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之间的一桩公案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身上。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他，他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读者请注意：就是这个语句都不怎么通顺的“四条”，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黑白颠倒、人鬼莫辨。
要说清这桩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帅、大将、上将间的公案，得从公案的引发人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一、刘亚楼曾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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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为林彪，右三为刘亚楼
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张夫人参政，他的脑子里也许有种“轻女”思想。当林彪问为何不让翟云英当办公室主任时，刘亚楼非常直露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夫人参政会出乱子，弄不好会栽在夫人手里。
二、建国后，中国政坛大红人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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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党中央最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对毛泽东无条件信任的刘亚楼，自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赞赏这些主张的态度，何况那时他是真正相信林彪当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刘亚楼列席了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在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明确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听了，一脸不高兴，立即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吭声，见没有人发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又补充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还没等罗荣桓说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著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笔者为写作《百战将星——刘亚楼》，走访了数十位在党内和军内担任要职的老同志，他们几乎都认为，刘亚楼与林彪后来所谓的“四大金钢”（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非此辈所能比。
话回到叶群在上海会议的所谓“揭发”。说她满嘴谎言，那也不对，因为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她和林彪也确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死神的阴影终于笼罩上了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
一小时后，刘亚楼夫人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番举动，翟云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动。至于他当时有没有企图利用刘亚楼整人，或演戏给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刘亚楼和罗瑞卿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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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迈进红军的大门后，刘亚楼便与罗瑞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战友情。两人的职务升迁都较为迅速，有时罗瑞卿在上，有时是刘亚楼在上。
刘亚楼和罗瑞卿共同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在一定程度上，刘亚楼又更露锋芒。自从刘亚楼患病后，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专门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他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告诉罗瑞卿：“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5月3日，当罗瑞卿接到刘亚楼病危的报告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专程前往看望。到了刘亚楼的病房，护士怕传染，给他们口罩，可罗瑞卿却摇了摇头，他不能戴著口罩给自己的战友送行。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已陷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彩，望著来到身边的罗瑞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了披肝沥胆的话，令杨成武和在场的医生护士莫不感动流涕。所有见过这一幕的人，根本不相信刘亚楼最后会“揭发”罗瑞卿什么“四条”的传言。
而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赃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四、隐蔽在林彪罪恶之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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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疱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份通过欺诈骗得翟云英签字的材料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乾脆自己身体力行做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后，身陷囹圄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对此予以痛斥：
……至于说我4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
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批罗最积极的吴法宪在特别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劫难历尽之后，重掌军权的罗瑞卿大将关心着老战友刘亚楼的家人，并明确指出：“四条是林彪一伙恶毒的诡计，根本没这回事！”
原载《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