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 空荡荡的办公间

空荡荡的办公间 菊子 我还是改行了 那一年，论文基本完成，一边在母校代课，一边享受着初为人母的幸福和忙碌。心里想，虽然丈夫已在此扎根，不能去外地找工作，毕竟本市高校多如牛毛，只要不死盯着名校，谋得一份终身教职应当是易如反掌吧。 师妹你不知道。一位毕业已经七年却依旧四处作博士后的学兄说，我们这些文科博士，像上了年纪的妓女，站在路边上让人家挑。运气好的，被人家挑上，过了今朝没明朝；运气不好的，象老舍写的月牙儿她妈，白给都没人要。 震惊之余，发现那竟是实情。感慨当初选择学文科究竟还是一个错误。於是便匆匆地去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注册学 C++ 入门，也顾不得从前编过多少关于继续教育、夜校、走读大学的笑话。有一天，该交作业了，那程序偏偏不能运行，查来查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到凌晨三点时才发现，原来也就是多敲了一下空格键。 偶尔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搞语音识别的软件公司在招语言专家，必须有语言学背景，必须懂简体中文，有一点计算机知识和编程能力即可。死马当活马医地寄去了简历，居然还成了。 高科技界的世外桃源 从小一直在学校里混，毕业了也只是当了几年高校的教师，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上班”，第一次与同一帮人从周一到周五朝夕相处。知道美国人家是家，朋友是朋友，工作是工作，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我的同事们。 公司很大，创始人是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主要骨干都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我们组比较特殊，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除了几个纯写程序的，其他的都有语言学背景，或美式英语，或英式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或亚洲语言。平时各干各的，每周二下午一点钟大家碰头。会上先聊公司，再聊部门，然后聊我们组，最后，就是家常了。 公司因为是一群书呆子办起来的，也留下了书呆子的许多好传统。最好的一条，就是上班无需朝九晚五，只要一周凑够四十小时就成。后来公司大了，也有不自觉的人滥用了这个规矩，但公司大部分人都是写起程序来便上瘾的呆子 (geaks), 一周主动干六十个小时的人多了，所以也没有成为什么大问题。 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允许职工们上班带狗。有的人又爱狗，又无法在家陪着狗，上班时便把狗送到托狗所。没问过价钱，我想比我儿子的托儿所总得便宜一些吧。公司说，你们带狗来上班也可以。於是公司的楼道里常常有狗们欢欢实实地跑来跑去。有一个人养了两条灰狗，那俩狗消瘦颀长，温文尔雅，长得与主人一模一样，怪不得他不要孩子。 公司还时不常有 baby-shower。也奇怪，大概是因为自己刚刚作了母亲吧，到哪里就只看见将要作母亲和刚作了母亲的人，心里就觉得和她们十二分的亲近，中午在餐厅，休息时在饮水箱旁，总免不了交换几句心得，就象和自家姐妹聊天那样自在随意。 在我加入这家公司以前，听说公司准备上市，一切都准备就绪时，被人查出将转让给了中间销售商、尚未出售的产品也算在了销售额里，违反了 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章程，於是上市搁浅。此后，公司便一边寻找新的投资人，一边寻找买主。那一阵子公司里总有些神神秘秘的，平时穿得邋里邋遢的经理们都突然西装革履起来，还多了许多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陌生人，CEO老太太也见天儿穿着花连衣裙，消息灵通人士说，公司有买主了。 鬼子来了 - 公司兼并 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三月二十八号，春寒依旧沁透骨髓，又加上倾盆大雨。公司租了附近的 Marriott 饭店的大厅开公司大会，正式宣布，公司从前的主要竞争对手、比利时某个专长于语音识别的公司将全盘收购我们公司。 新公司来人了，其实人家都挺和善，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到中国人从前为什么要抗日。当时公司说目前的主要重心是 integration, 我觉得这个词翻译成“吞并”更合适。 有一天，公司周报的主编发了一条广而告之的电子邮件，为周报求刊名。我从来也不看那周报，就没想去费那脑筋。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小子得意洋洋地提出刊名该叫 One Voice，符合公司目前由多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的精神，希望大家摈弃各自的差别，齐心协力地融入新的公司。我没等看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马上放下手头的急活，写了一篇长长的邮件，第一次发了个给全公司的公告。我说，“求同”固然重要，“存异”却是保持公司活力、生命力的关键。我还说，不要怪我反应过度，我来自中国。 为了缓和语气，表示自己是诚恳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我提议将周刊命名为 Our Voices, 既表现公司合并、同舟共济的精神，又明确鼓励大家保持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心声。编辑最后在多个候选名称中选中了我的，还奖给我一个当时价值四百多美元的 Palm Pilot, 我也不用，现在成了儿子的玩具。 风暴来临 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公司成了殖民地，而是母公司出了麻烦。