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拉盛变迁看移民历史宿命

《交通篇》

贯通曼哈顿的七号地铁

　　纽约的第一段地铁线路开通，是100年前的1904年。两行简短文字，记载了一个世纪以前的这一历史事件：（10/27/1904）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New York Subway system was opened. The first section operated between City Hall and 145th Street.（纽约第一条地铁开通了。它运行于市政厅和145街之间。）

　　从此，纽约的地铁系统逐步完善，成为这个现代国际都市的动脉。　

　　60年后的1964年，一条连接曼哈顿时报广场和纽约市东北部皇后区的地铁线—七号线全线贯通。地铁经过的每一站，一个个零星的社区随之兴起，而这条线的终端－缅街，在随后的40年中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族裔移民的聚集地。

　　在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里，它已成为以大陆、港、台两岸三地华裔移民为主的社区。贯穿于法拉盛中心的缅街，迅速被“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所覆盖，以中国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为特色的社区经济，成为这一段跨世纪新移民发展历史的主导。　　　　　　今天，从与缅街交叉的北方大道往南，沿途85％以上的商店招牌都是以中文或中英文书写，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哪怕连英文ABC都无法完全掌握，都可以轻易地在这里获得一切维持生计的生活必需品；这里，最常听见的语言是华语，无论国语、粤语、闽南语、四川话、客家话、上海话，只要是中国人，既使你人地两生，都可以凭着乡音，找到失散与隔绝了的熟悉和亲切感；10家以上清一色“有中国特色”的超市，成为缅街乃至全美独一无二的“风景线”，以温州、福州人为主经营的新兴超市，成为与最初由港台移民经营超市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数十家大小银行汇集法拉盛，足见金融界、商界对这个社区商业发展的重视，愈来愈多的银行加强了有“华语代表”的双语服务，个人和商业用户同时受到“被重视”的礼遇；上百家中餐馆提供的餐饮，令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个适应或不适应或正在适应美国饮食文化的中国肠胃，随时得以“认祖归宗”。

　　如此的便利，使法拉盛理所当然地成为美东数十万华裔移民漂泊海外的“停靠站”，由此带来了继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之后，90年代的第三次移民高潮。法拉盛及其周边地区的华人人口迅速蹿升，而这一切，同七号地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和商业经营上的“强势”，都使得华人逐渐成为法拉盛经济文化的主体。服务华人为主的商业性机构和企业遍布法拉盛以缅街为主干的大街小巷：律师楼、旅行社、美容店、婚纱店、应招站、夜总会、出租车、医院、诊所、殡仪馆，几乎涵盖了民众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行业；社团组织、中文报刊、华语电视、图书馆、教堂、宗亲会等在社区内都异常活跃，贯通包容，把“形而上”和“形而下”都“一网打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华人民众逐渐觉醒的社区环境意识，感受到华裔逐步成熟的参政议政热情与行动，感受到华裔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渐成气候，感受到与两岸三地困难重重的“三通”截然不同的民族融合，感受到到初见雏形的社区规划与建设。　

　　然而，在一片经济“荣景”和民众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后面、在据称911之后，纽约市经济一片萧条惟法拉盛商业持续发展一枝独秀的表象之下，这一社区的发展和未来，以及这一地区华人的前途与命运并非一片光明。

　　在众多的问题之中，城市规划与交通瓶颈对经济的影响和制约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超饱和的道路交通

近年来，法拉盛人口剧增，商业发展迅速，道路建设却严重滞后。这５０年内，法拉盛的道路不仅没有拓宽，商家和摊点挤占道路的现象反而愈演愈烈，造成人车抢道、交通事故频发。仅2002年下半年，就有几名华裔在主要街道因交通事故死于非命，而因汽车意外的伤者更有数十之众。交通拥挤也导致警民关系紧张，震惊华人社区的杨林一案就是典型事例。 2002年8月17日，家住长岛的杨林，因为“双排停车”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平添了不小的波澜：让刚刚来美探亲的母亲受惊犯病、让70多岁的老父被殴、让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吓得啼哭不止。

　　违章停车在交通拥挤不堪的法拉盛司空见惯，有时候你不得不凭运气，而现实是杨林那一天的运气不好，刚买完菜，警察就对着汽车屁股后面的牌照开起罚单来。急于解释的心情使他的与警察产生所谓的“肢体接触”，这样的接触可以被定为“袭警”，因此警察立即掏出手铐铐住了杨林。70多岁的老父试图替儿子解围，结果被警察按倒在地，父子双双被铐住带往警局。

　　社区曾经就此事件展开讨论，华文报纸、电台、电视台分别也因此采访警局、社区人士和当事人。问题集中在警方是否涉嫌暴力、杨林父子是否“防碍公务”等等。但很多人忽略很重要的一点：事件的肇因——交通。

　　交通环境恶劣，成了法拉盛的一大顽症。法拉盛闹市从37大道到法兰克林大道近两年来已有九条路段被迫采取单向调流，交通局和社区委员会现正在考虑把周边友联街等几条大道也改为单向行使道。此外，罗斯福路和缅街交口、38 大道和缅街交口等都采取了强制手段限时直行措施、主要路口还安装了照相机以遏制闯红灯现象。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地区道路拥挤的现状。

　　人车抢道、违章停车、双排停车的现象愈演愈烈。特别是到了周末，对开车进法拉盛采买的人来说，找车位难，通过法拉盛闹市街道难，简直如同一场恶梦。

　　交通环境恶劣，严重制约了法拉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为社区民众的一大心病。而其中停车场的严重缺乏，更是影响交通与环境的一大病根。

　　法拉盛现有四个公共停车场，其中三个在闹市区，已严重超负荷使用。据统计：如果把法拉盛中心大大小小、公私停车场的车位统统加起来，不过4000个左右。而每到周末进入法拉盛需要停车的数量，却是这些停车场容量的两到三倍。也就是说，在周末，每三到四辆进入法拉盛的车，只有一辆是可能找到停车位的，那些暂时无法找到车位的车辆，只能在街上兜圈子或临时停靠或双排停车，这无形中又降低了车流量，使原本就拥挤、狭窄的街道更加淤塞不堪。

　　法拉盛是纽约的一大交通枢纽。除了七号地铁和长岛铁路外，还有20多个公车站在这里交汇，周边有678、495、GCP等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进出法拉盛的人流在15万左右；仅七号地铁，每日客运量就约有5万之众。以发车频率、客运量、空载率、快慢车调度统计，贯通法拉盛和曼哈顿的七号地铁堪称纽约捷运局的“运输标兵”、“劳动模范”。

