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月:悠悠吊兰情

悠悠吊兰情

苏月

                                                                              
闲来无事时，我很喜欢摆弄些花花草草。然而，唯有一种植物能在我的手里活下来，那就是吊兰。我把它悬挂在阳台上，摆放在窗台上，甚至在洗手间里都有这种翠绿葱笼的兰草的身影。无论春夏秋冬，它们都在飘洒悠然地生长着，分杈走茎地繁殖着。一枝枝慵懒地低垂着腰肢，重重叠叠悬挂下来。有同事朋友前来作客，一进门总是先被这几盆绿萝吊兰吸引住。惊诧一番之后，还向我请教如何养的。我先是受宠若惊，而后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我其实只是每周末浇点水而已，他们于是又惊诧一番，赞美我长了一个“绿色的拇指(green thumb，意即精于园艺)”，什么经过我的手都能长得好。

其实，只有自己才知道，我的园艺技术糟糕得几乎养不活任何花草。车库里沿墙摆放着几摞花盆，都是被我养死的植物生前的遗址。在国内，有同事曾调侃说：没有林老师养不好的花，也没有苏老师种不死的草。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教研室里的老师们闲来凑在一起谈论更年期综合征，私房钱的积攒和和园艺问题。我对那劳什子综合征漠不关心，那时还没结婚，也用不着去讨教如何存私房。对园艺的话题我其实也并非真正感兴趣，只是大家都在讨论，我总不能只坐在那里跟着傻笑，于是也附庸风雅地参与进去。最终也没能弄懂氮磷钾肥到底作用都哪些不同，只是跟着那几位年长的老师们认识了几种简单的花草而已。教研室主任林老师擅长养花，也很喜欢我，常邀我去她家看她的那些花花草草。久而久之，我俩便成了忘年之交。

林老师那时刚满50岁，是个风度优雅的女人。她的小屋简单雅致。窗帘和床单甚至枕头被罩全是白色，屋里比较显眼的就是靠在墙边的那个书橱，和窗下一盆盆茂盛的花草。她的床头柜上放着她大学毕业时的一张侧面半身照片，那时的林老师风姿秀丽，一双漂亮的丹凤眼，高鼻梁，珠唇微启，笑意矜持而高贵。据说当年她还在北京的女中读书时，就被后来成了她丈夫的老孙一眼看中，其后穷追不舍，终于打动了林老师的芳心。他们结婚后没多久，老孙便被打成右派锒铛入狱，后来在北京郊区的某农场劳改，刑满后就留在那里就业了。他们唯一的儿子由林老师的母亲在北京抚养。林老师则独身一人离开北京来到这座城市，在学校的一间半小房子里，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后来学校以照顾老教师为由，出面将她丈夫调过来，他们夫妻才得以团聚。那时她的儿子已到了而立之年，跟父母也没有多少感情，结婚后带着老婆移民到东南亚一个小岛国谋生去了。

我不知道那些寂寞的年月她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林老师为人清高正派，工作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属于冷美人那种类型。教研室里的人平时对她都很敬畏，真正接近她的人并不太多。跟她熟悉以后，她告诉我，在她独居的日子里，曾有不少男士企图走近她，也曾有人劝她跟老孙离婚，说不应该这样为他守活寡。但她却不为所动，一直等着她的老孙。我想，这些花卉大概就是林老师心灵的寄托。年复一年地看着它们发芽，抽枝，开花，结果，在心底默默地期待着春天的到来。也就是它们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吧。

在林老师的极力鼓动下，我也开始附庸风雅般地养起花来。在养死了几株海棠花和蟹爪莲之后，林老师很耐心地为我挑了一小盆吊兰去养。她把那花送到我手上时告诉我，这花非常好养，不用特别料理，只要有水就养得活。她停了停，又笑着补充一句：很适合你这个小马大哈来养种。

从此我就有了一盆吊兰。我把它摆在自己办公桌的书架上，看着那些娉婷婀娜的细长枝叶，温柔地对我俯伏下来，象是在低诉心曲，十分惹人怜爱。然而没有多久，它便现出了衰败迹象。我急忙向大家求援，在七嘴八舌的建议中我不知到底应该让它去晒太阳，上肥水，还是必须换盆。林老师走过来询问几句后，告诉我天冷了，水不必时时去浇，但一次要浇透才好。说着，又用剪刀将吊兰上的残枝败叶去掉，那盆花经她一修整，似乎久病初愈，开始有了精神。以后在林老师的关照下，它又逃过几次劫难，活了下来。

