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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草: 故乡的大酵子

(2008-07-20 10:13:01) 下一个

故乡的大酵子

·凡 草·



  假日来临,纷飞大雪把女儿送回家来。她撒着娇说,要吃妈妈做的酒酿。

  是啊,酒酿似乎和我有不解的渊源。

  我还没出生呢,就碰上一场“红色大风暴”,父亲莫名其妙进了冤狱。母亲四处奔走,为他鸣冤叫屈。我出生的时候,母亲疲累过度,一点儿奶水都没有,我饿得哇哇大哭。那时可没有代用品,母亲的朋友给我找了个奶妈,大家用我的小名,叫她妞儿娘。

  我的奶哥哥刚断奶,妞儿娘的奶水往回走。妈妈把做月子的补品让给她,又听说酒酿可以发奶,就经常买给她吃。香甜的酒酿变成白花花的乳汁,慢慢把我养大。

  只是,故乡的酒酿可没有这么文雅的名字。当地人都称它“大酵子”,可能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发面做馒头。那年头没有发酵粉,发面都用上一次留下来的“酵头”。如果哪次做饭忘了留“酵头”,向邻居要一块也是常事。

  长年累月连续使用,一代一代传下来,酵母里掺杂了大量的杂菌,馒头就带上了“老酵气”,酸酸粘粘的不好吃。这时候,只能用大酵子做新酵头,新生的酵母菌带着一股酒香,发出的馒头甜丝丝的爽口。虽然大酵子只不过一毛多钱一斤,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奢侈品了。

  卖酵子的时常是个年轻媳妇,老式的大襟褂子,肥大的中式长裤,虽然打着补丁,但总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挽得整整齐齐,透露出一种精明利索。其实,我根本就不记得她的模样,大概那不过是妞儿娘留给我的印象吧。

  她挑着担子挽着把秤,挨门串院边走边喊:“酵子来,大酵子,打酵子来……”声音抑扬顿挫,清脆悠长。她知道用大酵子发奶的习俗,也知道我家有个吃奶的妞儿,就总在我家门口喊。妞儿娘会拿个搪瓷缸子出来,年轻媳妇先称称缸子的重量,用个大木铲切下几块酵子,放进缸子再称一遍。那时的人厚道,只称米饭的分量,称好了再加上两大勺酒,一个小缸子装得满满的。在她看来,酒是额外送的,因为不管饱,可我却觉得是最好喝的。

  大酵子端回来,加上水,打散一个鸡蛋,煮上小小一锅。母亲自己舍不得吃,给父亲盛上一小碗,剩下的都留给妞儿娘,每天喝一点。

  妞儿娘自然最疼妞儿,从小就惯着我。等我断了奶,家里有了妹妹,她还接着在我家帮佣,妈妈也要靠大酵子发奶,家里就没断过这种醇厚的酒香。妞儿娘有时会喂我几口,没想到我却吃上了瘾。有次妞儿娘没注意,大酵子买回来还没煮呢,好吃的我就抓起来,稀里糊涂吃了一大半。

  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下班回家,看见我满脸通红,昏睡不醒,差点儿吓出病来。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省城。妞儿娘原本也跟着我们,可是不久就碰上精简城市人口,只好回乡。省城也有大酵子,我们入乡随俗跟着叫酒酿,忘记了它的土名。只是再没人需要发奶,酒酿的功能就仅限于做新酵头了。

  我发现酒酿的另一种功能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热火朝天的大串连,周围认识的人全去了京城。我虽然被列入黑册,却不能免除与生俱来的好奇好胜和对“红太阳”的盲目崇拜,就费尽心机搞到串联介绍信,夹杂在拥挤的人流里踏上了艰难的旅程。

  我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城市中转,接待站没法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让我和其他人在一个澡堂里暂住。半夜三更到了那里,每人得到一张大躺椅,一清早就被轰了出来。我在接待站等了一天,跟着闹哄哄的人群打听进京的办法。看看天晚了,又冷又累,不由地想起那张温暖的大躺椅,就冒冒失失跑回澡堂。

