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联合早报》读过一条关于离婚案的报道。说是台湾桃园的某位男子,有天来到县府,要求解除他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在这个世界里,生老病死,离婚偷情,本不足怪,但这桩离婚案却有些新意,我也就记了下来。第一新是那个妻子是我们大陆的土产,第二新是大陆新娘曾担任过解放军某部的武术教练,第三新是丈夫嫌妻子不如以前温柔。那个男子控诉道,妻子在婚前相当温柔,把他骗得云山雾绕,不明就里,但婚后却面目狰狞,不仅在他要求做爱时常常恶语相向,还屡屡拿出她以前做女教头的专业身手,将他从床上踢到地下。
读了那条消息,我记得我当时有些忍俊不禁,觉得那个台湾男人是被宠坏了,人家不温柔了点儿就想出妻。但最近,我却在新浪上看到了另一条消息。说是某省有个男子,不堪忍受妻子的虐待,想离婚却没有勇气提出,竟触犯刑律,小偷小摸。他本想被判个十年八载,让老婆自觉无趣后提出离婚。但不幸的是,法院认为他偷盗的数目太小,没资格坐牢,又把他送回到河东吼狮的身边。
在看了那两个报道后,我问过自己,为什么有些在国内长大的女子,会那么凶悍。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的人,不止我一个。很多在国外居住的同胞,都有过同样的感觉。我在加拿大生活的这些年间,常常注意到自己的女同事们,既独立自强,又温柔细腻。加拿大是个国际大熔炉,从各处来的移民汇聚一堂。我接触过的女性中,虽然每个人的文化特点都很强,有的是外族,来自菲律宾,越南,日本,中东,欧洲,有的是同宗,成长于加拿大,来自于台港,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好像人人都有一根温柔骨,把女人的角色做得自然舒展。我不是说我们来自大陆的女子就不温柔,但因为反骨长得突出,温柔的表现常常是与“打是亲,骂是爱”有关。
我本人是“从小长在红旗下”,受着“女子能顶半边天”的教育长大的。青春期时正值八十年代,不屑于穿着打扮和男女感情,穿不男不女的警蓝上衣,留国内当时被称为“青年头”的,而在国外只有某些女庞克才留的类似中分的短发。生活中则难以见到可以作为榜样的女人。当然不是没有象冰心,郝建秀,张海迪那样的,被官方认可的老中青的女榜样,而是缺乏那种温柔典雅,风度怡然,既爱护别人,也尊重自己的女人。被社会大气候推崇的女性美德,是刚强朴素。那种推崇,使得很多女人刚强得模糊了男女之间的区别,朴素得从背影上看不出是男是女。年轻女孩子们也就只好象蒲公英一样,毫无方向地成长。
当高唱过“就象是个处女”的麦当娜,用一身紧身衣蕾丝裤红遍了全球时,我等也从大学毕业了,雄心勃勃地要和男人们争一个天下。但不久却发现,不仅女人的刚强和平等,在世俗社会里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愿望,就连领袖关于半边天的教导,也象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一样,非但没有拯救了女性,反而让女性屡屡碰壁。我们不仅没有把划分给自己的半壁江山托举起来,而且还在极力挣扎的时候,被男人们把女性,女性的茫然,以及那早已有些坍塌的半边天都一同举了起来。我记得自己那时有点警醒了似地,观察着身边的中年女同事们。她们很少有人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妩媚大方毫无负罪地做一个女人。她们既不会在那些最能体现细节的地方表现温柔,更不懂得把男性看作是自己的朋友。虽然都有一个家庭,但角色却常常错位,对丈夫和孩子一律都以母亲的角色出现。
几十年的违背人性的教育,更还在社会中培养出了很多变态的女人。这些人就是在对待自己的亲人时,也是铁齿钢牙,拳脚并用。她们有极强的控制欲,一定要在和配偶交谈时说最后一句话,令丈夫服刑一样地跪洗衣板,破坏他与家人的亲密,从最细小的方面贬低他的人格,限制他交什么样的朋友,每个月用多少零花钱......圣经说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创造的,这些女人虽然也是从男人身上分离的,但大概是用他们的倒拐造的吧,不然怎么会那样违背自然和人性?
