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英语的谬误
朱雨心
最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上的一则报道，令人费解。那个报道说的是：民航局近日规定：“执飞首都航线须讲英语”，以“减少隐患确保安全”。
飞行员会讲英语，本不是件坏事，但是，倘若因为会讲英语，或因为要会讲英语，而造成了其他方面的损失，那么，就要看其他方面的损失的大小来判定：会讲英语，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不仅仅是飞行员，这对其它的人，也都是这样。
学英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要学到会流利地听讲英语，要花费总的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一个中国人，会讲英语，可算是一种成就，但是，这种成就意义不是很大，不一定值得去追求。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就是个叫花子，他都会讲英语。你的英语学的再好，只怕都还不如那叫花子。如果你不学英语，把那个时间用来学钢琴，你也许会弹的象朗朗那么好，那么，尽管你也许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是，你的成就，会得到包括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的人共同认同。如果你不学英语，把那个时间用来学跳水，你也许会跳的象郭晶晶那么好，那么，尽管你也许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是，你能够在与全世界的人，包括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的人，的竞争中取胜，拿到包括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的人都梦寐以求的金牌。没有人，包括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的人，能够否认：你是优秀的，尽管你也许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如果你真是个天才，把那个时间用来专研物理，你也许会成为爱因斯坦，提出新的假说，开创一个时代。那时，你根本就不需要用英语写你的论文，还怕你的论文没人看吗；你根本就不需讲英语，还怕你的话别人听不懂吗？如果你把那个时间用来学你的专业，你也许能设计、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导弹、原子弹，国家民族再也不用生活在列强的威胁下；或是设计、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小汽车、电视机，为公司赚进了大笔银子，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税收，给社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你自己则成了最受重视、最受欢迎的人，包括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都争相聘请，尽管你也许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也许你不是那样的料，也许你也没有那样的愿望，那么，如果你把那个时间用来学学太极拳，你也许能活过一百岁；如果你把那个时间用来学做菜，以后你的家人、你的子女就都有福了。倘若每家的人都有福了，那么，国家民族也就有福了。甚至你就算什么都不学，你把那个时间用来休息、娱乐，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你就不会那么憔悴，你也许就不会戴上眼镜，你会更健康、更美丽、更快乐，你也许会因此而把其它的事做得更好，把其它的科目学的更好。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什么不好，非要学那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用处的英语？
一个中国人，不会讲英语，那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的语言，也因为一个英美人不会讲汉语，也是理所应当的。你若必须要用英语与人做学术交流，那主要是因为你（中国人）在学术上缺乏建树。你倘若真正在学术上有建树，你的文章就算是中文的，洋人也会巴巴地想要知道；你就算是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洋人也会巴巴地想要与你交谈。你若必须要用英语与人做生意，那主要是因为你的银子太少，因为市场不在你的控制中。你的国际航线的飞行员与航空管制人员若必须要讲英语，那主要是因为你的银子太少，因为市场不在你的控制中，因为你在学术上缺乏建树，因为你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主见，因为你的飞机、导弹、原子弹威力太小，因为你生产的小汽车、电视机等等差劲。所以，你若必须要用英语，那是你的耻辱。