  看门大爷急得大叫,可是我听不懂那种方言。看见我伸手去挑那个厚厚的棉帘子,大爷跳起来一把抓住我,大吼起来。我莫名其妙地说,“接待站安排我住在这里呀,我累了想早点休息。”大爷哭笑不得,指着墙上的大钟,用蹩脚的普通话解释,“这是男澡堂,里边有人洗澡,你要等到10点,关门以后才可以进去。”

  我尴尬之极,急忙跑出来。漆黑的街市空无一人,我又冷又怕,无处可去,漫无目的地在附近乱逛。一点荧荧灯火跳了出来,嘟嘟冒气的电石灯照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桂花酒酿”,一个老人孤单单地守着一个小灶。

  寒风中飘来的香味吸引了我,老人高兴地笑着站起来,往小锅里下了十个手指甲大小的糯米团,等它们浮上水面,再放一勺酒酿,撒几粒干桂花。我捧着热乎乎香喷喷的小碗,淡淡的酒味掺杂着桂花清香,粘粘的糯米团香糯可口,一阵阵浸润着冰冷的肺腑。我慢慢地喝着,尽量延长这份温暖美好的享受。

  后来,父母随学校下迁,到了南方的一个山沟里,那里盛产糯米,桂树遍野。我留恋桂花酒酿的香味,就撺掇着妈妈做。可是,“红色风暴”的逆境里,妈妈没有主厨的兴趣,勉强和我一起尝试了几次,效果不佳。

  飞越大洋以后,我对故乡的食品更增加了一份深情。在华人店看到做酒酿的酒药,我忘记了失败的教训,又试了起来,谁知却是出乎意料地成功!莫非是异乡的水土不同?

  天回地转,父母亲在年迈的时候又回到故乡。我回去探望,一个老大娘在门口等候。她一把拉住我,“妞儿回来了!妞儿回来了。”

  我愣怔着没明白,她却不管不顾,跌跌撞撞地拉着我,一直喊进屋,向卧病的母亲通告:“先生,大小姐到家了!”

  啊,谁还这么老派?妈妈在床上笑着说:“看妞儿傻得,不认识你娘了!”

  院子里传来一阵呼喊:“酵子来,大酵子,打酵子来……”声音抑扬顿挫,却带着几分沙哑。妞儿娘抓起搪瓷缸子拉着我出来,一个大娘挑着担子站在门口。我看看妞儿娘,她俩的打扮很相似。上身是件素净的花衬衫,下身的黑裤子挺肥大,妞儿娘披了一件西式外套,卖酵子的却把外套挑在扁担上。她们的头巾下都露出一缕花白,脸上虽然刻写着一道道年轮,却仍然显得精明利索。

  大娘高兴地放下担子,手里挽着的秤已经磨得油光发亮。她先称缸子的重量,用大木铲切下几块酵子放进去,称好以后再加上几大勺酒,把一个小缸子装得满满的,然后笑着递给我,“妞儿回来了。多少年了,你从小就喜欢喝俺的酵子,有一回喝醉了,还记得么?”

  我笑了,刚断奶的孩子怎么会记事呢?可是,捧着这碗大酵子,我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不管记不记得,故乡的大酵子不是一直蕴含在我的血液里吗?

  父母亲和妞儿娘都已经作古多年了,可是,喜欢酒酿却仿佛是一种遗传,现在轮到我教女儿做酒酿了。米饭怎么煮,酒药放多少,温度要多高,……终于,女儿的酒酿元宵做好了。淡淡的酒味掺杂着桂花清香,粘粘的元宵香糯可口。升腾的热气里,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抑扬顿挫的呼喊,“酵子来,大酵子,打酵子来……”


原载《侨报》副刊,200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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