记得我们还把“半边天”的理论挂在嘴上的时候,曾一度自作聪明地认为那种提倡,和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是同胞姐妹甚至更为高级。但事实上,女权主义却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生而平等的,解放自己不等于一定要压抑别人,也没有号召女性变态扭曲,去向男性清算复仇。女权主义并不否认,在人类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女性饱受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压迫,但她们提倡的平等解放,是释放和张扬被压抑了的女性的潜力。对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她不仅不会把男性作为自己的敌人,还会把他们当成是生活中可以相互照耀的灯盏。
女人的温柔,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男人的低声下气,百依百顺,虽然社会和传统,对女人有着这样那样的期望。中国社会曾一度用三从四德禁锢女子,要求她们二门不出,大门不迈,以致发明出了对女性身心倍加摧残的三寸金莲。那当然是一种极端。但铁姑娘,半边天,马列主义老太太,河东吼狮,却也是另一种极端。记得国内的媒体,当第一次在几个女政协委员的身上发现了新潮的靴子,裙子,围巾的时候,非常地激动。试想,如果他们能亲眼目睹这些女委员们还会刷锅洗碗,拥抱丈夫的话,又将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但温柔还不止于言语与举止的温柔,还在于女性们对于男女教育背景的认知。在国内,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如一个小学毕业的女子,在寻找配偶时,必须要找一个高中毕业的男人才能心安,而高中毕业的女子,则一定要找个大专毕业的,本科毕业的,一定要找有研究生学历的......两性关系中,本来是心心相印最为重要,但这种学历上的翘翘板却非常扭曲,直至到了女博士那一层的时候,很多人会孤单地坐在翘翘板的一头,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这种择偶观念,大概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
我一次曾在一位加拿大妇女家的Garage Sale上看到了很多书。桌子上,草坪上,箱子里,到处是文学名著,政论,社会学著作,科学。那些书堆在一起后,让人触目惊心。我问女主人是否看过草坪上的每一本书。那位头发花白的女士说:“当然看过。”她说她有好几个孩子,当他们小的时候,每逢他们午睡了,她就坐下来读书。聊了一阵后,我又发现了几本药剂方面的书,便问她是否也看过。她说她以前就是学药的,所以对药的兴趣一直很浓。但问她是否做过药剂师时,她却说没有,说她年轻时只想做个家庭主妇,但为了向自己证明她同样能把书念好,才学了药剂学。这样一种选择,在很多中国女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
但学历或工作,说到底,不过是人们生活的辅助手段,而不是根本。一个人既然是在社会里生存,最根本的便依然还是怎么样去生存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因为受了太多的教育却不会生活了,这种教育不受也罢。有些女同胞,总喜欢诉说自己因为结婚损失了什么。学历越高的人,越是如此。一个女子有很高的学历,当然是一种成功,但能做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何尝又是失败?学历之于生活的意义,就象是交通工具之于旅行者,无论徒步,骑自行车,自己开车,手段不同,却都是通往同一个方向。对一个具有很高学历,却没有在工作中一展才能的女人,在一些人心里,难免会觉得可惜。但相夫教子的角色,难度很大,去深造一下也并不过份,即使是深造过了,也不见得就能胜任其责。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不也常常是那些默默无闻,朴素无华的女人?
当一个女人仅仅是某个人的妻子的时候,她的所作所为基本局限于家庭内部,对社会的影响不是太大。但她成为了母亲之后,她的一举一动却会波及到下一代。当儿子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懦弱无争,而女儿从母亲身上看到了抱怨强悍时,新的生活悲剧就已经在无声地萌芽了。反过来,从一个自强独立,温柔伟大的母亲的身上,下一代受到的却是潜移默化的理性和自然的教育。我们怎样做女人,意义就是这样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