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斋主:“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独善斋主
2006年1月

站在瘦西湖徐园的月亮门前，白发苍苍的老爸拄着拐杖，神态平和地向我命令道：“老大，给俺照张遗像。”

我笑了：“急什么？您身子骨儿好好的，还有的活呢。”

“叫你照你就照，啰嗦个啥。”

唉，老爷子老了，可还是当兵的那股脾气。我端起相机，把老人家的风采转换成一组珍贵的数据。

爸爸是个老八路。在我的记忆中，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当初为什么跟了共产党，当了八路军？爸爸似乎不愿回答，要么对我的问话置之不理，要么把话题岔到一边。去年回国，电视里正播放《历史的天空》，看到姜大牙阴错阳差地当八路那一幕，老爸会心地笑了：“妈了个巴子，跟老子一个样。” 我连忙接茬问下去，爸爸才吐了实话。

“那是38年，日本鬼子占了咱老家徐州，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那时俺才十五岁，还是个半大小子，根本不懂得啥个主义。但是俺念过几年书，知道啥叫国家存亡、民族节气，拼个死，也不能当亡国奴。俺也没敢告诉你爷爷奶奶，悄悄离了家，跑到外边去当兵。跟着一支国民党部队走了十来天，啥法子都试了，活缠死磨，可人家是正规军，嫌俺小，就是不肯要俺。转来转去，又回了村，正巧赶上八路军来招兵，不管年龄，是个爷们就成。就这样，俺参加了八路军。没有军装也没枪，就发了一把大砍刀，跟着老兵的屁股后面上了前线。”

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爸爸怕我闯祸，把我遣送回徐州老家。爸爸的远房堂兄、我的四大爷带我去锄地。面对着田野里几座荒凉的坟茔，四大爷说：“咱村叔伯兄弟那一次当兵走了二十多个人，就剩下俩。一个你爹，另一个就是俺，你这不争气的四大爷。”回家后我问爸爸，爸爸叹了口气：“你四大爷是个逃兵。”沉默了一刻，爸爸的眼神有点迷惘：“都牺牲啦。你四大爷不开小差，也活不到今天。”

在那个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岁月里，爸爸是个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是他那点微薄的文化，在连队扛枪不到两年，就调到团部当了报务员。皖南事变后，为了重振苏北根据地，爸爸所在的部队更改了番号，从八路军变成新四军。小鬼子投降，部队潜入关外，成了林彪麾下的头等主力，也就是黑土地上由钟伟将军率领的5师，辽沈战役的十二纵，大军南下的49军。爸爸从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台长，一直干到师通讯科长，从徐淮老家转战东北，又从东北打到广西。在风景秀丽的漓江边，爸爸看中了师宣传队的一位东北女学生，后来她变成了我的妈妈。

说起来是个老兵，爸爸却没有什么辉煌的战斗经历。我问过爸爸，战场上打死过几个敌人？爸爸显得神情索然：“就打死过两个鬼子。”随即又解释道：“俺后来搞技术工作，捞不到上前线。”我理解爸爸的遗憾，在指挥部工作，虽然安全，但“进步”得慢，当兵那么多年，只混到个“副团”。就在49军解散，部队划归为广西地方公安师的时候，爸爸的前途有了转机。总参通讯兵部发来一纸调令，命令他到高级通讯学校高工班学习。于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一岁的我，告别了山清水秀的南宁，来到崇山峻岭怀抱的塞北名城张家口。

我想，爸爸一生中的亮点大概是在张家口的最初几年。文革后，总参组建通讯工程学院，我把院长的名字告诉爸爸，爸爸撇撇嘴：“他呀，当年在高级通校，俺俩一个班，他的学习成绩最差。”我曾经看到过爸爸的学习笔记，从那一板一眼的笔划中，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爸爸，吃力地，然而却是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怀揣着优异的成绩，爸爸毕业了，走进解放军通讯学院当了教官。两年之后，又来了一纸调令，要爸爸进京，到国防科工委报到，专门研究原子战争下的通讯问题。就在爸爸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灾难降临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他们的组织关系都转走了，没几天就要出发，你爸爸是学院的篮球队长，打完告别赛，一桶凉水从头上浇下去，人就倒下了，舌头从嘴里歪了出来。那一年，爸爸三十四，妈妈二十五，我五岁。

爸爸突然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就连北京总院的专家们都奇怪，爸爸那么好的身体，胆固醇正常，血压正常，血液也没有问题，怎么会形成血栓？当爸爸恢复说话能力后，脑科主任迫不及待地问到，你的脑部是否受过伤？爸爸回忆了半晌说，不知道那算不算受伤，40年反扫荡，脑袋后面中了鬼子的一颗流弹，子弹已经没劲了，撞到头上就掉了下来，只留了个小疤拉。老主任摸摸爸爸的后脑勺，这就对了，你那时候命大，没见阎王，可这笔帐还得算在鬼子头上，那颗子弹造成脑血管畸形，才导致今天的病变。

