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
南昌暴动八十年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的中共部队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
事成后，成立了由谭平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林祖涵、吴玉章、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张曙时、徐特立、叶挺、苏兆征、彭泽民、彭湃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以谭平山为主席，吴玉章为秘书长，林祖涵为财务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代理郭沫若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军长，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国民党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
8月4日，中共部队败退，放弃南昌，南下广东。
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接著追击中共部队。而中共方面，蒋光鼐、蔡廷锴师在南进广东途中脱离了部队。又因天气暑热，长途行军，且未鼓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
在部队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目的是企图获得苏联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25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但部队在攻击潮汕途中，遭粤军和中央军夹击，10月2日，于潮安汕头战斗及揭阳战斗过程中，中共军队于汤坑受到大败。
之后，谭平山、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分别逃往香港、上海，南下部队余部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朱德所部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派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去中央汇报，朱德与第25师73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率该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及陆丰海丰战斗后，朱德将部队的战术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约剩3个营800人，林彪在这支队伍中，一度离队，后又担心被民团抓住，因此归队。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朱德化名王楷。不久实情被国军侦知，朱部又移师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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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八一》（节选）：
1.八一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1927年7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立于7月26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8月1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150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800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2.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90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1927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1949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1935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