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果: 几位美国大学老师散记

几位美国大学老师散记 --- 大果--- 在离宾州西部城市匹兹堡南部约一小时车程，有一个小镇叫加利福尼亚。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那些淘金者带来滚滚财源时，小镇的居民更镇名为“加利福尼亚”以寄厚望。蒙纳哥汉拉河（Ｍonongahela River)　流经加利福尼亚时，画了一个深深的V字。在这V字的外圈，也即河的对岸，是松林翠叠的青山，而在这V字的内圈，则是宾州加利福尼亚大学　─　今日加利福尼亚小镇赖以依存的基础，尽管昔时煤炭和玻璃曾辉煌小镇一时。 如果从１９世纪中期最早一师范学校算起，宾州加利福尼亚大学亦约有１５０年的历史。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那著名的美国大学排行榜上，该校连四流大学都列不上。可在上世纪末几年里，突然有一批中国学生蜂拥而来，这不是因为小镇发现了什么金矿，而是这所大学的数学系下有个“电脑学”专业。一来该校研究生录取要求不高（不要GRE成绩），二来研究生大凡能拿到助研金（从帮运动场割草到给教授带课），这所学校因而闻名于匹兹堡，宾州乃至美国一些州的中国学生圈。有时一些课的班上，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会占到一半。 我当时也是这批淘金者之一。出国之前，我就是大学教授，也获得了最高学位。尽管所学专业完全是新的，但国内十几年累积的经验和方法依然管用，加上中国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学，居然还弄了个全优毕业。因此，在学校的一年多里，学习上倒没什么特别可写，但碰到的几个老师，却觉得有记叙几笔的兴致。 　　　　　　　　　　　　　诺范克 诺范克的课是“电脑入门”。从课程代号来看，这不应该是电脑专业的。事实上它对一个学电脑专业的来说，也几乎没什么意义。我们之所以选这门课，完全是苍蝇添秤头　─　添足几个学分而已。但美国学生中不乏电脑盲，其他专业的研究生想得到一些电脑基本知识，也冲着这课程的名字而来。谁也不曾期望，这门课的最大特色，在於课程老师诺范克能讲一口令人从头到尾捧腹大笑的故事。 这些故事与什么个电脑原理有联系，大概连诺范克自己也讲不清楚。反正就当寓教于乐吧。记得两个非常经典的故事，一个是发生在西宾州某小镇的酒吧里，另一个是一般的机场里。 故事说的是一个叫什么名字的酒吧（他不但能具体说出这个酒吧的名字与地点，还怂恿我们抽空去实地考察）。那儿酒好且便宜，於是客人纷至。但美中不足的是这酒吧的厕所，不过几个 蹲坑和小便槽。试想一下，几杯啤酒入肚，你不如厕几趟不可。厕所人满为患，活人又不能让尿憋死，通常不该做的事大约也就发生。这故事的精致之处在於，厕所设计者大概已吸取教训，将洗手盆做得高高的，让你无法够着洗手盆去小便。“所以，”他抬起头，举起双手，做了个洗手的动作，“你得这样才能洗着手。” 机场的故事是说，如果你在机场碰到一个名叫Jack的熟人，千万不要一时兴起上去大声打招呼，否则警察会逮你个正着。为什么？因为当你喊：“Hi, Jack!”时，警察会以为“Hijack!”（劫机）。他讲这故事时，“９.１１”还不曾发生。如果在今天，这个故事就更有现实教育意义了。可惜他已退休。 诺范克的课好像没有期末考试。对那些平时能做作业，记笔记，提问题而又有良好期中考试成绩的学生，他大凡都会给个“Ａ”。如果你没有拿到“Ａ”却想要的话，他会再给一次机会，让你参加“期末考试”。届时，他会带一袋棒棒糖和试卷进来，你一边咂巴咂巴棒棒糖，一边做那个“Loop”或“Array”。如果不能说考试是一种享受的话，你也绝对不觉得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 　　　　　　　　　　　　　瑞特尔 正如他的名字瑞特尔（Little）一样，博士是一个矮个儿。他慈祥的眼睛，和善的笑容和款款的手势，好像都在告诉我们他的博学与精深。 我有两门课是跟他修的。其中一门是“数据库原理”，我认为这是至今最得益我目前工作的课程。你一定以为瑞特尔博士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大学教授了。错了。恰恰相反，他是我见到的把课讲得最糟糕的老师。 当他停止了头头是道的讲课，并以“还有什么问题吗”结束了这堂课，却忽然在下一堂课的开始，马上提出要修正他上堂课讲的某些概念或定义。这样的事并不止发生一次。这说明他在课堂上会把原理弄糊涂。有时候有学生当堂问他问题时，他会一时涨红着脸无法回答。一位女同学有个绝妙的评论：“你不问他问题，只有你一人糊涂。你问他问题，有两人糊涂。”（她说的意思是学生和老师同时糊涂了。）有一次，当他问学生两个数据间哪个是“必须的”时，我当口说出那个正确的来。他盯着我傻了老半天，大概是我的回答与他原先设想的不一致或者什么别的。