隐含的深意。
在1993年回老家一趟之后，张晓刚决定以母亲的老照片为背景来进行新的创作。“在1993年发现父母年轻时的老照片，觉得年轻时的母亲真漂亮，有着浪漫的个性，热爱音乐，但由于环境关系，却成了政府公职人员。”他说，“社会把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完全是两码事。”两年前在一次采访中，张晓刚说：“母亲的病在‘文革’期间变得严重起来。我离开家后，母亲写了旁人看来很不连贯的信给我，但我却觉得里面充满了诗意。我有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更了解父母年轻时的一切。”最近一次采访中，张颂仁说，他从未多问张晓刚早年的生活，但曾问过他为什么总要在画中添加文字，而张晓刚回答说那是写给母亲的信。“他说他每个月必须给母亲写信，让她确信儿子一切平安。他基本上是在反复写相同的信。”
现在回顾起来，张晓刚当时的作品中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概念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是过渡至更成熟的《血缘》系列的雏形，而《血缘》系列在之后的十年不断演化着。在这些早期作品中，家庭老照片放置在电视机上或是挂在画面中心人物身后的墙壁上。之后，张晓刚开始抽离掉背景画面和无关的对象，创作似乎是黑白家庭老照片复制品的作品，画中的人物常挂着一副精神病患者的面容。他作品中的另一些形象取自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业印刷品，张颂仁介绍说。
时至1994年，张晓刚的画面图像都还是光洁而灰暗的，没有背景物，光洁昏暗的画面单单突出了人物；他的家人和同志的脸变得光洁柔滑，更卡通化，像印刷品。到1995年，他的作品与1993年时创作的作品已截然不同了。他创作巧克力色的着中山装的黑白家庭照和同志照，画中的人物面部表情尴尬、茫然。如电线般的细红线联系着人物，许多人物的脸上都留存有瑕疵或闪光灯影（一种他使用了多年的表现形式），像某种痕渍。《血缘》系列已经上了正轨。
批评家们最初对这种新的风格感到失望。“中国大部分的权威批评家不喜欢这种变化，”张颂仁回忆说，“他们认为这些肖像不再那么理想化了。但我认为它们变得更深刻更复杂了。”1995年，身为策展人的张颂仁把张晓刚和王广义、方力钧、刘炜和李山等艺术家带去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随后张晓刚的作品还出展了巴西圣保罗双年展。随着他作品的不断成熟，批评家们也开始逐渐理解和认可他的这一新风格。 
六 狂飙疾进的身价
张晓刚找到了新生活的节奏。他把老照片订在工作室的墙上以启发的灵感，他翻阅旧书刊，搜索里面的老照片形象加以利用，然后他开始进行创作——大部分作品是黑白肖像画，脸上涂着霓虹般的颜色。
这些画常常是私人性质的。他画朋友，画朋友的女儿，画自己的母亲。后来，他画典型的父母和一个孩子的肖像——这种照片形象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非常普遍。批评家说，他创作的这些形象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技巧，还在于作品后面隐含的思想，即破碎的家庭这一概念——实际已变故和破裂的家庭表面仍然亲密而安宁。跟他早期堆集物体和象征符号的作品不同，张晓刚在《血缘》系列中的表达更加微妙。
这些新作中的人物的容貌特征基本相同——相同的眼睛，鼻子和嘴。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或是同一个人物复合体，一部分是他的母亲，一部分是他的女儿。但是他们有缺陷，有瑕疵，有污点，还有其他不完美的迹象。他们既是个体的人物，又是中国缺乏个性的整个群体。他们被置于一个特殊的、个人服从于集体、个性被完全抹杀的背景下。
他的新作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茫然的，斜视的眼神后面有一种精神病患者般的，令人伤痛的东西；看似单纯的中国家庭其实畸形而充满缺陷。全家福的面纱后面隐藏着中国人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张晓刚用精彩的一笔捕捉到了有关中国家庭和国家的动荡的诸多思考。他用中国人自己的脸表达出了这些思考。他的青春时代（上世纪六、七时年代）对个体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伤痛，但对一位艺术家或许可以说是一段精神上的宝贵经历。艺术家李山和王广义等，通过效仿沃霍尔体现了整个时代的荒谬，而张晓刚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家庭创伤。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封闭和迥异于世界上任何其国家的特质使境外收藏家们争相收购艺术家们表现这一时期的作品。
随着这种风格的发展，灰暗色调逐渐变得明亮，孩子们身上的衣服缺了一部分，露出了他们的外生殖器；一些女人或孩子的脸涂上了颜色，而画面其他部分依旧是黑白的。张晓刚在这些细节上弄巧，而大部分的画还是围绕那个黑暗时期的家庭和“同志”的题材而变化。这些画是张晓刚自己的故事，也是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的故事。
1997年，在作品长期遭禁之后，张晓刚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国内个人画展。接着，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2001年，他越来越多地参加国内外艺术展。在1994年卖2千美元的画在2000年到2003年间卖到了4万美元。在2005年和2006年的身价飞涨之后，曾经售价4万美元的画如今涨到20万美元。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的作品价格的首次飙升是在2006年3月的苏富比拍卖会上。随后出现于更多的拍卖会上。据专业人士统计，大约有100幅张晓刚的早期作品流入拍卖现场。在2006年度的拍卖市场，有的作品破记录地卖到了一百多万美元。
张晓刚说他并没有真的关注拍卖市场，因为这会分散他的精力，他也无法左右市场。但他说作品受欢迎也许至少不是坏事。他说他决定停止已经持续创作了十多年的《血缘》系列，他正在酝酿新的主题，比如《失忆与记忆》，他也在试验真正的照片创作，无论这些是否讨市场的喜欢。
当然，眼下的张晓刚无疑是最受市场和藏家欢迎的超级明星。“他当然具有偶像的性质，”张颂仁在几周前的一次采访中说，“这就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典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