　　连年来，大量的新移民继续涌入法拉盛，人们在这里安家：置产、租房、买车、吃喝、生儿育女。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承受着日益增长的超负荷交通压力。有人说，造成法拉盛交通拥挤的根源其实在社区内：道路狭窄、商家林立、流量剧增，交通拥挤在所难免。也有人说，法拉盛的交通拥挤是个死结，很难彻底解决，除非市府、区府大规模改变这一地区的格局，而这又是一个极为渺茫的事。那么，法拉盛环境、交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它对法拉盛经济的影响究竟有什么的负面作用呢？

9层的停车场和9000个停车位

　　“我常常说法拉盛是‘长不大的法拉盛’。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这里，这是七号地铁出口的那幢楼，是1930年盖的；它旁边那幢，1960年盖的，都没有超过三层。法拉盛几乎见不到高的商业住宅，因为几乎所有的商业建筑的规划和设计都要通过‘上诉局’，也就是说必须经过漫长的公听的过程。所以近50年来，这里商业楼宇的发展一直处于僵局。从1961年土地改测，最后一次建的全新SHOPING CENTER也是1973年的事情了”。　

　　陈作舟－著名华裔设计家和发展商，指着办公室里法拉盛的地图模型感慨万千。

　　“地图上比较高一点的建筑物，喜来登算一个了，但那是酒店。近年来法拉盛的酒店倒是增加了一些，相对而言还都算是高楼。但是真正用于商业办公用楼所增无几。法拉盛很多二到四层的办公楼还没有电梯。”

　　当谈到在法拉盛建商业楼难在哪里时，陈作舟说：“难就难在政府在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中，对配套的停车场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喜来登酒店旁新建的全玻璃建筑，如果完全按照建筑规划部门的要求，这样层高的建筑必须配有9层的停车场。9层的停车场，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或者是开车技术差一点的人，绕得出来么？所以法拉盛东一块、西一块的地块，大多都因为达不到商业停车的规定和要求，而只能建住宅楼”。

　　一边是法拉盛河西谢亚球场9000个闲置的停车位，另一边是政府对9层的停车场的政策规定，两地相距咫尺之遥，法拉盛规划建设的失衡可见一斑。

　　近年来，法拉盛附近的住宅楼盖了不少。在缅街和大学点路之间，新建的住宅楼和正在兴建的的建筑工地不下一、二十处。这些住宅楼的兴建，使这一地区的居住状况更加拥挤。随着居住人口的增加，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的矛盾更为加剧。

　　而实际上，法拉盛经济振兴亟待解决的是，增建具有“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商业机会”等功能和作用的商业用房。只有办公用房增加了，商业活动才有发展空间，只有商业活动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就业机会才能相应增加。

　　纽约州众议员麦克劳林曾提出法拉盛地区新的发展规划，依照他的蓝图，重新规划谢亚体育场和目前的法拉盛商业中心之间地区，取消废旧汽车处理场，在谢亚体育场和大学点大道之间建设一个全新的集娱乐、购物、廉价住房和旅店等为一体的商业和社区中心，同时配合交通和河岸的环境建设。这个规划涉及的面积有１１110英亩，一旦实现，可创造就业机会至少4万个。

　　实施这一发展规划，必须要有足够的投资，因此无论政府官员还是社区人士都认为占法拉盛人口多数的华人商家的参与至关重要。　　

　　事实上，法拉盛并不缺少规划和蓝图。据多次参与近年法拉盛主要标志性建筑设计、规划的著名设计家陈作舟先生介绍，有关法拉盛发展规划的所谓MASTER PLAN早在1946年就诞生了，接下来1950、1960、1970、1980、1990，几乎每10年，都有新的设计计划出台。现在，如果你登上Publications-NYC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的网页，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多个Downtown Flushing plan。但近60年来，几乎所有对法拉盛的规划和计划，都没有被完整地实施。 “怎么可能每一个计划都能得以实施？”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傅鹤鸣先生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们。“类似的区域性计划各个地方都会有的，但计划实施的前提是要培养条件和时机成熟，而最关键的还是钱－钱从何而来。” 与政府法律法规的矛盾和没有充足的财力，以及缺乏当地商家和社团支持，成为阻碍法拉盛规划蓝图难以实施的主要障碍。

困难重重的突围

　　当初建法拉盛这个小村庄的时候，规划仅能容纳数万人，而现在却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人。道路交通、居住环境及商业发展都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法拉盛第一次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是在1910-1940年间，包括兴建停车场、车站、托儿所等。从40年代到现在，近60年几乎没有任何大型的整体规划被实施和执行。

　　法拉盛闹市寸土寸金，要想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商业集中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地区，一些商用办公楼的租金，居然和曼哈顿商业中心的租金相差无几，附近居民的房租更是居高不下。房主违规加建改建违法出租的现象相当严重，被查出和查处的案例也有增无减。 与此同时，法拉盛的房地产买卖也十分活跃，据一位知情者透露，2002年初，缅街一幢办公楼被温州人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创下法拉盛同类办公楼卖价的新高。不少人已把在此地买房，然后再出租作为赚取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更有人干脆靠房租生活。以房屋租金为例，70年代法拉盛地区一栋HOUSE的价格是5万美元，85年左右是15万美元，而现在，大约需要35万。 对于法拉盛房地产的出奇火爆，有人乐观其成，有人认为这是有别于主流的不正常现象。但对于初到法拉盛的新移民来说，这似乎又是一个在美国立足必然要经历的艰难的生活历程。 对开发商和地产商而言，随着都市计划调整和市政建设方案的出台，法拉盛河西岸因此而出现新的商机。如果这块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的建设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法拉盛闹市将与谢亚球场连成一片，停车难的问题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如果2012年纽约申办奥运会成功，相信法拉盛的商业环境、居住环境有可能趁势改观。

　　法拉盛是流动的，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潮水般涌向这里，在20世纪与随后100年交汇的那一段历史河床上，留下奋斗、成功、辛酸、无奈的印迹，他们几乎都是新移民，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成为振兴社区经济的动力和劳力。同时，他们也又不得不忍受着恶劣的生存环境，期望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之后，搬离这块土地。留下来的人继续期望着，期望着这里终究会变得越来越好。


《环境篇》

商业环境和竞争环境

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带来了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而这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决条件；它创造出人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而正是由于它，人们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像现在了解的那样多。所以，竞争是一个涉及数据不断变化的过程，它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完全被任何视这些数据为恒定的理论所忽视。