最后，他承认我的回答是对的。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个同学一道考题被瑞特尔老师扣了不少分。他去请教老师想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结果，还没等他讲完自己怎样把题目理解错，瑞特尔当即拿起红笔，涂去了被他自己扣掉的分数。“这下子好了，”那位同学说，“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答案了。”所以，后来有同学说，你如果只想高分，瑞特尔老师课堂上讲几条，你照搬几条，甭管理解不理解，保证会有高分。 我是当过大学老师并研究过大学教学的。在有些情况下，一个老师的讲课水平并不真实反映他的实际知识水平，更不真实体现他的教风。瑞特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设计的数据库项目非常实用。正是这些课堂项目，让我们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并运用于实际。他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乐于任何时间回答学生问题，帮助学生的老师之一。在做毕业设计时，我还是选了他做我的指导老师。他给我的帮助不止是教学上的。由於研究生院的差错，我的毕业设计项目的学分被弄错了。而研究生院的那位负责学分的女士是十分不好打交道的。那天早晨，当我站在瑞特尔面前沮丧地求助于他时，他拔通了电话，先问候气候，再说周五快乐，然后把我的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他的和善，他的坦诚，和他的优儒风度，至今令我感怀。 　　　　　　　　　　　　　　　荻娜多 荻娜多博士是不得不提的老师。“有没有听荻娜多讲Ｃ”，简直是衡量是否真 正懂得电脑编程的标准。她把那深奥又枯燥的Ｃ语言讲得如此美妙令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对电脑编程的恐惧多少有所缓解。 大家公认，荻娜多的“数据结构”是所有电脑课程中最难的，也是电脑学专业的制高点。什么Linked list　呀， Stack 呀，Queue Tree　呀，光听名词就令人头晕半天。好在她会编出花样让学生对这些枯燥乏味的东西有直观的感觉。比如在讲Linked list 时，她有个经典例子，说的是古希腊时代，一队勇猛的战士被敌人包围。他们不愿投降，选择了集体死亡。但又不愿自杀辱身，於是决定按姓名字母排序，字母排在先的被排在后的杀死。最后一个则杀死自己。她把班上十几个学生一个个弄到台上，后一个双手搭在前一个肩上。如果你运气好，前一个姓序的同学恰好是个女孩，枯燥的程序课还有如此勾肩搭背之艳福，不亦悦乎！ 要从荻娜多博士那儿弄个“Ａ”，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她非常严格又铁面无私。对某些老师，花言巧语有时还能捞到几分。她却不吃这一套。例如编程作业，当她定下下周一为最后期限，谁也别想走个后门。过了这个期限，每天扣一分。她还要求每个作业必须程码与软盘一起交，而且一个作业一个软盘。这对我们这些俭省的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多余的开支。当时中国同学中流传一个玩笑，说她是Recycle (回收) 软盘的。更有甚者，她还要求每个软盘在用之前必须Label (用系统写)上你的名字。有些粗心的同学或对操作系统不甚精通的同学，当抄袭他人的作业时，就在这 软盘上露了马脚。 荻娜多的课的确难，要求又严。可是，每个电脑作业的研究生又免不了修她一两门课。她还有一种特殊的辨识能力。如果你没有修过她的C 语言而后修她的其它课程，她有时会调侃你：“喂，XXX 的C 学生......” 我相信她的分辨能力决不是来自课程注册，而是你的编程语言及风格。 调侃管调侃，她基本没有嫡系与非嫡系之分。有个很好的例子。由於课程安排上的冲突，我不幸失去了修她C 语言的机会，被一个狗屁不通的代课教师瞎蒙了一学期。在紧接着的一个学期，我修了她的“用Ｃ语言作图”。该课程的最后作业是每个人设计一个动画程序。由於那年夏天整个数学系搬迁新楼，荻娜多在最后一堂课开始时就宣布，这次作业只交程码不交 软盘，因为她不想让这些软盘增添搬迁麻烦。但她要求每个同学当堂向她演示自己的作业。我花了不少功夫在这最后作业上，的确相当出色。轮到我时，她竟一连叫我演示三遍，最后还当众向我要一个软盘拷贝，说要作样板给下次修这课的学生。这特别的破例顿时使我这个非嫡系出身的受宠若惊了好几天。 现在，我在工作上一旦碰到什么编程上的困难，总责怪自己没有修她的C 语言，而如果最后将这困难解决了，又庆幸自己还是没拉掉她的其它课程。败也荻娜多，成也荻娜多也。 　　　　　　　　　　　　 　　　　　　　　　　　　　　