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普遍幸福主义新文化

---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2007年12月1日下午，30多名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聚在一起参加《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主讲人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所提供的论文是《中国需要构建普遍幸福主义新文化》。

王占阳教授在会上简述了普遍幸福主义的理论框架。他说：

真正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是：普遍幸福主义究竟好不好？究竟是否具有现实性？

普遍幸福主义渊远流长，中外普遍幸福主义的学术思想也很丰厚，但在普遍幸福主义的元理论方面的研究却还很不够，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没有一本堪称普遍幸福主义元理论的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

1999年，我首次讲到了普遍幸福主义和新社会主义。 2004年，我以“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一命题为基础，比较系统地展开了研究，并撰写和出版了《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

严格说来，现在摆在各位面前的这篇论文，才是我在普遍幸福主义元理论方面的第一篇比较深入系统的学术论文。

我的基本思路，是以一般人本主义为起点，经过善本主义和一般幸福主义这两个环节，进而达到普遍幸福主义。

（一）关于一般人本主义。

普遍幸福主义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普遍幸福主义理论的基础和起点是一般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就是以人的本性为本位，反对官本位、金本位、物本位等各种异化现象。以人为本，才能有人生幸福。

（二）关于善本主义。                     

人性本身有善性和恶性之分。人本主义不应以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应以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就是善本主义。

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简要地说，善就是利，恶就是害。利是幸福的源泉，害则是痛苦的来源。所以说，善本主义实际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一种基础性的内容。

普遍幸福主义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利已主义，而是利他利已相结合之主义。从这个观点来看，要求十亿人民都毫不利已，实际是一种最大的恶。但反过来宣扬“人性唯私”，推崇“丛林法则”，以至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自然也是一种最大的恶。

制度设计的原则应当是善本主义的，而不应当是恶本主义的。诚然，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假定人性恶，但这种假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仍然应当是善。如果一个社会堕落到了普遍恶的地步，那么，再好的善制实际也是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的。所以说，善本主义非常重要，宣传善也非常重要。只有遵循善本主义、宣传与人为善，我们才能切实地走向民主法治等等善制，也才能够建立起中国的新文化与新文明。

（三）关于一般幸福主义。

善本主义又必须发展成为幸福主义，善是利，人们所追求的利，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是人生幸福。人们追求金钱、财富、权力等等的最终目的，实际就是为了获得人生幸福，而并不是金钱、财富、权力等等之本身。然而，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里，许多人都误入了歧途。金钱、财富、权力等等本来只是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但却被当成了目的。这就出现了异化现象。超出了实现幸福需要的对于手段的过度追求，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许多痛苦和不幸的真正根源。这就表明，人本主义若要真正克服异化现象，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那就必须从一般人本主义和善本主义进一步地发展成为幸福主义。只有上升到幸福主义的层次上，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从异化陷阱中解放出来。

19世纪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着力发展和宣传幸福主义理论，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虽然他们已经指出“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的内容就是幸福，但他们却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幸福这个主题，而是更多地以“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词汇来指称“幸福”，这就使“幸福”事实上又被湮没在了“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之中了，因而幸福主义也蜕变成为了利本主义。幸福主义的眼睛刚刚睁开，就闭上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国际学术界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都是很薄弱的。直至最近，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某些显著的改变。事实表明，以“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词汇来指称“幸福”，而不是直指幸福问题本身，这是很容易迷失方向和导致异化的，而这也就正是传统的人本主义、功利主义和利益学说的一个最大弊端之所在。

（四）关于普遍幸福主义。

一般幸福主义实际只是肯定了幸福的终极价值地位，但在幸福主义之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幸福的普遍性问题。

1、要不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普遍幸福主义主张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的幸福主义。也只有普遍幸福的状态，才是最符合人的深层本性的状态。

2、要不要实现由满足人的各种层次的需要所产生的各种层次的幸福感？普遍幸福主义认为，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所有层次的普遍幸福。