清一色的中国超市

　　正如当年“超级市场”是美国创业者用来称呼一种新型商店的名字那样，法拉盛大大小小十多家“有中国特色”的“超市”成为最具有兼容传统商业色彩和新兴竞争力量的典型。 2002年，缅街最后一家由韩裔经营的超市易主为“万兴隆”，预示其他族裔在法拉盛闹市区的缅街经营大型超市时代的终结和华人一统超市格局的开始。自那时起，缅街稍具规模的超级市场，成为清一色的“中国超市”。

　　近两、三年来，超市行业由来自温州、福州的后起之秀们悄然沿袭着、同时又改变着传统“超级市场”格局和特色。同样是“超市”，早先由港台商家开设并成为主导的诸如“金山超市”、“香港超市”，与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新兴超市”，如“中国城超市” 、“新中国超市”、“中美超市”、“黄金超市”形式上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固守”着原有的地盘和交易场所、按部就班地进行日常的生意，而后者在它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低成本、低利率、大流量见长，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扩展态势。任何在法拉盛采购食品的顾客，很容易区分前后两种超市的差别：把水果摊排在自家门口的店就是新兴的超市。

　　然而，在超市越开越多、业务越做越大、价格越来越实惠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恶性竞争和低工资、低福利的成本压缩，以及相应的街道的环境恶化。

　　2003年1月19日，上午7：00，黄师傅出现在“黄金超市”门口。他负责超市外边的水果摊。“早上要早起，法拉盛的很多中国人有早起的习惯，我们做的是他们的生意。现在竞争很激烈，我们店每天开到晚上11点”。黄金超市在缅街算是新开的，这个在原“黄金商场”旧址上重新改建的超市，一开张就打出了营业至晚间11点的口号，以期创出自己的经营和服务特色。“我每天7点到这里，在这里卖水果。水果是从布朗士批发有人送来的”。见有人来，黄先生似乎也愿意说几句，“这两天天气特别冷噢，你怎么不戴付手套？”戴着顶毛线帽的黄师傅在冰冷刺骨的风中不停地说着，毛线帽拉到把耳朵完全遮住，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声音在早上七点的缅街上显得特别清冽。他说话时嘴巴一张一合，一团团白气随之飘散。此刻的气温在华氏18度以下，黄不住地抱怨纽约今年连续的低温，没有人在意他的抱怨。最后，他象是自言自语：“这么冷的天，把水果都冻坏了”。

　　这是法拉盛一个普通的超市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想法。与“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有所不同的是，他希望天别太冷，别把他的水果们都冻坏了。

　　“超级市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是把“自取”方式、现金交易、种类广泛和高销售额等几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商业模式。半个世纪以前，只有年销售额在50万美元的商店才有资格被称为超级市场。而今天，法拉盛华人经营的超市，每个月的销售额都接近或超过当年的“年”生意额。现在的超市已经演化为一个生活化的大广场，经营的方向由单一食品走向综合性日用品；经营规模由小到大；经营品种由少到多。超市经营品种繁多，能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一次购足的需求。中国人把超市经营范围的多样性发挥到极致、把生意的灵活性发挥到极致。

　　龙胜行老板邓龙，就是一位新近崛起的新兴超市的成功代表。邓在经营模式和经营范围上将副食品和新鲜的瓜果蔬菜加以整合，在货源上加大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并依靠家庭成员中对于美国商业和进出口业务的法律法规的熟悉而成为今天华人经营的超市的领军人物。今天，邓不用出门就已经可以凭借他的行业经验和魄力，在他靠近海边的豪宅里或乘风破浪的游艇上运筹帷幄，将其业务拓展到法拉盛以外的诸多的华人聚集地。但是，华人超市的购物环境并未因为华商在此一领域内的空前成功而得以改善。相反，随着货物吞吐量和顾客人流量的增加，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市场”的购物环境正在被类似于中国大陆“农贸市场”的形态所取代。

　　从目前情况来看，像“香港超市”、“金山超市”一类的超市也有发展“瓶颈”，一是售价，与那些经营方式上更像农贸市场的超市相比较高，因为他们经营的生鲜产品从采购到进场，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进场后还要经过检测、分级、加工、包装等工序才能摆上货架；而“新兴超市”价格低廉，生鲜食品一般清晨直接从产地进货，品种丰富，使得其在价格上形成较强的竞争力，由此造成了前者的价格略高于后者。二是蔬菜鲜果的新鲜度赶不上后者。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尽管那些更像农贸市场的超市购物环境恶劣，但依旧人声鼎沸，收款机旁总是排着长队，生意红红火火。

由于缺乏商业的布局规划，在同一个商圈内大小超市挤在一起，各种经营类似商品的店铺轧在一起。仅从７号地铁口上来，沿缅街向南数百米距离内，就有瓯江超市、中国城超市、新中国城超市、黄金超市等１１家同类型的超市近距离搏杀，竞争的方式不外乎比拼价格。这与大型超市质量、服务、信誉、品牌等方面深层次的商业竞争，大相径庭。

业内人士认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价格已成为了商家吸引路人的法宝之一，尤其在法拉盛这样消费单一的移民城镇，价格更是影响着民众选择的重要因素。也许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认识，经营者忽略了商业环境对消费人群的影响。　 　李先生在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这天，来到“大学点”附近的“韩国城”超市。平时他一个人上街采购，总是到缅街上的“中国城超市”去买菜。但是今天这个长周末，他是带着一家老小开车来法拉盛的，除了停车容易这一点，他还要考虑孩子问题：两个孩子，老大自己能走但要顾及安全，老二还得抱在手上，走太长的路有些吃力，推着婴儿车挤进“中国城”简直不敢想象。所以他选择了“韩国城”。他把车停好，然后推上Shopping cart，把孩子放在手推车上，自动门开了，象是对客人做着“请进”的手势。没有停车的烦恼、没有吃罚单的危险、钱包被“挤掉”的可能性也很小、心情没有因拥挤不堪而产生的烦躁。

　　以上的悠闲和轻松显然不属于法拉盛。今天，到“中国城超市”或“新中国城超市”买菜，完全有别于普通的美国超市—那种轻轻松松推着车走在开阔的货架之间、那种情侣甚至可以“手牵手”进去的商店。在法拉盛，人们大多不得不象在沙汀鱼罐头里穿行，你挤我、我踩你、你撞我、我躲你。在这样的状态中，孩子无立足之地，家长也不能带着孩子从从容容选这选那。如果一个超市的购物环境，拥挤到会把顾客同他们的家人隔绝，拥挤到别人想来却惧怕来，那是否意味着也有可能会把无形的、更大数量的潜在客人拒之门外呢？