怀特曼 怀特曼博士是教育学院的一个系主任。但他的“研究方法论”则是每个电脑作业研究生的必修课。 在听他的第一堂课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关怀。他的慈祥的目光不时地扫过我们，好像在问我们听懂了没有。有时在一些关键概念上，他还讲得特别的慢，又似乎特意在照顾我们中国学生。后来，我的感觉终於被证实了：原来，他是一个中国小女孩的父亲！ 怀特曼夫妇的子女都已长大离家。几年前，他俩到中国湖南领养了一个小女孩。老两口对这小女孩宝贝得不得了，视为掌上明珠。每天给她穿戴得漂漂亮亮。怀特曼太太原先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工作。为了能倾心照料孩子，她想方设法调到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於是，我们可以经常在图书馆大厅见到这个幸福可爱的小女孩，因为她经常连上班也把这孩子带在身边。 据说在决定领养一个中国孩子之前，怀特曼夫妇对中国就十分友好。现在，他俩更是“爱乌及屋”。怀特曼太太已开始学习中文，还致力于帮中国学者寻找访问美国的机会。她到这儿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便在大学图书馆的大厅里开辟了一个“中国历史与文化”橱窗，展品不多，但却充满了她的深情。 更令我动情的是，他们那宽容与博爱。有一位与他们接触较多的同学告诉我，他俩还在湖南办理领养手续时，便不断要求有关部门提供这女孩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关于她出身及父母的情况。你可想而知他们不可能获得这些情况。回到美国后，他们曾多次去信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材料。正式渠道不通后，他们还托自己认识的中国熟人去打听。怀特曼太太告诉我，等孩子长大后，我要让她学中文，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寻找中国的父母。 我扪心自问，我们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也许只会对一件捡到的古董什么的，才会有这般愿望。而对领养的孩子，巴不得割断得越彻底越好。因此，每当我看到这漂亮可爱，天真活泼的中国女孩时，我每每会有一种莫名的忏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为一个国家？为一个民族？某个家庭？或某些人？然后，我又每每为这个中国女孩高兴：由於某种非常特殊的原因，你曾无辜地经历了一段失去父慈母爱的幼年时光，好在你又万分幸运地拥有一个爱你千百倍的父母。你今天还不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但你终究会知道的。但愿你长大后能宽恕自己的生身父母，更报答自己的养身父母。 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早晨。那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却还有课。是怀特曼的课。他一进教室，马上掏出一张纸条，拗口地读出纸条上的内容：“祝你们新年快乐！”　我们顿时傻住了。繁忙的学业和异国的环境使我们都已淡忘了春节。他念完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告诉同学，当他太太知道他班上有一些中国学生时，便要求他将这个祝福传达给我们，而且必须用中文。怀特曼那时还没开始学中文，於是她太太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教他。第二天早晨出门前，太太又训练了他几遍。他说，我一路上还在默默地念着，进办公楼时不敢多与同事打招呼，生怕忘记了。全班同学轰然大笑。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妈妈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第一次上街为妈妈买酱油。妈妈叫他记牢，７分一盏，买二盏。生怕自己忘了，他一路上不停地念叨：“７分一盏，买二盏”。不料快到商店时，绊到一块石头，跌了一跤 ，什么都忘了，只好坐在地上哭了。 记得有一个学期末，怀特曼夫妇捎信来，叫在这学校的所有中国学生去他们家聚会，因为有几个从中国来的学者在他们家。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由於期末考试了而没有去。我为自己的自私而内疚至今。 祝福你们，养育着一个中国小女孩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