3、是否尊重幸福的多样性？普遍幸福主义认为，幸福有无数种，每一种幸福都是幸福。只有充分尊重幸福的无限多样性，才能真正地实现普遍幸福。

4、是否允许、主张和推动各种利已利他的幸福源泉充分涌流？普遍幸福主义主张努力实现各种幸福源泉的充分涌流，并由此而真正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

5、是否努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人生幸福的最大化？普遍幸福主义认为，人生幸福的最大化包括质的最大化和量的最大化这两个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人生幸福的最大化。

6、是否追求世世代代的普遍幸福？普遍幸福主义主张和追求可持续性的普遍幸福，

（五）关于普遍幸福主义的神性和理想性。

重视终极价值原本是宗教的优势和特征，但人本主义现在也应当和能够重视终极价值了。所谓人世间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宗教在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和人生幸福的过程中，具有伟大的意义。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出发，这条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之路难以成为我国的主要道路。但普遍幸福主义使我国完全有可能通过这种世俗的思想文化发展之路，解决终极价值理念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基本问题。

（六）关于普遍幸福的一般实在性和现实性问题。

对于普遍幸福的主观性、不确定性的质疑，本文提出：

1、幸福和普遍幸福具有最高的实在性。

2、普遍幸福的源泉具有确定性。

3、普遍幸福的源泉具有可量化性。

4、普遍幸福的实现具有规律性。

（七）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普遍幸福的现实可能性问题。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能够实现普遍富裕。关键是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能能够做到使社会成员普遍产生幸福感。

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合力就使普遍幸福主义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4、普遍幸福主义是最有利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新文化和新文明。

座谈会议由徐景安主持。

他说：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是为各种思想流派搭建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求同存异，寻求共识，重在创新。创建中国新文化是个大题目，需要不断地、有序地进行探讨，决定每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或星期天下举行一次或两次。

会议的开法有所创新，主讲人先把论文发给大家，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可以反对、赞成、补充、完善。但不要离开主讲的题目各说各的。每个人都可以报名主讲，不论资历，要求必须有所建树、有所创新。会议主席与嘉宾轮流当。中国要实行民主，先得学习民主。论坛也是探索平等对话、民主讨论的方式。会要开好，需要大家的支持。一是举荐人才，这包括自荐与他荐，来这里发表有创意的主张，不只是批判、不满，而是建树、创新；二是扩大影响，帮助传播。

11月3日举行了第一次座谈会，今天举行二次座谈会。

王占阳教授的这篇论文内涵非常丰富，值得深入地展开讨论。

有以下几个问题，供讨论参考：

    第一、传统人本主义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同时又导向了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我国思想界对传统人本主义既存在全盘肯定、又存在全盘否定的两种倾向。因此，在学理上对传统人本主义有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问题。传统人本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为什么会滑向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是对传统人本主义认识不正确导致的，还是其本身有缺陷？

   第二、我国现实情况是既缺乏人本主义的传统，又面临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

   第三、目前我国没有找到扬善的正确途径，依然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民众、学生得不到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同时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恶制度，道德与犯罪问题都很严重。所以，引发了文化与制度的争论。占阳认为，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主张都存在片面性，扬善的道德建设与治恶的制度设计不可偏废。这个意见是否正确？

   第四、真正的人本主义应该导问善本主义，但动力何在？人为什么要善？今天该不该倡导善？

   第五、幸福是不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普遍幸福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终极价值与普世价值是什么关系？

   第六、普遍幸福主义有什么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之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评论。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哈佛访问学者吴稼祥、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北方工业大学教授田立年、前驻瑞典大使馆参赞高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博士王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王东成、论坛副秘书长欧阳君山等先后发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作了书面发言。围绕普遍幸福作为终极价值能不能成立、普遍幸福实现的可能与途径、如何建立普遍幸福的人际关系与制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最后，徐景安就普遍幸福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作了发言。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