用英语，本是出于无奈，不值得强调，更不值得以此为荣。讲英语，本是出于功利，不是出于审美。飞行员倘若要飞国际航线，需要讲英语，不是因为会讲英语有什么美感，而是因为洋人不会说汉语。这本是洋人迫使中国人讲英语，迫使那些飞行员耗费三分之一的大好时光，学习美英等讲英语的国家叫花子都会的技能。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不是中国人的荣耀。当然，这些都未必是洋人的显性的行为所至，而是形势所迫。国家、民族没有强大到诱使洋人、或是迫使（形势所迫）洋人说汉语的程度。这本是一个占人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民族的耻辱。有什么可以此为荣耀的？
飞行员倘若只是飞国内航线，则不需要讲英语。飞首都航线的飞机，有国际航线，也有国内航线。不论是飞什么航线，飞行员说的最好的语言，应该都是汉语。所以，为“减少隐患确保安全”，应该要求所有的飞行员与航空管制人员，都必须说汉语，而不是“须讲英语”。说汉语，自然就会“减少因英语通话差错造成的安全隐患”。本来，凡是进入中国的飞机的飞行员，不论他的母语是什么，也都应该说汉语。他不会汉语，听不懂中国航空管制人员的话，那是他的事。我们能学英语，洋人为什么不能学汉语？他不愿花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汉语的话，可以雇用中国的飞行员呀。本来是迁就洋人的事，只因国家民族积弱，一时翻不过身来，也就罢了，怎么却自己主动用来折磨自己，羞辱自己呢？我的揣摩，民航局规定：“执飞首都航线须讲英语” ，不是为“减少隐患确保安全”，而恰恰是以旅客和飞行员的安全为代价，以便航空管制人员练习讲英语。其心可诛。
有些东西，是要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有些东西，是可以用巧取豪夺得来的。例如，飞机、导弹、原子弹之类，真的能有威力，那是必须要靠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踏踏实实干出来的。象银子之类，部分地是可以用巧取豪夺得来的。象奥运会金牌之类，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用巧取豪夺得来的。这种娱乐性的、面子性的东西，最好巧取豪夺，不值得花力气。例如，田径，游泳之类，中国人不容易那到金牌。其实，只需要改一下规则，洋人的优势立刻就能去掉大半。例如，你可以在跑步、跳远、跳高、游泳、划船等等项目里，象举重、摔跤等一样，都改设重量级，轻量级之类。为“公平”起见，你还可以在你有优势的乒乓球之类项目里，也改设重量级，轻量级之类，金牌立刻就加倍了。对于这类东西，你不这样想，那是你笨，是你思想僵化。你定不了规则，那是因为你的银子太少、拳头太小。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本来是用英语的。对于做外交的人，外语是他的基本工具，本来就是要学的，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去学，那也都是必要的。所以，用英语做新闻发布，本是不用额外费劲的事，然而，尽管如此，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后来改用汉语了。洋人并不是全说英语，还有日语、俄语、法语、德语、……，等等。你单用英语做新闻发布，本来就是偏心。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应该堂堂正正做事，应该公平待人，才能让人信服。用汉语，才是公平待人，才是一视同仁。改用汉语后，洋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无非是改派了会汉语的人来做记者，或是洋人记者学会了汉语。同样的道理，中国航空管制人员如果用汉语的话，洋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无非是改派了会汉语的人来做飞行员，或是洋人飞行员学会了汉语。中国航空管制人员用汉语，才是公平待人。但是，中国航空管制人员如果都用汉语的话，对中国人却有很大的方便。不但因此而“减少因英语通话差错造成的安全隐患”（倘若洋人因汉语通话差错造成安全隐患，那是他洋人的事。谁让他不好好学汉语。），而且，因为航空管制人员和国内飞国内航线的飞行员都不需要讲英语，这些人一下就省出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用来做许多其它的事，学习许多其它的东西。这将大大提高效率，降低社会成本，改善国家的竞争力。
以今天的现实，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得不学英语。这是我们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不得不学英语，是为了将来的中国人不需要不得不学英语，是为了他们能省出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做更有意义，更喜欢做的事，不再被迫以蜗牛般的速度阅读洋人可以一目十行的英文文献，从而耗费他们本来可以用于做学术研究、科学探索、生利发财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时间；也是为了能诱使洋人、或是迫使（形势所迫）洋人学汉语，轮到洋人被迫以蜗牛般的速度阅读我们可以一目十行的中文文献。他们因为不得不学中文，耗费他们三分之一的大好时光。自然，他们的效率大大降低，他们的社会成本大大增加，他们的竞争力全面削弱。 历史是无穷无尽的。经济、技术的发展，也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些坐标上的绝对位置，前一点，后一点，是没有任何实际区别的。绝对位置的前后，是不值得追求的。只有与其它国家民族相比的相对位置的前后，才是值得追求的。彼消就等于此涨；此消就等于彼涨。