　　以皇后区为例，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本区2229397人口总数之中，亚洲人有391500，其中华人只有139820，不到总人口的10％。在收入和消费习惯上，占10％的华人人口是无法同另外的90％相匹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市的发展把顾客目标群盯在华人自身、拼命靠“拉动内需”来维持经营业绩并非长久的万全之策。黄皮肤的面孔多了，有两层含义：一是亚裔人口增加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其他族裔的人“不来了”。一位以前经常光顾法拉盛的美国人说：“我已经很久没来法拉盛了，这儿的秩序不是很让人乐意来这里”。一个在法拉盛汽车站等车的韩国人说：“从地铁出来，我不愿意停留，而是希望马上能搭上巴士回家”。一位非亚裔的驾驶者对记者说：“我每次路过这里，都想着赶快开车冲过去”。

　　以上的现象，对于中国人密集的法拉盛社区并非是很好的事情，起码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商业发展不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说明购物环境和交通卫生环境的恶化正在造成消费者的流失和购买力的隐形损失。起码，为了10％的购买力而将90％潜在的客人拒之门外是缺乏远见的。

　　“现在不象前几年了。前几年超市相对少一些，买东西的人里面老外也多一些，做这一行发财啦。现在过路的人不少，但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为了吸引客人，就要不停地减价”。黄金超市的黄师傅在1月19日的那个星期天已经在店门口的冷风里站了12个小时了。“下午的时候价格变动最大，水果不卖掉有的就要烂掉了，活的海鲜如果不卖掉，到明天就死掉了。所以要随时注意其他人家的价格变化、随时调整。我不用到11点、8点我就可以下班了。我们温州人吃得起苦，动脑筋赚钱。做超市这一行还算好一点的啦，大学点那边的衣厂，一半以上倒闭了”。

　　黄师傅8点钟可以下班回家，超市的另一位郑先生则不能。这位在纽约和外州开有30多家99C店的老板常常是第一个到店里，最后一个离开。经济不景气下购买力的衰退他最有体会：“到我店里的好多客人我都认得，有的人以前周末总要买120到160块钱的东西，现在最多不超过50块钱了。超市和餐馆一样：你吃一顿饭，100块也是吃，20块钱也是吃，挣钱容易的时候大家花钱手脚就大方一点，经济不好的时候花钱就紧一点。所以，现在大家都很难做”，郑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暖气通风口的叶片往下扳了扳，出口处，收银台上的半个柠檬很久没有被手指蘸过了。

　　从工人到老板，明知难做还要做，因为大家都要吃饭、都要求生存求发展。

一窝蜂的$16．95 2002年11月，《时代》杂志选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其中包括在美成功销售低价数字激光视DVD player“阿佩克斯数字公司”Apex Digital两名华裔创办人纪大卫与许安可。据称，APEX坚持低价战略，把DVD的价格一路压低到59美元，并因此赢得了市场。

　　拼价格似乎是中国商人的特色。比价格可能会与边际成本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有了强大的垄断，成本也会大大地提高。

　　餐饮业一向被认为是高利润行业，因此也是法拉盛华人从事的一个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 如果说纪大卫和许安可，靠价格战打下了北美DVD市场、赢得“全球具有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的称号，法拉盛众多餐馆一窝蜂的＄16．95引发的是怎样一种市场结果呢？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店家的菜单，以前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鲜和一些价格较贵菜的已经不声不响地从饭桌上撤退了 “80年代初，在我的记忆里，华人经营的餐馆只有两、三家：‘林市’听起来有点日餐馆的味道、‘状元楼’在现在信托银行的位置、还有一家叫什么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现任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傅鹤鸣一边看着前一天发来的、足有十几尺长的传真一边说，“但是现在以缅街为中心，东西几百米范围内的餐馆不下60家，如果把小的外卖店和小吃店都算进去，绝对超过100家”。

　　从3家到100家，法拉盛的饮食业经历了巨大变迁，同时也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法拉盛越来越多的超市和餐馆推出了3-4元的快餐。如缅街上的金山超市、黄金超市、东云阁外卖部、花旗饼屋，凯辛娜大道上有中美超市、阿宏饭店，大学点大道上有绿波浪、乡园餐厅等等，方便上班一族。为了争取客源、夺回被“快餐盒饭”分食的市场，也有相当一部分餐馆采取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中最流行的作法就是90％以上的餐馆都推出的实惠型“家庭套餐”。于是乎，整个法拉盛一窝蜂地“$16．95”，几乎所有的餐馆菜谱上都出现了“套餐”的字样，而$16．95，顷刻之间成为上班族和小家庭的周末的“时尚”。

　　“没有办法，我们上海滩也开16．95元的套餐了”。蒋璐（英文名Cindy）这位来自姑苏的年轻老板娘，和先生一起经营着有24名员工的“上海滩大饭店”，像这样的餐馆，过去在法拉盛被视为档次较高的饭店。“中国人开餐馆，跟别人学的水平很高，但是自己有Idea、有创新的很少。法拉盛餐馆越开越多，利润空间却越来越小”。

　　晚上近九点，来吃火锅的客人反而多起来了；电视里，周华健在唱着许多年前的流行歌曲。“冬天天冷，我们的羊肉锅卖得很好的”，蒋说。看得出，“上海滩”一直想方设法推出自己的特色，阿威（餐馆老板）几乎每隔一个月就到上海去品菜、学菜，这里的菜式基本上和上海同步走。

　　说到911之后生意上的变化，蒋璐有非常清楚的一本帐：“新州、康州的客人在逐年减少，广东的客人有所增加；最大的问题是外国客人不大来这里了，外国人收入高，也喜欢中国菜，但这里的环境差，人家不来消费你也没办法”。“外国人不来，中国人比较追求经济实惠，所以我们也只能推出16．95的套餐，大家都拼价格，我们也没有办法”。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以前被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鲜和一些价格较贵菜的已悄然从饭桌上撤退；有些饭店菜的质量越来越粗糙，而数量也越来越“简练”了。蒋璐提起餐馆同业的竞争，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一言难尽。寒风中，门口鹅黄色灯箱上“上海滩大饭店”几个大字显得格外冷峻；店里，Waiter们手脚麻利地穿梭在客人中间，一切显得有些沉闷，只有周华健继续在无忧无虑唱着：黑夜又白昼、黑夜又白昼，人生悲欢又几何。

出血的牙龈和健康的牙齿

或许是职业特质和敏感，华裔设计家、建筑师陈作舟对环境和商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比喻：“商业环境和商业本身就象人的牙龈和牙齿，有谁见过牙龈一直出血的人，会有一口健康的牙齿的？” 　　“生活中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我们有时会不乘subway或bus，却连续走十几、廿几个Block；有时候，我们纯粹想散散步走走，而走一站路、两站路，为什么？走这么长的路不觉得累、不觉得烦躁么？不觉得。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感觉是在放松、在enjoy”。

