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稳定性解析
所谓社会稳定性，乃是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健康状况的量度（measurement）。如果两者之间关系紧张，社会就不稳定，如果两者关系和谐，社会就达到稳定。
具体来看，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两者之间既有利害冲突，又互相需要、互相依赖。无论哪种政体的统治者都要掠夺人民，区别只在于专制政权把钱抢去后，躲在暗房里操作，不许人民追问钱抢去后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再实行“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而民主政权则被大众盯死了，连零头都不敢拿，只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老老实实向人民报账而已。
这当然不是说凡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合理的。例如美国政府抢了人民的钱，发兵去打伊拉克，军费一天起码上百万（“血税”不计），那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白痴布什总统并没把那钱揣自己腰包里去，据说是花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了。但这种无私行为您说对美国人民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又如毛政权无情压榨子民，使得工农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解放”前，但那抢去的票子绝大部分并没让党国领导鲸吞了，而是拿去塞狗洞：不是去“全民炼钢”，就是去建造竣工第二年就因泥沙严重淤塞而不得不炸坝排沙的三门峡水库；不是去修建根本没有能源供应，因而竣工后无法投产的武钢，就是去援助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和老大哥比赛谁才能更慷慨地收买穷兄弟，把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老挝、柬埔寨、古巴乃至非洲黑兄弟当成高堂双亲，顶在头上奉养，以便日后人家在咱们孝心稍有不足时便翻脸，把孝子们恨进骨髓里去。这就是遗老遗少如今怀念的毛时代的清廉。
反过来，如今我党之所以让遗老遗少们痛恨，正是党国领导终于发现，有如千辛万苦地把子民的票子抢来，为的不过是去塞狗洞，不如把那钱的一部分自个揣了，再拿剩下的去干点真正能使国民富裕起来的正事。论清廉程度，毛共当然决非现代中共可比（毛泽东等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不计，这里是整体比较），然而您说这两种作法哪种对人民更有利？
可见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主要是抢谁的钱？第二，政府把钱抢去后是否装了腰包？第三，即使没装腰包，那钱是否用来最有效地改善国计民生？如何看这些问题，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满意。
本来，无论东西方，政府的工作就是抢人民。你不许它这么干，世上也就没有政府了。没有政府来魏武挥鞭，痛打恃强凌“羊”的“狼”，那人类社会立刻就变成赤裸裸的丛林，最后大家玉石俱焚，谁也没好处。所以，为了全民共同利益，大家别无选择，不管怎样肉痛，还是乖乖听任政府来咱们怀里抢票子算了。
这就决定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本来就具有敌对可能，由此引出了社会稳定性问题，亦即如何解决两者之间潜在或已经爆发的冲突的政治艺术。
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如所周知，便是民主制度。政府（含国会）由各阶层各集团的代表选出，不但决定哪个阶层该抢多少钱，抢来的钱该怎么用，事前向全民交代预算，而且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独立于政府的监察机构和民间监察组织，不错眼珠地盯死那些主事的官员。纳税人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如同防贼一样地防着政府，便基本上杜绝了“劫贫济富”、“抢票子塞狗洞”以及“国家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政府知道自己能力极度有限，不是千手千眼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若要出来充当包揽一切的阴天大老爷，那必然是动辄得咎，面面得罪人，所以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管非管不可的公共事务，其他一律不管：该怎么办学搞研究提院士是臭老九的内部事务，该怎么打仗是军人的事，该怎么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是资本家和股民的事，该怎么判案是法院的事……不管是好是歹，跟本政府毫不相干。
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独立的监察制衡机构，自行解决纠纷。谁要是立下战功未赏，或没评上院士，或被资本家无理开除，或冤枉坐牢，自有相应的机构去伸冤叫屈。政府即使介入，顶多也是扮演中立的调解角色（例如调解危及全社会的劳资纠纷），但最后解决还是得靠两造妥协。如果有哪个蒙冤受屈者把仇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跑去信访办公室门前餐风宿露，或是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或是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那只会引起全体公民槽牙紧急脱落。
即使设计如此周密科学，仍有可能出现政府与人民敌对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处置是严格依法行事，谁要胆敢搞暴乱，立即就以铁拳痛击，但如果抗议者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则政府胡乱镇压就是犯法，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国会应付反对党的趁机大举出击，出席各种独立听证会，乖乖回答质询。于是民意便构成了政府决计不敢掉以轻心的具体而微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相应的政策修改，甚至不惜换马以求绥靖选民。撒切尔夫人就是这么挥泪下台的。
这就是西方民主社会获得了真正的稳定性、实现了长治久安的根本秘诀所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只打过一次内战，英国自１６４０年爆发革命之后，３００多年从未打过内战。法国因为政治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以及国民的愤青特性，相对而言是民主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自１８７１年所谓“第三共和国”成立并荡平了巴黎公社之后，虽然政治危机不断，但毕竟没有演成内战。
