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尘: 药

小说 药/秋尘
  
   那时我正在上班。确切地说，我刚放下电话，满脑子还都是阿曼家的事儿。没想到我最好的朋友阿曼竟然是个红杏出墙的女人。而且出过三次。阿曼那墙看来不够厚，否则怎么十年前，也就是说她三十岁前，就把那墙鄙视得三进三出，如入无墙之境呢？这世界病了，真的病了，专门制药的阿曼，应该发明一种药，一种可以拯救这个世界的药？一种包治这世界上百病的药。
   
    微拉的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在心里骂着：科学界都死光光了。谁也救不了这个世界。
   
    我当然以为还是阿曼的电话，她这几日失魂落魄，逮住我在办公室，就拼命地熬电话粥。这次我烦了，烦她这么大的事儿，十年后才告诉我这个被她诩为“最知己”的朋友。有句话看来没说错，朋友是用来欺骗的。想得这，我就对着话筒大叫，喂，我在上班哪。
   
   微拉约我去吃午餐，那种社交性的工作午餐，我们公务员的特权节目。我这才想起，早上从地铁口出来，旧金山的大太阳下，居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当时恍惚了一下，任凭自己的名字在早晨污浊的空气里飘荡，像远方的歌声，异军突起在大街上陈年的骚臭味和跨世纪的无数车辆的噪音里。我梦幻般地环视一周，发旧的街景里，没有熟悉的属于我的故乡的气味，我摇摇头，暗自鄙视一把自己的自恋，正欲离去，却被近前的一赌墙给吓退了一步。
   
   我正儿八经花了点功夫，才搞清楚这堵墙是微拉。当时的她，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庞然。比臃肿还庞然，真吓了我一跳，心说，这人看上去像我们办公室里那个喜欢抽烟的西班牙女秘书，除了那张中国人的脸。我一直以为抽烟的人，必须很瘦，可稀奇得很，就像咱中国的三从四德，八荣八耻放到美国都不三不四，不荣不耻一样。在美国抽烟的多是女人，而且是两种女人，极臃肿，或极苗条的。
   
   是微拉那一嘴喷出的嗲兮兮甜腻腻的台湾话，让我记起了她。十年前，我们算熟悉，每天都能见面，她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一个幼儿园。不过那时候她没有老二，也没有这么庞然。后来见过一两次，多在社区聚会上。记得那时候，她很爱美，是台湾女人特有的方式，脸上抹一层淡淡的妆，头发总是焗过油的，面皮看上去一定要比年龄嫩的，还有一堆堆撒了胡椒粉的雀斑。没想到这十年不见，她生出的两个女儿的容积，都长在了她身上。
   
   她还是那么热情，那种为不远似近式的寒暄量身打造的热情，也还是那么的幽怨，那种怀里揣着幸福，却又忍受着疲于奔命的那种幽怨。那种日子我懂，就像硅谷那些计算机工程师们，各家抽屉里都躺着价值连城的股票，说不定哪天就可以到太平洋上买个小岛似地，偷偷地乐着，却又整天十多个小时地玩着命做着股票的奴隶，能和家人吃上一顿囫囵饭，就是天赐的奢侈。
   
    在我定下神来，准备和她进行一番友好的客套和寒暄时，她却急急退去，只在我眼前的空中，撒下两句话，我得赶车，我打电话约你吃饭啊。然后是她特有的那句开场白或结束句号：真是烦死了。
    我到餐馆时，她已经坐在角落里。她的办公室离这里更远，来得反而快。我坐下后，想，这场午餐恐怕又是关于孩子。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都是为了孩子们活的。
   
    看见我，她特别开心的样子，脸上的胡椒粉欢呼般跳跃着。
    我们的话题，从孩子开始。说起她家里那两朵金花，两人哈哈乐了起来。尤其说到她十三岁的大女儿如何怕猫，一个人在家被一对母子猫欺负得躲在沙发里哭；而只有五岁的小女儿如何的世故，扬言长大后不去读大学，中学毕业就要开个玩具店，一辈子可以玩玩具。真是烦死了。
   
