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25日 - 张之洞著劝学篇

1898年7月25日

张之洞著劝学篇

1898年7月25日，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标“中体西用”之旨。当变法维新之时，清廷颁发此书，意在强调维新变法将坚持维护封建制度之基本立场（也可译为改革开放的同时要四个坚持的基本立场）。


张之洞的《劝学篇》全文约四万余字，分内、外两篇。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

张之洞在序言中将他的写作动机概括为“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为什么会出现人心不正、风气难开的问题呢？是因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怎样能够使守旧学和言新学的两个极端折衷于一呢，张之洞在《劝学篇》通过“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张之洞上面所说的“中学”或“旧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一整社会政治制度及其理论基础儒家学说，这些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又说：“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筹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博大精深，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不先通中学，就像那不知道自己姓名的人，没有缰绳的马，没有舵的船，完全失去正确的方向。这种人懂得西学越多，就越疾视中国，数典忘祖，“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所以，张之洞在讲到中学与西学之间关系时，总是强调要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

所谓“新学”或“西学”，是指自鸦片战争以来陆续传入的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张之洞首次将其概括为西政、西艺和西史。他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但这并不是因为西人智而华人愚，而是不同的国际环境造成的。他说：“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于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

中国自秦统一后，独处于东方，为邻者皆蛮荒落后，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没有竞争者，中国只须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于是“去古益远，旧弊日滋”，遂成西强中弱之势，“虽被巨创，罕见儆悟，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对西学“不准、不信、不学，且诟病焉”。

时至今日，国危民穷，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放，骄玩如故。“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也”。因此，张之洞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在以中学固其根柢，明确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的前提下，“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他主张有选择、有重点地学习“西艺”，如算、绘、矿、医、声、光、电、化等，和西政，如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而在当时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政尤急于艺”，即重点应放在学习西方有关教育、财政、军事、法律、工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但不可倡为民权，因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也不能够马上设议院，因为“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举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劝学篇》不仅仅是为了告诉读书人怎样去认识和学习中学与西学，其贯穿全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实际上是张之洞为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制定的根本指导方针。他在《变法》篇中说，变法是朝廷之事，变与不变之权操之于国家，但变法能否成功，往往决定于“士民之心志议论”，他自认为他的“中体西用”论便代表着这种“心志议论”。

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永远不可变的是伦理、圣道、心术，这些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所谓“道本”，是本体；必须因时而变的是法制、器械、工艺，这些方面西方比我们优越，应当学习和仿效，用以维护和强固本体。简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用西学来维护中体。看看光绪帝决心维新变法的定国是诏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张之洞所提出的指导方针是被采纳了。

“中体西用”的理念并非始自张之洞。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初步萌发了用西学来补中学不足的思想，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后来，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郑观应更明确表述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张之洞只是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经过他在《劝学篇》中的系统、详尽的阐释与发挥，“中体西用”才真正成为举国皆知、人人皆言的价值理念，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