中国的社会稳定设计思路则完全与此相反，如所周知，传统社会实行的乃是孔孟之道。它的设计要旨我已经反复介绍过了，那就是反复为百姓洗脑，告诉他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分三六九等，这是天理如此，万万不可改变，凡是犯上作乱者都要遭到天诛天谴。大儒曾国藩讲得最清楚：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此话深得孔子真传。的确，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维护上下尊卑神圣不可侵犯，把君臣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看成是家族道德那样的“人伦”，甚至把人伦也解释为一种等级关系。儒家著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支配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原则，在儒家看来是同一的。
这一套非常有效地切除了百姓的“反抗基因”，使得人民把政府看成是全民共同的大家长，对皇帝的“忠”和对父母的“孝”本质相同，只是前者道德层次更高。如同儿子不能反抗父亲一样，臣民当然也只能服从皇上。反过来，它也让皇帝觉得人民是自己的儿女。一个和谐社会，就是子女无条件服从尊重家长，“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而父亲心疼爱护自己的孩子。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履行同一道德规范。这一套稳定设计也相当高明，使得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才被人口超载或外患倾覆。
毛共的社会稳定设计除了传统思维定式之外，更从苏联引入了空前严密的控制子民手段，由此建成了空前稳定的毛社会。这种设计的特点，是统治者极度病态地缺乏安全感，下意识中以为自己一定会被人民推翻，“以小民为敌国”（李慎之语），因此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全心全意地监视控制子民，确保他们决无二心”，将主要精力和国家资源花费在这一战略目标上。在大饥荒过后，国家领袖更是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这就是“抓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
既把小民当敌国，那朝野之间当然就是个实力对比的问题。朝廷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的实力，最大限度地剥夺敌人的能量。这些削弱人民实力的重大措施包括：
１、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２、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痞子造反的先锋队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所以朱元璋那暴发游民上台后便首先实行严打游民的措施，首创将游民登记在案，不许他们到处流窜的政策。
３、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奴隶”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囚犯，是可以到处走动的。传统社会的丫环就是按等级领取“月份”的女奴，其与主子的关系实质与人民和党的一模一样，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须一生交给党安排）。
以上措施算是“硬件”。它能保证人民永远处于绝对劣势，没有造反可能，但并不能保证人民满意，使得君民关系和谐。为此毛共给“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装了一系列“软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绝对是个伟大发明。
须知幸福不过是一种因与周围其他人比较（“横比”）或以现实所得与自己原有期望相比（“纵比”）而产生的满足感。道家早就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才说“知足常乐”。因此，最简单的使得人民幸福的办法，便是造成一个让他们“知足”的政治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１、将中国封闭起来，使得人民没有和外界比较的可能，因此不会产生“横比”造成的不满；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使得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２、根据国人“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理解，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并严厉惩治贪污，进一步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３、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４、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５、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端个例甚至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正面纵比”，将“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无限幸福。
６、效法传统君王通过任命官员而使得官员变成“沐天恩”的债务人，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动位置上；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我们贫民窟一位老太太在毛逝世时哭昏几次，以为她的退休工资是毛从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他老人家一死，粮道当然就此断了，只有跟着他老人家去了。
７、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因为一般没有明显贪污现象，愚民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们的钱其实被政府塞了狗洞，只觉得能接触到的中下层干部都极度清廉，当然不会产生“政府为何要把我的钱抢走，又用到哪儿去了”的疑问。
８、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发动运动痛打之，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养成对党的终生敬畏心理，并向他们反复灌输“原罪”观念，使得他们终生处在诚惶诚恐、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中。
这一套非常高明，既有进口的斯大林主义，又有传统社会那一套。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是天才才想得出来的杰作。这就是为何毛时代的人民的确非常幸福，而且赤诚效忠的缘故，说穿了一钱不值。
颖悟的读者至此不难看出８９“风波”是怎么起的了，那并不是人民对丝毫不懂的“民主”的激情突然高涨，而是以上８条软件于旦夕间统统不复存在了。于是幸福感便骤然破灭，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极度不满，真的和朝廷成了敌国。但失去的只是欺骗软件，控制镇压硬件依然故我，因此双方实力对比不变。此时也只有白痴才会指望“现在只有人民起来和那个法西斯政府较量了”（柴玲语）：两军对垒，穷棒子们手无寸铁，对方武装到牙齿，结局还用说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