　　“但在法拉盛，你说有几次大家是为享受环境而走上街头的呢？”陈先生反问。

　　陈先生对法拉盛的商业环境忧心忡忡，他对法拉盛的发展前景看得更远、投注了更多的专业上的关切：“同样的商业环境上的恶化并不局限于超市和餐馆。比方说“购物中心”，根据美国研究机构和媒体的统计，一般的社区，在２０英里的范围内，居住人口约230万，87万户家庭，通常这样的区域内有10个左右的Shopping Center可供居民选择。而纽约的皇后区，不出5英里就聚集了210万人口和大约81．7万个家庭，Shopping Center却只有Elmhust Queens Center一家，法拉盛的人口密度以及商业设施的缺乏，更是其间的典型。再看美国商业区衡量购物环境的“人均面积”：一般的地方是23尺，比较高的可达31尺，而我们居住的社区只有4尺。如此悬殊的消费环境差异，又如何吸引更具消费能力的外族裔消费者呢？” 住在法拉盛三福大道的裴女士在会计师楼工作，她并不象陈先生那样具有职业敏感，但她对于法拉盛的看法和感受却与陈作舟先生有一些相似之处。今天她有朋友自老家上海来美考察，她要当向导带朋友去逛街：“五大道”、“麦迪逊大道”、“时代广场”，“联合国”、“大都会博物馆”，“哪怕什么都不买，看看橱窗设计都是老惬意的”，裴女士谈着自己的看法：“法拉盛有啥好白相的？轧么轧的要死、龌龊么龌龊得要死，除了中国人面孔还是中国人面孔”。 的确，在法拉盛，大家通常面无表情、行色匆匆，因为每个人来这里都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吃饭，或者买菜。法拉盛的商业发展空间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单一。 人们有理由为这里买菜吃饭的方便而点头称许，但丝毫没有理由为这种狭隘单一的趋势而乐观，因为这种种的“方便”是建立在超市、餐馆“林立”和随处可见的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这样一种商业环境中，多元、主流和更大容量的这座无形的“商业大厦”正在轰然坍塌；人们有理由为这里物价的低廉而沾沾自喜，但丝毫没有理由为潜在着的恶性竞争而感觉轻松，因为盲目竞争最终只会导致商家和商家、商家和买家的“三败俱伤”。因为很显然，美国经济的大环境的萧条和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或是法拉盛地区的房价、地税、就业率、购买力等诸多因素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商家的经营困难。无论是超市还是餐馆，这些负担如果最终不是以工人劳动环境和福利待遇的恶化或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那除了关门大吉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么？

如果说，商业环境的恶化会造成购买力的流失、竞争环境的无序会加剧商家之间的自相蚕食，那么，投资环境的改变有可能导致顷刻间的倾家荡产。

环境，有时会象一个无形的杀手，杀得你片甲不留。

无形杀手

“导致安然公司崩溃的安德鲁·法斯托，被控诈骗、洗钱、串谋等78项罪名，是多个计划的主谋。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入狱几百年” （2002年11月1日美联社）。

徐先生（Zhijian Xu,译音），是在法拉盛靠近缅街一家证券公司的电脑的中文网页上看到这则消息的。他摘下眼镜，用手指和手掌搓揉着眼眶和脸颊，他对今天看到的报道已经木然。他知道，无论那个叫安德鲁的家伙判几百年，2000年以来，他一生省吃俭用攒下的二十万美元、连同他最初炒股赚的近三十万美元，都变成市值不到五万块的股票而无法“还原”了。 徐一度自称是法拉盛华人里面的炒股高手，2000以前因“成绩显著”而深得在指甲店做工的太太的敬佩与尊重，就读贝赛重点高中的女儿更把他当成“英雄老爸”。徐在股市买进卖出大把赚钱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句口头禅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春节还在“上海滩大饭店”和一大桌股友畅谈革命理想和美好前景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多月之后，他的噩梦就开始了，这次和他这个猎手斗法的，是一只叫做“投资环境”的隐形狐狸，这只“食钱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一旦和人性的贪婪结合，能量足以动摇美国建国两百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商业基础和诚信制度。 “跟我差不多的，大把中国人在”，徐先生在一家叫“鹿鸣春”的中餐馆吃晚饭的时候总结他的经验教训：“开始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很多中国人读英文财经分析报告都看不懂，怎么可能知道华尔街的内情呢？而且，一般老百姓，谁又会想到股市会这么黑、人心会这么黑？”，热腾腾的蟹黄小笼包端上桌来，徐没有动筷子，“哪个人如果能在三年前就看出股市的“环境”，知道自己正处在充满欺诈、毫无诚信的危险境地，那他就不会倾家荡产了。问题是华尔街幕前幕后、有形无形的的黑手大把抛股票的时候，我们还忙着‘承接’、‘买进’，和那些“老狐狸”斗，不赔才叫见鬼呢”。

自90年代以来，股市里翻腾的人很多，有人称之为资产文化（equity culture），也有很大数量的人以养老基金来扩充股票所有权，还有共同基金，有些存有共同基金并不直接投资故事的上班族同样遭受损失。杨女士（Huimin Yang译音），自90年从香港移民来美就一直在一家贸易公司从事财务工作，七年前开始买共同基金，2001年以前从来没有亏损过，但这两年却损失惨重。看不见摸不着的“投资环境”，三年来让绝大部分华人股民的钱包都缩了水，徐和杨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已。美国经济大环境的“不良”，伤害着每一个把钱包交给“股市”和哪怕是相对保险的“公共基金”保管的投资人。投资环境象一个无形的杀手，能让你荷包满满，但也会趁人不备就把你洗劫一空。对于象徐先生这样的股民，显然不是他炒股的技能退步造成的失败，而是整个经济“环境”完全变了，整个维持美国企业和股市的信用制度变了，他没能预见其变，一味地“坚持”和不甘心，导致今天的全军覆没。 华灯初上，法拉盛进入霓虹灯活跃的时段。徐先生不象前几年那样股市一结束就想着回家，他常常漫无边际地在缅街闲逛。女儿继续着学业，但夫妻之间多了些忧郁和沉闷，有时也会有些彼此的不耐烦。 在来美创业的华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属于高智商，特别是众多的留学生和有丰富创业经验的老移民，人们常说，来美国的，都是人精儿，没点本事，也不可能到美国来。但IQ高并非意味着胜券在握，个人的精明有时根本无法抗衡恶化的美国经济。照中国人特点分析，华人的AQ（ADVERSITY，长期处于逆境的适调力）似乎也不差，中国人最缺的，是SQ（SPIRITUAL：精神上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象徐先生这样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亲人的理解和家庭的温暖，因为在面对突发性危机的时刻，临危不惧的冷静至关重要。