所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扭转不得不学英语的必要，是最高的国家利益之一。现在，国家没有那个力量实现那样的转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无反过来自己主动作践自己的道理。国家的政策，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争取实现那样的转变，例如，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改用汉语。政府也不要再用英文发布任何官方文件。学术论文，要鼓励一稿两投：中文一投，外文一投，以扶持中文学术刊物和中文文献的应用。凡是政府官方的行为，包括什么评奖啦，定什么职称啦、头衔啦，民间自己弄得不管，凡是官方的，都要以中文文献为准，外文的文献，一律不予引用。司法时的所有文件，都必须是中文。凡是英文或其它外文的文件，或含有英文或其它外文内容的文件，都必须由提供文件的当事人自己，经由政府专门认定资格的商业翻译机构中的某一家译成中文，与原文件一起递交法院。而法院只以中文文件、或中文文字为准，不得直接引用外文原文。若因翻译错误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那是当事人的事（当事人可以自己去那翻译机构索赔。再另打官司就是了）。法庭上的发言，问答，都必须说汉语。不会汉语的，必须由当事人自己到有资格的商业翻译机构中请翻译。法庭只以汉语的发言为准，不得直接引用外语。少数民族的中国公民，母语不是汉语的，由政府提供翻译，若因翻译错误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政府赔偿。
个人愿意或喜欢讲英语，那是他个人的事。一般的人，在中学学点外语，也不一定非要是英语，有个基本的了解，也就够了。例如，见了洋人要称呼：阿三。香港人称呼洋人以及公务员都叫“阿 Sir ”。其实，这个“阿 Sir ”也就是日本汉字“太君”的意思，翻译成中国汉字，最接近的，应该是：“大人”。旧上海人所谓“红头阿三”，本是学的香港人的叫法，中文的意思应该就是：“红头大人”。广东人喜欢用“阿”字。北京人喜欢用“子”字。如果按北京人的习惯，应该是叫“ Sir 子 ” ，然后演化成“三子”。如果按杭州人的习惯叫，应该是“三儿“。
就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愿望来说，应该是：能不学英语的，尽量不学英语。国家应该尽量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不需要不得不学英语，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国家可以设立专项预算，用于支持专门的（商业）翻译机构，把外文学术文献译成中文。例如，一万个人的规模。以每人每天平均翻译一篇文章（平均五千汉字）计，每周可以翻译五万篇文章，组织好了，只需一两天就能把一期外文期刊译成中文。版权的问题总是可以谈判的。现在有了计算机，翻译基本上可以自动进行，词汇库和数据库可以随时更新。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以比较大的力度，支持发展自动翻译的软硬件。然后再加上语音功能，就可以做语音翻译。这些功能，需要时，可以装载在手机上，随身携带，你就能与洋人面对面交谈，或打电话。你也能让手机翻译它听到的任何语音，例如周围人的说话。你也可以用手机拍摄外文，然后显示出中文。这样，即使你不会讲英语，也能走通全世界。这些，都是可以办到的呀。现在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是因为洋人（主要是美国人）没有这样需要呀，否则，洋人早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了。哪有那么傻乎乎的，耗费自己三分之一的大好时光，去学人家的叫化子都会的技能，还自得其乐？现在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是因为你笨呀，你不动脑子呀；你整天“代表先进的文化”呀，“先进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洋人）不弄，你就不弄呀。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讲英语的需要，更没有经常讲英语的需要，根本不需要每个手机都有这样的功能。这里只是说明，即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有经常讲英语的需要，也不是非要学讲英语。
据说，现在讲英语甚至成了政府官员的一项指标。令人费解。例如，一个县长，他治下的人民都是不讲英语的，要求他县长会讲英语干什么？莫非日后鬼子进村时，便于给鬼子带路？或是能说得鬼子撤兵回家？倘若作为个人修养，有人会弹琴，有人会画画，有人会做诗，有人会书法，有人会武术，有人会种地，有人会养羊，有人会讲英语，有人会讲日语……等等，都是好的，何以：废黜百术，独尊英语？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很有问题，这是共产党经常犯重大错误的主要原因（见《共产党的崇拜》，《一代人的追求》，《也谈文学和出汗》，《论曹刿论战》等文）。共产党上台后所做的荒唐事，几乎都是因为“民主崇拜”与“进步崇拜”作怪，其中尤其是“进步崇拜”的危害特别大，而且至今仍然是国家民族的最大危害。所谓“代表先进的文化”就是“进步崇拜”的一种表现。而最祸国殃民的，也正是这个“代表先进的文化”。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与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民主崇拜”造就的，是反贼；“进步崇拜”造就的，是汉奸。一个只是飞国内航线的飞行员，要他会讲英语干什么？这就是“折腾”，不符合胡主席“不折腾”的主张。“执飞首都航线须讲英语”，与什么“减少隐患确保安全”没有什么关系，而只不过是“代表先进的文化”罢了。