   说到她老公，那个高大的美国人格瑞，她竟然伸手打了我一下。那撒满胡椒面的脸上的光景，全是一派无所谓，甚至还有一抹厌恶。他呀，真是烦死了，行尸走肉呀。你知不知道，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视，唯一在乎的就是他的养老金。抱着养老金看电视，是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呀。真是烦死了。
   
   见我没反应，她继续说，你知不知道，他晚上睡觉都要带面具的也。为什么？我问。那男人看上去温良礼貌，很绅士的一个标准美国人呀。她认真地白了我一眼，好像我的问题带着某种罪恶。呼吸气呀。那口气，好些我白活这把年纪，连很多美国人都用的睡眠呼吸气都不知道。我赶紧恍然地点点头，为自己的无知惹得她不高兴而谦卑。她摆摆手，像原谅了我似的，转而又一声叹息：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这日子，过得没一点激情，我怎么找这么一个老公，行尸走肉，真是行尸走肉。早知道这样，我这第三次婚姻，还得找个精神贵族。真是烦死了。
   
   第三次婚姻！我惊愕地叫出了声，又赶紧为自己的小题大做不好意思起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又想起阿曼，那个把我当场最好朋友的阿曼。出墙三次，十年后才跟我提起，还说她忍气吞声了十年，终于还是要和老公散伙，独木桥，阳关道了。我忍气吞声地劝了她好几回，还嫌我不与时俱进，摔过我一次电话。
   
   微拉这次倒没给我白眼，反倒来了兴头，嘻哩哗啦，把她的半部传记加婚姻史，给我一个新闻综述。她生于台湾，父亲据说是山东人，早年的国民党老兵。在台湾时，她专业学的钢琴。来美国后，在音乐学院读书时，嫁给了她的天才的音乐教授，她的导师，一个法裔美国人。一年后，导师另有新欢，带着新人去了新地。她又嫁给了一位师弟，也是一个法国血统的美国人。师弟据说也是一音乐天才，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师弟也有了新欢，一拍两散。于是，她发誓再也不嫁天才郎。
   
    嫁给现在的老公，西班牙裔美国人格瑞，完全因为他的简单和死气沉沉。“我就是给他八个胆，他也不敢演一会孙悟空给我看。”
   
    小姐过来两次后，我们各自点过午餐，她又拾起刚才的话头儿：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差点死去呀！
    我投去惊异和同情的光芒询问。检查出乳腺癌，她指着胸部。
   
    我明白了，难怪她看上去这么庞然，恐怕是化疗的杰作。美国简直是乳腺癌的故乡。我边摇头，表示着对生命脆弱的无奈，继续关切询问。却听她说：咳，结果是误诊。真是烦死了。
   
    我释然，收回刚刚因惊讶而前倾表示着同情的身子，恢复了正常的距离，摆出天下太平的面容。
    我其实想死，死了就好了。她又叹息了一声，眼睛盯着自己的一只手，那只手一缩一张地挣扎着，像个垂危的心脏，在吃力的喘息。
   
    我听不得她那话，开始劝导起来，孩子那么小，老公也还好，怎么说这话？尤其那两个混血的漂亮女儿，真让我这个没有女儿的女人羡慕。她老公虽少言寡语，却也是硕大如牛的一个主流白佬。两人又都在政府工作多年，就冲着那份养老金，也得好好珍惜保养……
   
    不知我哪句话触动了她的泪腺，她竟扑簌簌地下起雨来。我赶紧刹住咀嚼的舌头，顺手把手边的纸巾递过去。心想，这顿饭是来忆苦的。
   
    我不敢再开口，看着她啜泣的样子，心下茫然，甚至后悔出来和她吃饭，早知这样，去图书馆转一圈翻翻报纸杂志，也比面对一个半生不熟的人的愁苦来得轻省。这年头，谁活得又不累呀。
   
