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笃笃笃，笃笃笃……”一连串急促的叩门声结束了我的好梦，懒洋洋地扫了一眼摇头摆尾的小鸟闹钟，大叫一声，糟糕！没想到这一觉竟睡到中午十二点了！慌乱中抓起一件扔在地上的衣服，跑去开门。
门开了，吓了我一跳，站在面前的不是老公，而是一个长着跟我姐姐家小狗珍珍同样卷卷毛的陌生女人。还没转过时差和语言差的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冲着“卷卷毛”一个劲儿地傻笑，她却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严肃中还带着几分愠气。她先发制人，问我是谁，我说是秦太太，昨天刚刚从中国来。她的口气显然缓和了许多，问是不是还有个孩子。我心里纳闷，美国也查户口？别说我是明媒正娶，即使是非法同居，冒出一个半个的私生子，你管得着吗？！我迅速收回了傻笑，取而带之的也是一脸怒气。她这才转入正题，“我是你们的邻居，住在楼下，昨天晚上棚顶都要蹦塌了，搞的人根本没法睡觉。”我这才恍然大悟，昨晚下了飞机就已经半夜了，儿子有一年多没见爸爸了，自然高兴，忍不住在床上多来了几个空翻。至于我和老公吗？嘿嘿，估计动静也小不了。
我自觉理亏，连连道歉，态度极其诚恳，鼻子眼睛堆在一起笑，总算把这“卷卷毛”给摆平了。没想到，学了一溜十三招的英语九百句，一句没用上，倒是鼻子眼睛派上了用场。
就这么着，我和儿子在休斯顿落了户。儿子被左右开攻地一顿注射，外加口服的一阵折腾，才算过了免疫关，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了。
头天晚上对着ＡＢＣ认不全的儿子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把男和女搞混了，免得上厕所闯错了门，只有八岁的儿子懂事得像小鸡啄米样点着头。
第一天放学回来，告诉我，妈妈你教的两个字根本就没用。我一听，眼睛长长了。唉！小学生的厕所一定是写着男孩、女孩的。以后一连串的几件事儿都证明了我的英语水平纯属二等残废，几个月下来，儿子就开始给我纠正发音了。
儿子、老公都有学上，一个小学生，一个硕士生，剩下我个闲人，总得找点事儿做吧，况且还有摞得象小山包的账单等着去付。没有工卡，只好把范围缩小了好几圈，最后又集中到一点：做保姆。买了份报纸，从头翻到尾，连死人启事也逐条地浏览了一遍，总算摸清了这百十来页报纸的来龙去脉。捧着找工作那一栏，把看上去顺点眼的画个记号，做完记号，抱着电话一通神拨。拨着拨着，就糊涂起来，竟对不上哪个没人接；哪个接通被拒绝了；哪个留了言；哪个还有商量的余地；哪个…… 心想这下可糟了，全乱了套了，没想到找工作会这么难。我如此这番地折腾了两个月，毫无进展。
在家里呆得心发慌，看到丈夫读书的莱斯（RICE）大学有一知名作家来休斯顿讲座，就兴致勃勃去捧场。偏巧邻座是个台湾人，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梅怡。和她同来的婆婆却是个典型的美国人，我们三人一会功夫就聊得热火朝天，有点相见恨晚。
临分手时还有些依依不舍，互留了电话。梅怡问我在哪上班，我把目前的状况和盘托出。她不但没有小瞧我，反而爽快地答应帮我想办法。令我惊喜的是，雷锋并非中国特产，美国也产雷锋。
三天后，接到梅怡的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的一个印度朋友姬娜正在物色保姆，介绍了我的情况，对方很满意，提供的月薪也很慷慨。我真的不知如何感谢她，天晓得她是怎样向朋友吹嘘我的。
去面试的那天，天空格外的蓝，花也开得格外的鲜，心里有着一种预感，觉得这事八九不离十。手中的地址把我引进了休斯顿的富人区，面对着一座豪华的住宅，一向自信的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渺小起来，犹豫着是不是去按门铃，门却自动开了。姬娜有着当代流行的体形，精干、爽朗，说起话来象一串出了膛的子弹，连中间的标点符号都省略了。
寒暄后，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门厅宽阔的大理石上，屋子里弥漫着怪怪的咖喱味儿。还没等缓过神儿来，就听到叽哩咕噜一阵响，冲出了三个孩子。哎唷，老天！这哪是三个孩子，分明就是三只小老虎，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小眼睛里充满了敌意。经姬娜介绍，才知道他们分别七岁、五岁、两岁。在中国，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还着实被这三个孩子吓住了。我安慰自己，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对付。