这个期间我结了婚，又决定在职去上学。临行前我看着那盆孱弱的吊兰，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将它搬回家去。因为我知道他的工作很忙，不见得会记得照料它。林老师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对我说，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果然等我学习归来再次看到它时，它已经变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需要分盆了。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那种惊喜和感激的心情，还有林老师那双盈满了笑意的眼睛。

林老师夫妻结婚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五年，对她和老孙来说，那段时间大概是他们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光。我经常看到他俩并肩散步，一起出去买菜，象一对年轻人似地亲密无间。如果赶上下雨，下班早的老孙会记得走到学校来为林老师送伞。那情景令我们年轻人羡慕不已，我曾打趣地说他俩真象是一对老鸳鸯。我几次去他们家里拜访，那小屋显得拥挤多了，老孙还从北京母亲的家中带回了一台老式留声机和一大摞京剧唱片。听林老师说，每到周末他就坐在家里，拍着膝头摇头晃脑地唱那些老戏，林老师嘴角边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听着。她伺弄的花花草草越发长得茂盛，还不时地分出盆来，送给教研室里其他同事。但是由于我的养花技术始终不见提高，所以每次送给我的，只能是一盆盆吊兰。有的葱绿，有的镶了金边。我家的窗台上也跟着一天天生机盎然起来。她告诉我，要养好花，一定不能性急，要耐心等待。日子一天天过去，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少变化，但花草却在悄然生长。终有一天，你能看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我点点头，似懂非懂。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林老师说的那些话，才意识到里面蕴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好景总是不长，后来老孙被发现患了肝癌，而且已到晚期。没过几个月就撒手尘寰，抛下林老师一个人而去了。记得去林老师家里看她，我几乎找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说。其实在那时，所有的安慰都变得苍白无力，我的心里也在暗暗为她流泪，感叹命运对她的不公。那是个周末的上午，我到她家里时，林老师已经起来了。她的容颜看上去憔悴而疲惫，正站在窗台边，整理着那些看上去许久没有照料的花草。看到我关切的眼光，她对我说，你们都不用劝我，我想得明白。我只是遗憾老孙他没有福气，不能跟我一起走完今后的路。这是多少年来，我们所共同盼望的啊！他不守约，就那么走了。可是，我还得继续活下去。

她一边说话一边拿起剪刀，一刀刀剪去那些纠结在花草上的残败的藤茎枝叶。它们虽已枯死，却依然缠绕牵绊，不肯离去。我默默无语地看着林老师将它们清理完毕。她坐下来时，眼睛里的泪光已经隐去。她用了平静的语气告诉我，老孙临终前嘱咐她三件事：第一，把他的骨灰送回北京；第二，让林老师继续负担他在北京母亲的生活费用；第三，把他忘掉，重新过自己的生活。林老师说，我答应他前面的两条，最后一条要做到很难，但我告诉他让他放心，我会尽量去做，我知道我也必须这样去做。

老孙去世没有多久，林老师就回来上班了。我们没有劝她多休息，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她来说，工作着是一种治疗和解脱。那时正好教研室有位女教师生孩子，林老师除了自己上课外还为她代着课。没有谁能知道她的心中到底饱含了多少哀伤，在那些日子里，她比往日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照料那些花卉。她让我们帮着把家里的许多盆花搬到教研室来，说这里的环境更适合它们的复原。果然，一天天地，我们眼看着那些花草渐渐恢复了它们往日的娇美和鲜艳，林老师的脸上也渐渐地荡漾起了笑厣。

我出国后就听说因为学校搬迁，林老师也搬进了新房子。这期间我在国外曾多次搬家，和林老师失去了联系。但这许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挂念着她。每次我搬进新居的时候，总要为自己的房子里添置几盆花木，而买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吊兰。当我观赏着它们翠润如玉的叶片，嗅到它们开花时散出的淡淡清香时，总会默默地想到林老师。是啊，它们这种娴静恬淡，高洁从容，即使面临困境，也要奋发使自己获得生机的品质，跟林老师多么相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