朱雨心 （ 2009 年 7 月 10 日。 11 日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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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朱雨心 （2009年7月19 日）
《讲英语的谬误》发表后, 有网友认为：“ 随着北京进离场的国际航班大幅增加，管制员必须说英语的时候占了很大比重。正因为管制员要在汉语、英语之间来回切换，会造成安全问题”，所以，飞行员与管制员之间 “须讲英语”。
问题是：你主观上希望“须讲英语”，还是希望不讲英语，而讲汉语。如果你认为：国家应该尽量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不需要不得不学英语，以减轻个人的负担，降低社会成本额，改善国家的竞争力；那么，总是会有办法的。
例如，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第一，以可以给洋人提供使用汉语，还是使用英语两种选择。理由是：“北京进离场的”国内“航班大幅增加，管制员必须说汉语的时候占了很大比重。正因为管制员要在汉语、英语之间来回切换，会造成安全问题”。所以，我们配备有专门说英语的管制员，专说英语，不说汉语；以及专门说汉语的管制员，专说汉语，不说英语；以免“在汉语、英语之间来回切换，会造成安全问题”。但是，你洋人要说汉语，我没有理由不准许。所以，所有洋人的飞机，必须事先选择语种，以便分配相应的管制员。对这一条，洋人没有理由抱怨吧？
第二，所有国内航班，必须使用汉语，以便我们配备有专门说汉语的管制员，专说汉语，不说英语，以免“在汉语、英语之间来回切换，会造成安全问题”。对这一条，洋人没有理由抱怨吧？非洋人也没有理由抱怨吧？
第三，至于本国飞国际航班的飞行员，可以选择英语，以免“在汉语、英语之间来回切换，会造成安全问题”。对这一条，也没有人抱怨吧？
第四，还有个方法也许更简单、更合理、也更有效，即：任何航班，不论国内、国际，也不论洋人、非洋人，都以可以选择使用汉语，或是使用英语。凡使用英语的，机场费比使用汉语的，高 30% （或更高）；因为培养讲英语的管制员的成本，以及与使用英语相关的其它成本，远高于使用汉语。另外，因为 容易发生 “因 英语通话差错造成的安全隐患”，所以， 凡使用英语的航班，保险费等，都相应的要更贵些。
以上四条都不难实施吧？对人、对己，都很方便吧？很合理吧？也更有利于安全吧？
有网友很在意所谓“国际规定”，或“国际惯例”。这里面充满了谬误。其实，我们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而必须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包括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等等。你不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国际条约，那么，那些相应的所谓“国际规定”对你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我们参加某些国际组织、国际条约，是因为对我们有利。倘若，参加某些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就不参加，我们就退出。不参加那些国际组织、国际条约，无非是用双边条约取代多边条约。到底采取什么做法，取决于怎么做对我们最有利，而不是说：不论是否对我们有利，我们非要接受什么“国际规定”。联合国不是中国政府的上级机关。国际民航组织也不是中国民航局的上级机关。这些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机构。服务的好，我们就用；服务的不好，我们就不用。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际规定”，或“国际惯例”，而是取决于你的认同。对你有利的，你就认它是“国际规定”，或“国际惯例”，对你不利的，你就不认它是“国际规定”，或“国际惯例”。某些国际条约，尽管对你不利，你还是不得不参加；那是你的悲哀，因为你的银子太少，拳头太小。明明对你很不利的东西，还要，甚至是主动地，认它为“国际规定”，或“国际惯例”，那只有“代表先进的文化”的人了。
你若实在很在意国际组织、国际条约，这样的形式，你也何以自己组织一些，例如，如果国际民航组织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可另外按你的需要成立一个“世界民航组织”、“全球民航组织”、……，等等。那么，你的规定，就是“国际规定”；你的惯例，就是“国际惯例”。你就是要另立“联合国”，那也没有问题。是否有人来入伙，那就看你的能耐了。你倘若招不到人入伙，那主要是因为你的银子太少，拳头太小，以及你那副自卑、自虐，毫无主见的样子，“望之不似人君”，没有人格感召力。
朱雨心（ 2009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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