姬娜是儿科医生，先生瑞兹是脑外科医生，平时工作忙得不已乐乎，所以孩子的吃喝拉撒，课后的辅导，十几个房间的打扫，全家衣裤鞋袜的清洗，统统就由我包了。不管姬娜提什么要求，我一律回答没问题。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当时激动得真想抱住姬娜亲上两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现在姬娜家，开始了我的保姆生涯。至于家务活，我很在行，难不倒我。可同时对付三个孩子，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这好比处理掉进灰堆里的嫩豆腐，谈何容易。
发现最头痛的是五岁的男孩内森，印度人和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点，重男轻女，内森被宠坏了，脾气大得很，说轻了不听，说重了抄起电话就向妈妈告状，开始时对他真是束手无策。七岁的大女儿塔若相对来说容易摆弄些，除了脾气倔强，故意调皮捣蛋的时候并不多。最小的女儿妮拉象个小猴子，灵活得很，一转身的功夫就不知跑到哪去了，常常被她搞得精疲力竭。
其实，最难对付的是姬娜的母亲林达。林达和丈夫感情不合长期分居，独住的公寓离姬娜家开车二十分钟。我在姬娜家做事的一段时间，她像个幽灵，随时随地出现。
林达长着一副瓜子脸，下巴有些尖，总的感觉象狐狸。她的任务好象就是监视我，因为有她无她这个家都照常转。我每天马不停蹄地干活，只要稍微伸伸腰，她就对我指手划脚，命令我干这做那。看我闲着，好像在看着她女儿的钱被火烧着。
有时赶上女儿下了夜班在家，林达会很热心地为我们准备午餐。其实午餐简单得很，无外乎是三明治一类的。开始时，吃她准备的东西我有些受宠若惊，后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有些蹊跷。每次她都把给女儿的三明治用一个罩子罩起来，放在一个高高的地方，发现我注意她，就掩饰地说，三明治都是一样的。一天，我出于好奇，趁她不备，偷看了一眼罩子里的三明治。不看还好，看后真的很气愤。原来她女儿的三明治里夹着很高级的火腿肉和名贵的蔬菜，而我的三明治里却只是一片最廉价的奶酪和几片超市上最便宜的生菜，有时菜叶都发黄了。我感到受到了侮辱和作弄，可毕竟寄人篱下，有口难言。
一天，林达象往日一样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趁她去洗手间的功夫，我来了个偷梁换柱。当着她的面，美美地大嚼着本应属于她女儿姬娜的那份三明治。她女儿发现她在三明治上做了手脚，对她发了火。从那以后，我的三明治就和姬娜的一模一样了。
姜还是老的辣，老的被降住了，嫩的就好对付了。我使出混身解术，把童年的故事参了一半的水分讲给孩子们听，听得一只只小眼睛都大了好几圈。我每天变着法子逗孩子们开心，翻跟头，打把式。还中为洋用，什么老鹰捉小鸡啊，老公公拔萝卜啊，玩得不亦乐乎，连我都进入角色，忘记了年龄。慢慢的,三只小老虎被我软硬兼施地给征服了，在我的面前变成了三只小绵羊，孩子们习惯了我的存在。每天我就象只老母鸡，身后跟着三只甩不掉的小鸡。
每天下了班，人累得象瘫了一样，晚饭过后，看着老公和儿子在游泳池里你追我赶的很是羡慕，却没有下水的力气。
在姬娜家做了快一个星期了，却始终未见到她的先生瑞兹。他每天都是早起晚归，好像除了手术就是手术，只能天天看到他换下来的一堆堆脏衣服，有时还有医院里的手术服，偶尔也会带些血迹。终于，在他儿子生日的那一天见到了他。那天，来了许多人，黄头发、黑头发、红头发、绿头发的都有，我们一家也受到邀请。瑞兹给人的印象是刚毅、自信，握手时像握着一把钳子。我当时想，这就是典型的外科医生的手了。
据说姬娜和瑞兹都是在英国拿的学位，俩人是在校园里相识、相爱的。参加聚会的所有人当中，印度人的穿着最讲究，绫罗绸缎，珠光宝气，鲜艳的色彩，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人看上去也免不了做作。地道的美国人着装最随便，大背心，大裤衩，脚蹬运动鞋，一脸的轻松、潇洒。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姬娜一家的关系越来越融恰了。不知她是怎样得知我生日的。过生日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姬娜突然从旋转楼梯上跑下来，笑呵呵地对我说，“生日快乐！”并递上一件有着精巧包装的礼物。我非常感动，在美国除了家人，她是唯一记得我生日的。可是后来如果姬娜知道我用她送我的高档香水喷了厕所，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再买香水送人了。没办法，我天生对奇香异味过敏。