危机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ds）。法拉盛的华人是否具备足够的危机意识，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呢？



居住环境和治安环境

根据在对于现代人选择居住城市的调查显示，除了政治文化因素、城市建设因素、个人感情因素之外，现代人最注重的是环境因素，其次才是经济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法拉盛是流动的，人们在这里站住脚跟是为了最终离开这里。除非这里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以族裔聚居形成的社区，并不完全是靠成员有一体感而维系的，而是因为需要，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被迫。

　　没有人说得清楚为什么选择这里，但每个人的确都有自己的理由

我们需要生存的安全

圣诞节纽约下了一整天的雪。在被称为第二华埠的法拉盛，并没有出现中国人通常希望的征候：瑞雪兆丰年。倒是治安方面，频频传出令人不安的消息：先是元旦发生多起华人被攻击抢劫案；紧接着是3日发生在皇后区新鲜草原的四口之家两死两伤的灭门血案；4日，又发生法拉盛缅街太空KTV夜总会中的斗殴案，一名亚裔警察在内的三人受到攻击和伤害；而14日凌晨，来离缅街不远的法灵顿街，两名持有类似利刃或砍刀的武器、年龄约在十七、八岁的亚裔男子拦住一名46岁的华裔男性，劈头就是一顿乱捅猛砍，受害人右大腿和腰部被砍伤，当即血流如注，后送医不治。电视画面和报纸登出的照片都可以看到被鲜血染红的积雪。

　　不仅是治安问题令人住在法拉盛的居民感到担忧，诸如校园暴力、风化、毒品和其他犯罪问题也层出不穷。去年纽约皇后区的风化警察（皇后刑警队）对法拉盛和新鲜草原等社区进行”扫黄“行动，连续破坏多起利用私宅卖淫案件。据资料显示，2000年纽约警方在皇后区供逮捕了1424名卖淫嫌犯，单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罗斯福大道附近，警方就查抄了250余家妓院，涉及来自韩国、中国、俄国和拉美各国的合法和非法移民。许多卖淫女在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对于新年头几天糟糕的治安状况，住在这里的华人反应不一。来自天津的老何（Jack He音译），并不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他认为凶杀案之类的毕竟是少数，而且都是在深夜或凌晨出的事，不能就说法拉盛的治安情况恶化了。老何自八年前来纽约，就没离开过法拉盛。虽说先后也搬过不少次家，可搬来搬去也没搬出过法拉盛去。最后一次搬家是三年前，一个朋友要回香港，把在缅街和ＭＡＰＰＬＥ交界处的一室一厅的公寓房转给了他。其实那是一个可以当作一室两厅的公寓房，包暖气和煤气，有三个大壁橱，当时的租金是八百五，只是这两年才逐渐涨到九百多。他对法拉盛的治安出现的问题不以为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动刀动枪，跟咱没关系。只要你深更半夜别出去鬼混，就嘛没事儿都没有”。

　　老何单身，曾经有过一个太太后来离了，曾经有过一辆车后来卖了。在美国这八年，也有过几个女人在他的生活里进进出出，只是他自己，始终没离开过法拉盛。他曾经去过旧金山一趟，回来时大喊不习惯，说没地铁不习惯，说旧金山的东西太贵不习惯。老何觉得就法拉盛好，脏是脏点，但住得踏实。到底踏实在哪些地方他也没总结，但是有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现在搬到另外的地区，再想回来的话，房价估计要涨一、二百。除了房价，生活的其他各方面都还能接受。刚来美国的时候，电话费要一块钱一分钟，现在还不到一角；早上睁开眼，油条、豆浆、大饼、卤蛋，想吃啥都有；买菜就街对过“万兴隆”，海鲜、蔬菜都便宜，顺便还能把报纸给买了。“美国人的生活咱比不了，经济情况又不好，可是呢，盘算来盘算去，还就法拉盛生活容易，而且朋友也多些，走动方便”。

　　同样住在与缅街交界的凯西娜大道上的高先生持不同看法。高先生对法拉盛十多年的变化是肯定的。五、六年前，他在天桥底下卖报纸，还经常闻到令人作呕的尿骚气。“你现在路过那里已经不太闻到那股难闻的味道了”，这位开洗衣店的老板一边拎起客人送来的衣服过磅一边感慨：以前十个人里面可以看见两、三张中国面孔，现在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是黄皮肤，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我就怕动刀动枪的事情蔓延开来，因为小孩子学坏容易学好难，如果现在不重视小孩打打杀杀的事情，说不定那一天大白天也会碰上不测呢”。高先生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今年十八岁了；老二是在这里出生的，儿子。

　　高先生不太放心的是女儿。女儿来美国的时候担心她英文基础差，就让她多念了一年初中，但现在也要读大学了；舍不得让她离开父母太远，想让女儿就近念一所大学，起码周末可以回家吧。所以高先生对法拉盛的治安比较关心，特别是有关青少年的。他不是没考虑过搬家，911以后还到长岛看过十几处房子，但目前的公寓和店铺都在法拉盛，生意好坏很难预测，所以暂时还不敢动搬家的念头。本来小儿子要学空手道，老高什么道都不道，干脆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大学点附近的“少林寺”，“我是希望他们强身健体不学坏啦，而且也感染感染中国的文化，不要来了美国丢了祖宗”。 这是高的心愿。

　　住在凯辛娜的阿香和高先生的想法近似。阿香在曼哈顿的FUJI餐馆做工，但住在法拉盛。虽然现在生意“比以前差多了”，她和丈夫小赵仍然在积极想办法把自己在国内读高中的女儿接到美国来。“女儿的同学有很多出国的，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所以小孩子自己也很急。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让她来这里，前几天的报纸一直登校园暴力和种族歧视的事情，想想心里觉得有点怕。”