   正自不知所措。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拂面而来，简直把我吹晕了。毫不夸张地说，这股风浓缩了旧金山大街上所有的肮脏和恶臭，席卷了百年的残秽与卑污。我侧头寻味而去，只见微拉身后的玻璃门开着，一团臃肿的黑风怪吹了进来，落在了离我们两张桌椅之外的椅子上。周围几张桌上食客，也都转过头来，一定和我一样，目瞪口呆地心道：天哪，怎么这大街上讨饭的乞丐，如今居然也大摇大摆登堂入室，跑到餐馆这种地方来享受了。
   
    这家餐馆的老板娘也算我的相识，有阵子我天天来，不仅对这小馆的菜单了如指掌，和老板娘也因多见而如故。此时，我甚至替她愤恨起来，这老叫花子也会欺负人，这条街上哪家不是馆子，为什么专门到这家店，知道中国人好欺负嘛。
   
    果不然，两位本就木讷羞涩的女招待像看见一堆狗粪，远远地站着，不肯靠近。我闭上眼睛，拉过脖子上的云锦丝围巾，捂住鼻息。
   
    我真的想死了啦，活着真太累了啦，也太没意思。微拉的脸上，雨季过去了，却仍布满乌云。
    我叹了口气，忽然又想到阿曼，好好的日子，寻死觅活的，当年那么传统的一个女人，居然就不好好在家呆着，出墙之后，一而再，再而三。都是爱情惹得祸。女人遇到爱情，就像赌徒看到赢，酒鬼闻到酒，没救。
   
    你不会是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我的问题就像只脱了缰的野马，冲了出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暗自恨起自己来。我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去，落在后面那乞丐身上，心底冒出一句：犯贱！
   
    你真聪明！微拉的叫声，唤回我的眼球。让我诧异的是，对面这五十岁的女人的脸，像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溢满了天真和烂漫。
   
    我看着她，一时语吃，毫无逻辑地琢磨着她夸张的称赞。她在点头，目光下的那双手，像在表演打架一样，相互抓捏着对手的指头。只听她幽幽地说道：我喜欢他，我真的喜欢他。像是自言自语。
    我的心咯噔一下，苦笑地对自己说：看看，又是一个阿曼。我让眼帘落下，涮洗一下眼前的世界。
    两碗牛腩面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微拉和我都没有去碰。微拉一脸的呆相，如一幅立体肖像，我猜她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我们可以吃饭了，我们是来吃饭的。她现在感兴趣的只是叙述，叙述她遭遇的一段爱情故事。
   
   我断断续续地听着她，断断续续地看着她身后那个龌龊的人，断断续续地问着问题，想把这个世界里曾发生过的一段故事的来龙去脉搞个水落石出。他，微拉的那个男人，七十岁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又是一个法国人，个子特别高，人特别瘦削。我想到眼前不远处那个乞丐，也很高很瘦，只不过颜色不同，不如炭黑，可能是个杂毛。她和他学小提琴，他其实有太太，在巴黎音乐学院做教授。分居了，可是他一点也不寂寞，有很多女朋友。据说，他的女朋友都很高雅。今年的生日，本来说好她给他过的，可就在昨天，他飞走了，飞去了俄罗斯。在那里，他还有一个女学生，他告诉她，他的生日要在俄罗斯过。
    乞丐一直坐着，除了周围食客的嫌弃的目光，没有人去招呼他。周围的几桌，不知什么时候空了。那种属于他的气味，越发不堪地在天空中恣意蔓延开来。他开始不耐烦了，嚷嚷起来。要人来送免费的茶，免费的烫。
   
    “我就是喜欢他。”她说这话的样子像在和我撒娇，又像是再纠正我的某个错误想法。
    “我昨晚做了个梦。”她用台湾人特有的嗲声嗲气说着，透出一种不甘寂寞的向往。
    这话好像有一种灵异作用似的，我的灵魂被牵引着，出了壳，飘进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一个憔悴的老妇人，脸上撒满了胡椒粒的斑点，拄着一根银灰色的拐杖，在一下一下的扣门。那是一幢年久失修的土黄色洋房，伊丽莎白式的外形，掩饰不住往日的豪华和喧嚣。
   