先生为了继续读博士，全家开着一辆一千五百块钱买来的，二千五百块钱修过的尼桑车，车里载着全部家产，来到洛杉矶。八月的洛杉矶树翠花香，但我们无瑕顾及如诗似画的景色，心事忡忡地面对着陌生的城市带来的新的生活挑战。
先生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儿子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儿子的同学大多住在贝佛利山上。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做保姆。这回毕竟有了经验，很快就得到了几个面试。第一个面试是在贝佛利山的一家画廊，雇主是画廊的经纪人，年纪四十晃上晃下，胖胖的脸把眼睛挤成三角形，肚皮的上半部松垮垮地搭在宽大的办公桌上。他劈头就问我会不会做饭，我说，会做味道相当不错的中国饭。说完他的眼睛就开始在我身上扫荡，扫得我浑身上下不自在，因为他的眼光不是雇主审视雇员，而是男人盯着女人的那种。我想尽快结束这种折磨，当听到从他肉肉的嘴里吐出：“会打电话跟你联系的。”我如获大赦地逃了出来。
第二个面试也是在贝佛利山，男主人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裁，女主人在洛杉矶时报做编辑，夫妇的女儿只有六个月，我去的时候一直睡着，女孩漂亮得使人都感到不真实，我想睡美人也就不过如此吧。询问了我的经验后，男主人就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女主人大概是出于职业习惯，问我英文怎样，读过洛杉矶时报吗？我坦率地告诉她，我很喜欢阅读，不但读过洛杉矶时报，比较流行的英文小说都读过，最喜欢的杂志是纽约人（NEW YORKER）。一谈起文学，我们竟忘了彼此的身份，有些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但后来这家并没有雇用我，大概觉得我有些来历不明吧。
在这以后又试了几家，都未成功，找工作的热情一落千丈。放弃了贝佛利山的美梦，开始把眼光缩短到校园附近。正当我感到工作渺茫的时候，突然有了转机。通过当地的保姆介绍所，又得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这一家是犹太人，先生鲍伯是ＵＣＬＡ的教授，留着密密的莲蓬胡子，一脸的学究气，不苟言笑。太太露依丝在ＵＣＬＡ做博士后，聪颖、敏锐，谈笑风生，一只眼睛有些斜视，眼神令人捉摸不定。我常常靠眼神来揣测一个人的心理，可到了她这显然不灵。
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三个月的男孩埃瑞，七岁的女儿瑞百卡在一间犹太人办的私立小学就读，每天两点放学，课后需要帮她辅导功课。接受了以前的教训，面试时不敢把自己吹嘘得太好，话说得都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然而，我竟被录用了！后来才知道，露依丝和姬娜通过电话，姬娜对她说，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世上头号的大傻瓜。
露依丝的家里没有电视，这在美国极其少见。他们认为看电视浪费时间，孩子还会受到不良影响。没有电视，怕我寂寞，除了家里原订的《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外，又加订了一份杂志《纽约人》。
埃瑞生得可爱极了，卷卷的金发，蓝得不见底的眼睛，总是快快活活的。我教他学会了翻身、坐立、走路、说话。埃瑞对我非常依恋，每天到了下班时间，还死死地捏着我的衣角不肯放我回家。他会讲好多中文，有时推他出去散步，他冲着行人乌哩哇拉地大讲中文，搞得别人莫名其妙，我却暗自幸灾乐祸，这只是我和埃瑞的语言，别人当然听不懂。