　　和老何认识、又是天津老乡的小刘（Qiliang Liu），与上面几位想法都不一样。他选择住在法拉盛有他自己的考虑。小刘在天津是搞声乐的，虽说来美国时间没几年，但也请律师办了“特殊人才绿卡”。刚来时他也啥都不懂，打电话前面要加１都不知道，英文又不好，很多事情要一边问一边学，所以他特别喜欢法拉盛。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法拉盛的“民间”，诸如怎么办绿卡，哪种绿卡容易办，假结婚是什么价码，找房子租房子的注意事项。他没事就喜欢上缅街溜跶，和每一个看上去愿意和他交谈的人搭讪，不出一个月，法拉盛的大事小事在他那里基本上没有漏网的。老何就是他在“花旗饼屋”买李连桂大饼时认的老乡。前几个月，政府补助纽约911受灾户1750美金买空气净化器，小刘不但自己早早就用上了，还替老何家也申请了一份儿。认识小刘的朋友渐渐明白，他哪儿都不去就认准了法拉盛，是把法拉盛当他的生活情报站了。小刘住在法拉盛就没挪过窝，他的口头禅是：“你就是MBA、数学博士、再会精打细算，都没本事把法拉盛的房租给算低喽”，看来是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圣诞节大伙儿到他那里聚餐，气氛比火锅还热烈，分不清是XO喝多了还是X O酱吃多了，小刘先是狂吐，之后是大哭，最后是高歌。歌词是啥基本没人能懂，唯独一句特别清楚，法拉盛、法拉盛，回家、回家

　　在这个中国移民占多数的新社区，人们不仅仅要为周边的环境和治安问题伤神，还要提防来自各个角落的险恶。

在法拉盛，的确存在为数不少的“有心人”，他们贪婪的目光，常常盯在初来乍到、特别是没有“身份”的新移民身上。

诱人的广告 林在皇后区经营一家装修公司。事发的两个多月前，他在一张中文报纸上看到“雷帮服务公司”代办驾照、身份卡的消息，连手套都没有脱下来就去了这家据说能办“两照”的服务公司，因为他有一个暂时没有身份的朋友急得要命，想得到一张驾驶执照，以便找个司机的差使谋生。林先生在帮他的朋友交了1400元之后，除了得到一张很快就会过期的“临时驾照”之外，情况就开始不妙了，等林上门找到那家公司的时候，这家位于法拉盛缅街40-48号的服务公司已经人去屋空。 一位在费城中餐馆打工的郑先生也有同样的经历，唯一不同的是他先交了800块“定金”，剩下300元还没来得及交，收钱的人已经失踪了。郑并不清楚收他钱的人的姓名，只知道协助收钱的小姐姓董。现场有位早年自福建来美的先生说，欺负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没有身份的同胞，太不应该了，法律应该严惩这些人，政府也应该对这些没有正式注册就非法经营的骗人公司给予应有的约束和管制。 有关“招工”和“服务”的广告充斥在各种中文媒体之中。这些广告的“目标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身份或走投无路的新移民。通常除了“請小姐：月入兩萬安全保密供食宿”等明显的不良行业之外，是一些容易让人心动的“致富信息”，这些广告针对“市场需要”而发布信息。例如在一份老牌的中文报纸上，一条关于“招收邮局工和赌场发牌员”的广告已经连续等了很多年了，广告上声称“负责培训和介绍收入丰厚的职业”，但实质上是在受害者缴的钱之后，给你一些在图书馆或互联网上都可以轻易得到的资讯，有时，还装模作样地进行一些“考试”，而实质上到这家在曼哈顿中城的公司去寻找工作的人，除了钱包里的钱少了几十或几百元之外，不可能因此获得实质就业岗位。最具代表性的一则广告，是六、七年前关于“每周数千美金、到阿拉斯加打鱼”的消息。现在在一家货运公司当部门经理的邢先生（Shu Xin译音）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那个关于到阿拉斯加打鱼的广告登了好久，有鼻子有眼的，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朋友也看到这个广告，跑来和我商量。我们就按照广告上登的电话号码联系，但是是说英文的，当时我英文不好，只能再叫别的朋友听，朋友说第一步是寄支票给他们，然后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邢站在公司门口的铁栅栏旁边回忆当年的情景：“当时刚来美国么，什么也不懂，觉得几十块钱如果能得到一份每月收入七、八千的工作简直太合算了。我寄了支票过去，但没有任何回音。据说有收到回信的，是一本告诉你一些阿拉斯加工作机会的公共刊物。” 就是这个诱人的广告，吸引了为数不少想谋个好工作的华人，更出人意料的是，似乎有人看出其中的端倪，却非但没有出来揭穿，反而让这出闹剧愈演愈烈。很快，中文报纸上出现了更多的打鱼的广告，据说中国城还有来自阿拉斯加的“业务代表”，有地址、有电话，接受现场报名，而且“名额有限、时不我待”。据说报名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但下文如何不详，应该也逃不出那个代办驾照、身份卡的“雷帮服务公司”一样的结局——人去屋空。 虚假广告几乎染指所有新移民最希望的到帮助的领域。纽约州消费者保护局行政总监赵小美（May Zhao）曾经对媒体透露，有些诈骗公司号称能帮助华人找到助学金，收取大量费用。不懂英文的华人如果不审核那些公司编造的文件，甚至有可能会触犯法律。但是，正因为语言的障碍，才使众多的新移民落入诈骗公司的圈套。一位被骗去500美金的家长说：“这些人还在继续骗人，他们利用我们想为孩子找助学金、觉得不找到对不起孩子的心理。” 以上列举的，还只是几个小CASE。象负责办证的“雷帮”，或许想出办法骗人的人原本也是为谋生而“灵机一动”，或许开始就是想帮人办驾照，想在美国各个州之间法律法规上钻一些空子，结果碰上“反恐”，原有的空子被堵死了。在面对天天接不完的询问电话、无法招架的上门追逃之下，万般无奈也只有“撤”了。但是，在这个社区，也有从一开始就可能存着恶意的“移民顾问公司”，这些公司的行为和后果，给这个移民社区和新移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报载：以“精办各项移民事务”招揽生意的纽约“凯通”移民公司及“蓝鹰”移民公司在一夜之间人去屋空，其共同负责人谢定刚也不见踪影。30多名受害人集体前往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希望将涉嫌移民诈骗行为的谢定刚送上法庭被告席。一份500个凯通和蓝鹰客户的名单，显示出这两家移民公司的受害人数已近800人，这在皇后区犯罪史上亦为罕见。　

　　报载：继去年6月发生凯通移民事务所特大诈骗案之后，华人聚居的法拉盛社区近日又传出一起数额更为巨大的移民诈骗案。涉案的“光华移民顾问公司”原来位于缅街近北方大道的36－09号楼2层，以包办绿卡为名收取高额费用，保守估计总额也达300万元以上。但3个月前光华却人去楼空，公司负责人陈荣义仍无踪迹，据称已携巨款同家人逃往加拿大。数十位受害人始如梦初醒，但被陈诈骗的钱款却不知从何追起。

