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非:我是美国教书匠

 我是美国教书匠

 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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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份工作。我是一个教书匠。我住在美国。我是美国教书匠。
　　我早晨六点半起床的时候，又想起了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今天我起床时搞错了方向，从另一边下了床。他们想说的是，今天我一开头就什么都不对劲儿。今天早晨，我可是等到自己彻底清醒了，摸准了方向，才下了床。我不想一开头就什么都不对劲儿。结果，事实证明，美国人的话不灵验。即使你下床时不搞错方向，也可能什么都不对劲儿。
　　我总是走路去我工作的地方。这地方离我的住所只有差不多一箭之遥。说到这，我敢担保，你们都很羡慕我，因为，不开车上班在美国是一种奢侈。对不对？可是再说下去，你们就会怜悯我了。我连一辆车也没有，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的东西，我没有。这很值得怜悯，对不对？
　　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特点。这地方大部份是女人。这是个学校，一所中学。我的学生全都是女的，我的同事也大都是女的，只有一个数学老师和一个二年级的班主任是男的。听说，谁也没见过有比那个二年级的班主任更喜欢孩子的人了。可我有时候怀疑人们说错了。或许应该说，谁也没见过有比那个二年级的班主任更喜欢女孩子的男人了。但我不说出来，我纵容人们犯错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肮脏，很见不得人。我相信，许多人都有很肮脏、很见不得人的想法。
　　我教美国历史，也教世界地理。这门课在美国叫做“社会研究”。我有二十五个学生，分两班上课。美国私立学校的规矩，学生和老师的比率越小，学校的招生率就越高。所以，我同样的课总要教两遍。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说车轱辘话，就莫明其妙地可怜学生。其实，我是自作多情：我讲得再乏味，学生也只是听了一遍的，她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这偶尔地使我觉得教书还是个颇有点神圣的职业。可是今天，我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首次抵达中美洲群岛时，一上岸就颐指气使，自命不凡。后来给他的伊莎白拉女王写了信，说为您找到了黄金。后来，又把当地的土著，叫塔伊诺人的，给统统地抓起来，叫他们去找黄金。找不到的，就不是跺了手、就是杀了生。我是受了教师专题学习班的洗礼，才把对哥伦布的认识提高到这一步的。我的学生似乎并不需要多少时间的专题学习，我几句话一说，几份材料让她们一读，她们就全都把对哥伦布的认识上升到我的水平上。其实，最有效的还是那血淋淋的跺手和杀生的场景。一读到这儿，她们就说，我们不要庆祝哥伦布节了。这时，我才有点慌张起来，我把美国的孩子教得连国家的节日也要废弃了，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又转念一想，何必慌张呢，不是美国人教我这样教美国人的吗？美国这样吃里扒外的多了，这国家还正是由于这样才越来越兴旺了呢。虽然这样自我安慰了一番，不过，误人子弟的自责总还是不肯败下阵去，就觉得这一天的头开得不好。
　　中午吃饭时间在我的学校总是似有似无。教师会议总是安排在这个时候。很想念在中国上班时每天中午将近两小时的午休。我们研究所里竟拨款为每个室买了行军床，平时立靠在各室的门背后，睡时才拿出来放倒、睡。曾动过向学校校长提拨款买床的建议的念头，但很快就打消了，觉得还是依中国的老话“入乡随俗”办事比较明智。