瑞百卡天真活泼，伶牙俐齿，是个话匣子，逮住我就说个没完没了,表现欲极强，每次从课后的舞蹈学校回来，就抓着我做第一观众。一次我帮她纠正姿势，她惊奇得嘴张得大大的，我只是淡淡地说，小时候我也练过舞蹈。说着给她表演了劈腿、弯腰，接着又在屋中央来了个拿大顶。瑞百卡把这事儿当作头条新闻广播给她妈妈听。露依丝问起我，我说小时候练过舞功，后来就练瑜迦了。露依丝告诉我,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她读博士时曾练过太极，如果我有兴趣她可以教我。洋人教我学中国太极？听来有些滑稽。看着她那副认真的样子，我没敢笑。
犹太人信的教说道很多，平时家里用的刀叉、盘子、杯子都分两套，一套专用来盛乳制品，不能和其它的混用，迈入这个家的第一天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时我搞不清，只好用手从锅里抓着吃，不敢触犯了神圣的宗教。一次，我的手刚刚伸到锅里，被露依丝逮个正着，我狼狈极了，她反而笑了，说慢慢就会习惯的。
每天去露依丝家上班要乘公共汽车，一来二去的就和司机混熟了，司机五十岁上下，头发全白了，下车和他道别时，常常悄悄塞给我一把糖。一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正在车站等车，一辆白色跑车停到我的身边，一个陌生人问我要不要搭车。平时我宁肯乘公共汽车，轻易不会搭别人的车，可那天下着雨，开车的又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美国老头，掂量着他有贼心，有贼胆，也没有那贼劲头。
上了车，他很健谈，老婆女儿外孙子的一顿侃，我提着的心就渐渐归了位。然而，他出乎意料地抓住了我的一只手，象欣赏一件艺术品似地赞美起来，你的手太美了，你们东方人的皮肤真好。是啊，我的朋友都为我有着修长的手指没学钢琴而惋惜。当然，那天他并没有其它过分的举动。回到家里，手里捏着省下的两枚硬币，就象捏着两只苍蝇一样恶心。
我和露依丝一家一直相处得很好，他们对我客客气气，我也精心尽力地做着我份内的事儿，他们主动为我加了两次工资。后来，夫妇双双去爱阿华大学面试，放心地把整个家和孩子交给我，一去就是三天。我心里清楚，他们面试的成功，就意味着我的失业，可我愿意成全他们。
果然，不久他们就收到了爱阿华大学的回音，一家人高高兴兴张罗着搬到北方去了。露依丝并没有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而是非常负责任地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一个朋友，并甩给了她朋友一句话，这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好的保姆！
记得分手的前一天，我和露依丝坐在被搬家公司搬得空空如也的地板上聊了很久，好像那天说的话比和她相处一年半加起来说的话还要多。到了此时此刻才发现，我们已由雇佣关系转变为朋友了，竟有些难舍难分了。临别时，我们相拥那一刻，两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去露依丝的朋友山口幸子家面试的那天，我儿子死活要跟我一起去，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被他缠得左右为难，眼看到了约定时间，也顾不得想太多，就带上他一起去了。按照地址，绕过了一座公园，来到了有着一片片花丛引路步步石阶的住宅。
山口幸子也是ＵＣＬＡ的博士后，是个日本人，人长的很清秀，高挑的个，说话柔声柔气儿。先生贝尔是律师，地道的美国人，英俊、潇洒，声音很有感染力。五个月大的女儿百合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皮肤晶莹剔透，眼睛又圆又亮，是家庭的中心，见我们去了，一个劲地冲我们笑。
落了坐，山口幸子端上来一些点心。我匆匆打量了一下房间，室内的摆设为东西合璧，即有东方的典雅，又不失西方的华丽，所有的房间清一色的木质地板，使人感到清新、明快。夫妇一连串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后，突然话锋一转，竟跟我儿子聊了起来，没头没脑地问了一些在我看来很古怪的问题。我的心一沉，知道肯定没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结束了跟我儿子的交谈后，夫妇就草草起身送客了。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极坏，后悔不该带儿子一起来。
没想到，第二天电话铃响了，是山口幸子打来的，问我什么时候能上班。我当时激动得感到手里握着的话筒都通着电流，传遍了全身。
后来才知道，山口幸子是因为我的儿子才雇用我的。理由很简单，她希望我能象培养儿子那样培养他们的女儿。我不由地敬佩山口幸子的聪明，同一件事，别人是平面地看，而她却是立体地看。