爸爸瘫痪了，组织关系被退回通讯学院。在一个日本鬼子遗留的兵营里，我们一家和另外几家部队病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从那时起，我慢慢地开始记事儿了。记忆中的爸爸是严厉的面孔、暴戾的脾气。我记得我们兄弟几个面对着墙壁跪成一排，我记得被禁闭在黑屋子里听着老鼠的尖叫而胆颤心惊，我记得多次被打得离家出走在学院里四处流浪。我甚至怀疑过，我是不是他的儿子。这种猜疑伴随着我长大，直到我告别童年，告别少年，才慢慢理解也谅解了爸爸。年轻力壮风华正茂的爸爸，一瞬间变成了废人，不能从事他喜爱的工作，不能陪伴着妻子在公园里散步，不能和战友们手持酒杯引慷高歌，不能在篮球场上奔驰跳跃你冲我撞，甚至不能自理日常生活。他的暴躁、他的凶狠，都是男人的无奈，都是对命运的发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过于顽劣。

为了重新站起来，爸爸作了各种尝试，中医、西医、还有蒙古大夫。长大后我才知道，蒙古大夫是蒙人的江湖郎中的代名词，可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家来过的那位蒙古大夫。他脱下散发着一股羊膻味的长袍，把爸爸的脚捆绑在凳子上，用织毛衣针那么粗的钢针穿过爸爸的大腿，针尖带着血丝从大腿的另一侧冒出来。爸爸疼得龇牙咧嘴，满头大汗，蒙古大夫还念念有词，忍着点，这是我家祖传的“过海针”，专治偏瘫。说来也神奇，扎了过海针之后，爸爸可以撑着拐杖走路了。然而，爸爸也知道，他永远不可能痊愈，永远不可能恢复工作了。65年，爸爸办理了退休手续，带着我们一家六口搬到了山温水软的古城扬州。

爸爸脱了军装，变成了老百姓。扬州的烟柳荷塘，扬州的晓风残月，扬州的饭庄茶社，扬州的菱藕虾蟹，像一锅温温的、浓浓的汤水，渐渐地融化了爸爸，他的脾气好多了。他不再有抱负和野心，不再感到无助和沮丧。他终于意识到，人的一生，原本有着许多许多的无奈与无常。他恢复了农民质朴的本色，心甘情愿地过起了平淡宁静的生活。那段日子如歌的行板，我曾幼稚地写道：

十五从军走天涯，
血溅疆场染红沙。
北国寒夜搏霜雪，
南江清晨披彩霞。
壮志未酬突生变，
解甲归田效农家。
弈棋玩鸟饲鸡狗，
架豆种瓜养芝麻。
夫妇无端相逗趣，
儿女管乐任喧哗。
依衾卧看红楼梦，
神仙比将亦心斜。

多年之后，我因“反革命”罪坐牢，提审员指着这首诗问道，你写的是谁？我说是“咏父”，写我爸爸。提审员怒斥道，你是在歌颂一个革命军人吗？我看像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爸爸变“修”了，我也长大了。我很像爸爸，我肯定了继承了他那种易于冲动的秉性和不安分的基因，十六岁就迫不及待地离了家。后来的岁月中，我独自在外颠簸闯荡，离家越来越远，直到远隔重洋。即便回家度假，也忙着和自己的朋友聚会，很少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拉点家常。2002年，妈妈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回国一趟，家里为老爷子和我准备了寿筵，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五十了，爸爸八十了（虚岁），我们都老了。

寿筵上，爸爸神态自若地说：“本来只打算活到六十岁，如今都八十了，老子赚了。”客人们不懂爸爸为何作此说，个中缘由只有我们心里明白。小时候，爸爸喜欢和妹妹开玩笑：“丫头，你先死还是俺先死？”妹妹回答：“你先死。”“俺啥时候死？”“等我过了二十你再死。”打那以后，爸爸就把活到六十挂在了口头上。不过，爸爸说那番话还有一个我能解读的秘密，宴会之后的第二天，爸爸住进了医院，他得了直肠癌。尽管谁也没有告诉他，但爸爸凭着直觉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一家人都到了医院，似乎看不到爸爸有丝毫恐惧，微笑着进了手术室，又被安安静静地送了出来。那几天，我陪伴在病榻旁，仿佛一辈子都没和爸爸说过那么多的话，老爷子调侃道：“真没想到，俺还能享到你的福，你这个老大没白养。”

一晃又是四年了，老爷子依然活着，活得好好的。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迷上了计算机。爸爸和妈妈天天抢着上网，打麻将，下象棋，水平还不低，像个小孩似的，对着屏幕催对方快落子，嘴里骂骂咧咧说对方走“臭棋”。他还学了不少的新名词，当我们用QQ视频聊天时，老爷子说他手脚不利落，要我买一个左手使用的光电遥控鼠标带回去，那玩意儿用起来方便，还说最好弄个无线网，再装一台计算机，省得老婆子一天到晚跟他抢。

爸爸老了，可他活得年轻。我端详着老爷子为自己预备的“遗像”，回想起四年前他在病榻上说的一番话：“谁也不是个神仙，到时候就该走啦，你怕也没用。人哭着来到这世上，不能再哭着离去。活一天，就好好活，活过了，就没白活。想明白了，你就会笑。死，没啥了不起。”

写到这里，我有点犹豫。我好像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老人家还健在，我不去说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却在这里大谈“遗像、死亡”。可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老人家能够如此豁达，活着好好活，死了笑着死，我又有什么好忌讳的？

我想，真到了那一天，我会微笑着在他老人家灵前朗读这篇文章，让他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