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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女人》新浪博客
上星期在学校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不是以我为主,但我却是会议最重要的一员,没有我,这个会就开不成。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不过是一个翻译,要把老师们讲的英文翻译给一对中国家长听。会议安排在我正好有课的时段,学校必须给我找一个代课老师。这种情况在学校很少发生,这也说明了学校多么重视这个家长会。开完了会我想,学校重视这个家长会是有原因的。
会议是关于一个中国学生的,让我们暂且叫她Emma吧。Emma在学校的表现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每门课的老师都讲了她在课上的表现和成绩,总的来说是这样:Emma的英文理解能力很差,要自己写的有关历史、地理或自然科学的文章,她一般都抄书,而且认为抄书是适当的办法,不服从老师的劝说。Emma在数学快班,但是显然跟不上,新学期开始需要回到数学普通班。最令人担忧的是,Emma自尊心很强,似乎自己给自己施加很多压力,到了自己对付不了的地步,语文习作中会发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生活令人痛苦、令人悲伤?
翻译了所有这些,Emma的父母有话说。我看见Emma的母亲眼圈开始红了,她说:我另一个孩子怎么不是这样?听得出,她的喉咙也已经发紧了。我停顿了一下,下意识里觉得还是先不要翻译这个问题为好。但是Emma的母亲继续说,而且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我们昨天才去参加的另一个孩子的家长会,她的老师说她什么都好,什么都是excellent!这是怎么回事啊?
她说得太多了,我不翻译的话,会引起其他老师的“怀疑”。我把她的问题翻译完以后,就忘记了自己仅仅是一个翻译了,因为我做老师的职业训练告诉我,这位母亲在家里一定总是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相比较,Emma很可能就是这种比较的受害者。我开始对她说,千万千万不要把一个孩子跟另一个孩子相比,兄弟姐妹之间本来就已经竞争很大了,家长千万不能说任何话或者做任何事加剧他们之间的竞争。我还想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他们可能出自同一对父母、来自同一个家庭,而且每一孩子的智力或体力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 我没讲完,指导员就插话了。她讲的和我讲的是类似的话,但却比我的要更专业、更循循善诱。指导员还建议,父母可以先带Emma去看自己的内科医生,跟医生谈谈Emma的情况,然后内科医生会推荐他们去找青少年心理医生,以争取专业的帮助。指导员还说,如果你们觉得跟医生交流在语言上有障碍,我们可以在得到你们的许可的情况下替你们向医生解释。指导员说的这些都是在美国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的正常程序。我原封不动地把这些话翻译给Emma的父母听了。
Emma的母亲听了,先是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问我:学校里其他的中国学生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有点惊讶她问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没有。我当时能想到的是其他中国学生中我还没有碰到学校建议父母带学生看心理医生的情况。现在想来,我很后悔,觉得当时要是回答说“有”就好了。因为,Emma母亲问那个问题完全是出于“中国式”思考。说白了,就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面子情结。我回答说“没有”,实际上就帮助她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后来她跟指导员说的,不,我们不去看医生,我们先在家里自己给Emma做工作,过一段时间再说。显然,在Emma的父母看来,要迈出找医生的这一步,是太出格的行动,太出中国家庭、中国文化这个格,因为那样做在中国家庭中是很丢面子的事。假如我回答说“有”,于事实也是说得过去的:第一,Emma母亲所问的 “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泛指学习上碰到困难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泛指青少年时期反叛情绪的心理情况。第二,我并不能确定学校里中国学生中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不是所有中国家长都需要翻译,我不是每一个会都参加。假如我当时稍微动一点脑筋,回答说“有”,说不定能帮助Emma的母亲打破面子情结,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呢。
有一个事实我是不用动什么脑筋就可以跟Emma母亲说的,后悔当时没有想到告诉她:一个跟我很亲近的人也是在中学的时候被学校建议去看心理医生的,他的母亲接受了学校的建议,立刻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并且一看就是两年之久。这个人后来上了哈佛大学,再后来就成了我的丈夫。我丈夫一向不肯轻易说自己上了哈佛大学,因为怕别人说他炫耀。我也就从来不替他声张。这次不同,这次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一个可以用他上了哈佛大学这个事实改变我们一些同胞对看心理医生这件事的看法的机会,却让我错过了。我很后悔,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改变今后可能遇到同样情况的中国父母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