上班的第一天，山口幸子交给我一个日记本，让我每天把百合的吃喝就寝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时间要精确到分，秒可忽略不计，量要精确到毫升，毫升以下四舍五入。听完后我愣在那，她以为我没听懂，又解释了一遍。回到家，跟我先生一学，他说，我当初就反对你去日本人家做事。我说，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的钱又不咬手。我嘴上虽硬，心里却暗暗叫苦。后来，我来了阿Ｑ精神，对自己说，就当我每天做实验记录吧。说来也怪，念头这么一转，做起来就不觉得是个负担了，这大概就是佛法强调的用心转境吧。每天除按要求记录外，有时还即兴地写上个评语、注解什么的，偶尔也画上几笔，来几句幽默，本来很枯燥的流水帐，竟也被我搞得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的。
感恩节的前夕，山口幸子的母亲从日本来了，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也有我的一份。她母亲看上去很和善、贤惠，每次和人讲话都频频点头、连连鞠躬，连我看着都觉得累。我们之间的交流全靠山口幸子的翻译，山口幸子不在时，我们就只好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试图用身体来代替语言。我只是小时候跟父亲学了几句简单的日语，把那可怜的几句卖弄完了，就剩下尴尬地冲着她笑的份了。笑着笑着，竟笑出了灵感，日语里不是有很多的中文吗，我立刻找来纸张，刷刷刷地写起来，这招还真灵！以后的时间里，我们竟是靠这种方式交“谈”的。
我喜欢摄影，山口幸子得知后，显得很高兴，马上为我准备了相机和一大堆的胶卷，希望我能多给百合拍些照片。平时我很注意捕捉百合的表情，喜怒哀乐，一闪即逝的瞬间全被定格下来。几个月过去了，百合的影集满满的了，我的摄影技术也大有提高。后来这些照片被贝尔排成录像，配上音乐和解说词，圣诞聚会放给亲朋好友，赢得了一片片赞扬声。
不知不觉中过了六个月，百合已经可以摇摇摆摆地迈步了。就在这时，我望眼欲穿的工卡终于拿到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堂堂正正地找一份我想做的工作了。我开始憧憬着一种崭新的生活，那种兴奋真是不言而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搬到爱阿华的露依丝，她先是祝贺，接下去说，我或许能帮你做点什么，等我的消息吧。
过了几天，果然接到露依丝的电话，她在ＵＣＬＡ生化系的一个朋友刚刚申请到一项课题，急需一个助手，经她的竭力推荐，她的朋友对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她知道露依丝是不会轻易推荐人的。就这样，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迈进生化实验室的第一天，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瓶瓶罐罐和各种仪器，激动得眼泪差一点掉出来。如果不是经历了三年的保姆生涯，就不会象今天这样珍惜这份工作了。也正是这三年的磨炼，使我懂得如何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他人。人在最黑暗最绝望之时，可能就是曙光和希望即将来临之际。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用心去做，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如果在枯燥的工作里找到了乐趣，你就是成功的。难的不是做好一件事，而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对人要坦诚、真诚，有一颗真诚的心，才能赢得真诚的朋友。
三年的保姆生涯，在我的一生中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可这段生活带给我的教益，使我终身受惠。我并不为曾经作过保姆而自卑，正相反，我为今生今世能有着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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