　　今天教师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是谈“插了红旗”的学生。你不要一听到“插了红旗”，就觉得是好学生。美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觉得红色是喜兴、红旗是革命。红旗在美国，在我的学校，是出了问题的标志。我班上有个学生上课总是手不停、嘴不停、有时连脚也不停，不是拍拍这个人的肩膀，就是找那个人说话，或踢踢另一个人的椅子。你叫她遵守纪律，她就说，我妈妈说，我的学习方式与人不同，老师要努力了解。听到这儿，你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吧？我是内行，我得来给你解释解释。在美国，学习方式不同是我们中国的“落后生”（也有人用“笨蛋”这个词）的代名词。老师的责任就是努力了解所有“落后生”的特有的学习方式，把他们或她们培育成新人。我对这个学生是用尽了浑身解数，可还是未能摸准她的特殊学习方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通常觉得这种会议是学校教师的自我安慰，好像他们在步步紧跟这个国家教育界层出不穷的新教育理论。我一言不发，闷头吃我的蛋炒饭。一口咬到一块挺大的鸡蛋，才意识到不该带蛋炒饭来。年纪中中的，就胆固醇偏高，得应该小心一点才是。会议决定，下星期二请这个学生的心理医生来给教师讲讲她学习方式特殊的地方。我大口地吃起蛋炒饭来，想不如下星期二就胆固醇过高，心脏病暴发住院算了。
　　学生吃了午饭也像我一样昏昏欲睡。我通常在下午让她们做些活动手脚的事情。一个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班级板报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了，今天应该把它完成。我让学生每人选一种热带雨林的动物，去查看百科全书，把资料记录下来，再画到我贴在墙上的一张绿色的大纸上，并要包括关于这个动物的文字材料，如多大、多高、吃什么、住在树上、还是住在树下、是不是濒临绝种、需不需要向环境保护组织求助等。其实，这样的工程很费时间，一个学生只能了解一种动物，对研究亚马逊河，并不一定有多少价值，我也并没有把这个项目当做这门课的重要项目。可是学校的所有其他老师都说我的这个想法好极了。她们看到我的未完成的板报，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张得象一条条幼稚无知的鱼，好像见到了天才的创造。其实，我起先只是想打发打发午后这种难熬的时光罢了，现在却不得不和她们一样，也表现出对自己的天才创造的惊喜。我觉得自己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我有点恨自己。
　　下午三点多，就放学了。学校的汽车接送地点已排起了长长的汽车列队。有的家长还没有排到前面，就三三两两地扎堆儿、聊天儿。我们教师叫他们Volvo Caucus，因为这些私立学校的家长都很有钱，他们大多都开着Volvo把他们的千斤送到我们这里来养我们。我们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他们就很有权力，一个个象caucus里的政治决策人物。比如，今天请插红旗的落后生的心理医生来校的决定就是在他们的权力的无形威慑下做出的。我为一个个学生拉开一个个车门，对一辆辆Volvo笑脸相送。我私下里担心会有人看出我的虚伪。我把最后一个学生送上了车，就赶紧收拾了自己的提包，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时，看到我的老房东，孤寡老人兰恩太太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走出来两个女人。一个很大，换句话说，就是很胖。我习惯于见了很胖的人不说很胖，而说很大，就象所有我的同事见了残废人不说残废人，而说“有不同能力的人”一样（"differently abled" 而不是"disabled"），以免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另一个有点蓬头垢面，很不象进出于兰恩太太家的人。我想，我应该说另一个看上去有不同梳洗习惯。这两个人出了兰恩太太的家，就绕过街角，急急地朝前，朝跟我同一个方向走。我听到兰恩太太追出来，叨咕着些什么。我就朝那两个女人喊道，对不起，请停一停。兰恩太太有话要对你们说。其中的一个回过头来，可另一个却好像催着她赶快走。我就问兰恩太太，您要不要她们回来？兰恩太太说，不要，只是要她们带上院门。
　　晚上，正吃着晚饭──又是蛋炒饭，这东西又快又简单，我总是抵制不了它的诱惑──兰恩太太的保姆培姬来了。她问我，你今天有没有去我的卧室。培姬是从厄瓜多尔来的，九年如一日地服侍着兰恩太太，住在兰恩太太的地下室里。我说，没有。培姬就放声痛哭了起来。她说兰恩太太放进来两个盗窃犯，把她的五百块美元现金和仅有的金银手饰都偷了。
　　我真后悔没有拦住那两个一个很大、一个有不同梳洗习惯的人，真后悔我甚至没有仔细地瞧上她们一眼。
　　顺便说一句，这是件千真万确的事。你就是早晨起床时，努力不搞错方向，不下错床，你也会什么都不对劲儿。在美国，事情常常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