    门开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脸有些发乌，像涂了一层墙灰。老妇人颤抖地看着开门人，俨然已过熟的马尼拉芒果的脸皮上，挂着两行异样的晶莹的泪柱。
    “生日快乐，里昂。”她的英语问候里夹杂着多余的音符和台湾嗲里嗲气的口音。“今天是你90岁生日，我来给你过生日。”
   
   她走进房里，一切还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涂了蜜汁似的地毯尽头，是一架立式的斯坦丽钢琴，钢琴的边上，一排大小提琴，像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静静地站在台上等待表演。宽阔的落地窗，时刻准备着，把这厅里永远流淌不尽的辉煌音乐和男女爱欲的缠绵，播放给外面的世界……
    “你最终还是我的。我的，我知道，我二十年前就知道了。”她深情地望着面前的老人。他，像一幅旧的油画，黯淡而悠远，只属于过去一般。
    “我知道，你九十岁的生日，只有我来给你过。只有我——”她坐在钢琴前那张依然发亮的黑漆长凳上，那是他当年教她小提琴时用过的长凳。她挺着腰板，向他张开双臂。他，像一株枯木，慢慢折成三段，让她拥入怀中……
   
   “先把钱付了。”这熟悉的声音，带我回到眼前。微拉边上，站着一个瘦削的长发的中国女人。老板娘不知何时站在那乞丐身边了。她脸上无色、无味、像石头堆砌出来的一样，没有神经和表情。“你先付了钱，才能上菜。”她冲我这里点个头，算是打招呼。我会心地一笑，送给她个竖起的大拇指，想，老板娘就是老板娘，要是我，只有认栽！
   
    乞丐的身上像趴着蚂蚁，到处摸索起来，找了足有两分多钟。老板娘就一直玉树临风般地站在边上，给足了乞丐尴尬，才说一会儿再来。
   
    牛腩面被放在了中央的位置时，微拉从随身的坤包里，取出一大把药丸，仰脖倒进张开的大口里。我心下一阵怜悯，知道她之前怀二丫头时，诊断出糖尿病，这辈子就得靠药来维持着正常了。
    她顶起眼皮，看了我，道：饭可以不吃，药可不能没有。真是够我烦死了。
   
   见我笑，她来了劲头儿。说起精神病医生给她开过一种治抑郁症的药。说着，她放下了手里的筷子，双手在牛腩面上画画似地比划着，用英文吆喝着药的名字，medicine，medicine，就继续说，你知道吗，那药就是为了让人做梦的，dream，dream,而且都是美梦。她把美梦两字说得极其柔媚，看着她，我觉着好笑，见她那两只不停运动着的手，想，不知美丽的梦，怎样用手势才能比划出来。
   
    “而且总做一样的梦。告诉你，在我的梦里，我是一只巨大的肥硕的蜂后。蜂后呦！我的身体美丽得像七彩的钻石，我的羽翼就像最漂亮的那种蝴蝶的羽翼。每天都有全世界无数的工蜂来朝圣，来向我示爱。”
    就在我试图明白微拉美丽的梦境时，那乞丐向我们走来。我的神经在那一刻，忽然开始错乱。
   
   “我肚子疼，我忘记带钱了，我也要去买药，给我些钱吧。”他站在我们的桌边，弯着腰，手没有捂着疼痛的肚子，却伸出来，伸在两碗牛腩面的上面。微拉看着乞丐，忽然双眼发亮，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双手颤巍巍地从坤包里拿出几张二十元的美钞，如观音菩萨洒甘露一般，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虹。美钞们被地心吸引着，落进了乞丐那胶皮一样的手上。乞丐鸡叨米一样感恩戴德。我的眼睛忽然间湿润了，失去了焦点。
   
    眼前的世界，再度清晰的时候，只有一只披着晶莹幽兰蝴蝶翅膀的蜂后，正在接受着无数捧着双手的工蜂们的朝拜，画外有音，去吧，去买药吧。吃了药，就有了美梦——
   
    小姐走来添茶，我才发现乞丐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微拉像第一次看见了那碗牛腩面，这才锁住了一直喃喃的舌头，低头拿起筷子，旁若无人地大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