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4日
康生制造的大冤案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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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刘志丹(场景复原) |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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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刘志丹》冤案始末
方海兴
先后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堪称著名的现代文字狱。时至今日,历史早已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然而其光怪陆离的曲折经历却依然值得认真回顾。
应工人出版社之约,李建彤创作历史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5月, 曾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
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越南客人参观延安,在谈到刘志丹时, 他说:“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这样的工作早已有人在做。1956年,工人出版社正式约请作家李建彤承担创作任务。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又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作者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时作者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 《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却由暗地里悄然而至。
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的批判,一起株连万人的大冤案由此发端。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 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毛泽东在几次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 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8日, 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 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 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还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 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 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也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曾被调到北京“学习”,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
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示复查此案,冤案终得以昭雪平反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的拔乱反正也逐渐起步。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坚决为一些受迫害的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昭雪。小说《刘志丹》一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平反工作自然格外费时。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 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 《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 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一报告。
小说《刘志丹》在成书二十三年后的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