那比利时公司的创始人一个是发明家，一个是会计师，起家时曾经挨家挨户向比利时佛郎德斯地区的农民推销公司股票，说有了这门新的翻译技术，比利时各地说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的人们，便可以借助它进行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成了欧洲技术市场的一颗红星，在美国也设了并列总部，上市后股票一直看好。购买我们公司的时候，还购买了老牌子的 Dictaphone, 和新加坡、南朝鲜的一些小公司。问题，就出在那些远东公司那里。 七月份，我们正式成为新公司的职员，九月份的某一天，«华尔街消息»头版登出一篇文章，声称公司的远东销售额有水分。当年第一季度，南朝鲜分公司的销售额只有几万美元，到第二季度，猛增为几千万。«华尔街消息»的记者穷追不舍，每隔几天，就有新的文章登出来，越来越多的细节，越来越多的真实。果然，那几千万美元的销售，都是子虚乌有。SEC 一开始调查公司的帐务和审计，结果尚未出来，公司的股票便一落千丈，到后来，又被 NASDAQ 除名，公司的破产，只是时日的问题了。 几个月了，大家都心神不宁。从前工作之余轻松的家常，现在都变成了焦虑的探听和猜测，互相交换一段新闻之后，便是一阵唏嘘。 最令人心碎的，便是那些越来越空的办公间，还有那些告别午餐。公司刚出问题的时候，高科技工作市场还不错，同事们有去意的，都很快找到了工作。后来，公司情况每况愈下，就开始了隔三差五的解雇。被解雇的人如雷轰顶，旁观的人又多受一次轰击，庆幸之余，又有一种幸存者的罪恶感，心里又揣测，不知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於是每天都有人发邮件，说，我要走了，最后一天是某月某日，我的私人邮件是什么什么，希望大家保持联络。走的那一天，把自己办公间里的植物托付给一个人，再绕着两座大楼走一圈，向大家告别，然后就抱着那一只纸箱走向停车场。 我进公司的时候，办公间不够用，有几位同事就坐在楼道里支出的办公间里办公，每次来来去去，他们都抬起头来，我总是拿不准该不该和他们打招呼。如今，就是独门独户的办公室都空出了很多。 从前的停车场，总是十分拥挤，我偶尔上班晚一点，就找不到停车的位置，好几次想挤进一个窄窄的车位，挤不好，只好请一位陌生人帮我把车重新泊好。如今，停车场上一片稀稀落落，冷风吹打着枯黄的落叶，片片翻飞。 终於，我的神经承受不了那些空荡荡的办公间，胡乱找了一家小公司，也要逃走了。向本来不熟的部门经理递交辞呈，不争气的眼泪流成了串儿。我离开的那一天，去找人事处的秘书签字。她说，我知道，你不是离开我们公司，你是离开这个毁了我们的公司。我和她说的话不多，那一刻，她却是我的知己。 位于牛顿市的公司附近的所有饭馆，从此都浸透了离愁别绪。告别午餐时，大家都强颜欢笑，插科打浑，然而，我总是能体会到那种无奈和悲凉。和离别的同事拥抱的时候，我便在心里暗暗祈祷，祝你此去一路顺风，但愿我们后会有期。我走的那一天，我们在一家台湾餐馆吃饭，去的人那么多，我来回在两排桌子间穿梭、说笑，心里却是在哭泣。曲未终，人已散，现代的世界，美国的公司，却也是一样的旷古的离愁。 往事不堪回首 直到今天，我也只知道整个公司破产的一个大概过程。恩远案、世界通讯等大案一出，我们公司的丑闻也就小巫见大巫，早已被新闻界忘到了九霄云外。然而，我的心中，却时时记得风暴中每一个个人无能为力、手足无措时的无奈，他们多年来培养出的对人生、对自己能力的信心顷刻间土崩瓦解；暴风雨来临之前不知它究竟会不会来、究竟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到达时的焦急和惶惑；同事之间许多年朝夕相处的情谊，自己事业和感情的寄托，必须在一夜之间把它忘掉，就仿佛它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有的人实在不愿意离开自己同吃同睡了十来年的技术，只要公司不解雇，就是有工作机会也不愿离开，直到公司全部解体、新公司只留用三十二位雇员时，才无可奈何地认识到，自己成了一位和公司的大船一同沉下的水手。到这时候，高科技泡沫已经破裂，有些人就是愿意改行当一般的程序设计师，也已经找不到职位了，有些人一直失业至今。 还有，十几年在公司就职的职员，每年的401K、奖金等，全都换成了公司的股票，一夜之间，那些股票都成了废纸。还有，许多人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且习惯了九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如今一下子被抛入失业大军，一家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公司那对创始人夫妇，在整个破产过程中也曾经高薪聘请著名律师，试图力挽狂澜，尘土落下之后，律师报酬六百万，他们夫妇只得到一百万。而且，再稳固的婚姻，也有经不起的风浪，公司解体后，他们也离婚了。 几年过去了，高科技泡沫不可挽回的破裂了，语音识别也成了阳春白雪，几个公司都倒闭了。我知道这是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自然淘汰，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根源，道貌岸然的白领骗子受到法律制裁也是罪有应得，然而，我想到的，更多的是那些被暴风雨卷走的普通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人。 所幸的是，公司虽没有了，我却多了一群朋友。我们那个联合国，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两个孩子，年龄相差也不很大，平时大家偶尔发发电子邮件，逢有节日、喜庆，大家还聚一聚，小东西们开心地东跑西躲，大人们叹息一下过去朝夕相处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聊一聊一蹶不振的高科技市场，骂骂布什，骂骂比利时公司的创始人和主管人，庆幸他们身陷囹圄罪有应得，然后说，多保重，后会有期。 从前在国内，作恶梦时，最初是高考，后来是六四，到美国后，这几年，作的恶梦，大都牵涉到那些空荡荡的办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