300万，使多少家庭破碎的数目，使多少希望破灭的数目，使多少人倾家荡产陷入困境的数目，够使多少想不通的人走上绝路的数目？“光华移民顾问公司”，36-09二楼，法拉盛缅街近北方大道，离我们不远，甚至就在我们隔壁。



我们必须冷静和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识破一些骗人的把戏和那些诱人的广告。他们看准了人们一点：急病乱投医，但他们的企图只有一个，就是骗去人们钱包里所剩无几的钱。

有时，我们还要提防有些所谓的大师，他们许诺将带人们进入富有的天堂，而实际也是盯上了我们的钱包；我们不应怀疑所有的人，尤其不应该对神圣的信仰心存敌意，但是我们应该尽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痛苦

神灵活现的大师

很少有人会想到，在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2003年的元旦，一个45岁、名叫YING LIU的中国女人上了《纽约时报》。原因据称是因为有一位住在长岛30岁的男子钟（Chung Chen Ling，音译）向州检察官办公室告发了她。钟在去年获得YING LIU保证：赋予他算命能力。但在为此支付八千美金后，钟苦等11个月，仍然没有得到预测未来的能力，于是就有了后面的行动。州检察官办公室将案子转交给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经济犯罪局处理，检方以三级重窃罪（Grand Larceny）、作假承诺（False Promise）等罪名起诉。YING LIU自称能以特异功能治病和预测未来，并具佛眼能看风水、婚姻、财运及全身疾病。 时报记者在描述这位“大师”时，用了“PEDDLING”一词。这位一夜之间成为“纽约时报”的华人、名人、大师，也在法拉盛执业。 据说这位“东方大师”认定自己是无辜的，对自己恢复名誉充满信心。这其实并不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对于缴了钱的人来说，似乎更有必要知道怎样从大师那里讨还被收取的钱。警方表示，YING LIU总共向十多名受害者收取超过2万元的费用。不少家里装了有线电视的华人，早已在中文电视的广告中目睹过这位略带东北口音、神龙活现的“XX真功大师”的现身说法。不仅上电视、打广告，这位自称大师的奇人还有自己的网站。如果用搜索引擎“古狗”检索一下“XX真功”，互联网会显示如下信息：东方奇人XX大师网站 2003年1月正式开通。[e-mail] XX真功多元化中心。与这位“大师”同时出现在网页上的，有热心社区服务的知名人士、有投身教育的专业人士、有事业有成的商业人士。但是人们似乎应该仔细想想：为什么一些“大师”，常常混迹于这些社区名人之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进一步分析，人们或许会有更多的疑问：为什么有些“大师”正是从“名人”队伍中发迹的，而有些“大师”在败露之前，可能就是“名人”。

正因为良莠不齐、正因为一时很难区分，人们才应当更加小心谨慎。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看墙上挂着的和各界“名流”、“政要”的合影，也不能轻易相信天花乱坠的媒体广告。

来自天津的中医谈先生今年77岁了，来美国之前已经行医五十多年。对于纽约华人的生存困难谈先生深有感触：“活了七十多，才知道现在要发财，除了真本事，还要具备其他几种能力，一是吹、二是骗、三是狠”。谈曾在一家韩裔开的诊所驻诊，因为不同意用经过消毒水处理过的发霉的中药材而被迫离开，后来，又因为不愿意按照一家中药店老板的意思给病人乱开根本没有必要的名贵药材而再次失去了工作。他曾经在上门看病的一位病人家里巧遇一位风水大师，拿着带磁铁的罗盘指指点点：600块，给一尊陶瓷的佛像“开光”：又是600块。“你看，我在正规的医院做了40年、行医50多年，也没有他们挣钱容易。”谈老先生不禁感慨。

在医术不如巫术、医学不及灵学的时代，甄别和争辩谁真谁假、谁是谁非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问题是这个社区真正需要看病就医又没有医疗保险的华人，他们的病痛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有效的遏制么？他们心甘情愿掏出自己打工的所得，能换回自己的健康和平安么？

传达上帝之言的“热心人”

今年的第一个长周末——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到来的时候，纽约气温在摄氏零下五度左右。早上不到八点，缅街的行人就开始多了起来。离“新中国城超市”约20米开外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前，一个看上去痛苦不堪的年轻人紧闭着双眼，在他的身边，一个中年女人将手搭在年轻人的肩头，念念有词：主啊，你是万能的，你象电流、、、你带给我光明和自由、让我过富裕的生活。 在缅街，宗教的活动和其他族裔的社区一样如常、活跃，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信仰、走进属于自己的教堂。但人们也时常能在街头遇上一些在马路上传播各种教义的人，象上面描述的中年妇女，人们很难判断她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隐藏其后，人们无法识别她所传达的，是不是真的来自上帝、是不是上帝真实的声音。但无论你信仰什么，你同时得信自己。在这个财务报告可以随意编造、经济形势可以任意分析、公司盈利可以胡编乱造的时代，信自己是成功的基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去创造财富才是成功的根本。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刘先生体会很深：“踏踏实实劳动致富才是一条正路，有时候贪念也会导致人失败和上当受骗。有人自己不做事，热衷于讲经传道，热衷于叫别人把辛辛苦苦挣的钱捐献出来。生活中是这样，生意上也是一样，相信自己、不上别人的当，就是成功的一半。” 中国人，特别是飘零海外的华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畏惧工作的艰苦，但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与家乡隔绝与亲人离别的精神上的孤独。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很容易引发人的思想朝绝望处想。但无论是寻求宗教的力量、寻求社团的帮助、寻找乡亲的温情、寻找短暂的互助，都要警惕形形色色打着上帝的旗号却歪曲上帝旨意的那部分人。

尽管频频发生的恶性案件和各种各样的骗术充斥着法拉盛，但人们、尤其是还没有完全在这里立足的新移民还是得在这里居住下去。希望自己的所处的环境好起来，是绝大多数华人的共同心愿，而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华人社团，正在成为推动商业发展、改善社区环境的重要推动力。

《未来篇》

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

40多年前，一个瘦弱的女孩乘一条货运的船只，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终于在纽约上岸。这个当时只有八岁的女孩对这场可怕的旅行记忆犹新，她至今记得母亲抱着患病的妹妹满脸泪痕，船上没有一个医生；她对四周惊恐万状，因为除了她母亲，船上也没有一个妇女。初到美国，这个女孩一家人住在皇后区的一个一居室的住所里面。全家人除了已来美国三年的父亲，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她的父亲同时做三份工，还要帮助她们姐妹学英语。“那时，新移民家庭非常艰难，他们几乎没有渠道获得资讯和帮助。他们先是在自己的社区朋友和邻居的帮助下慢慢渡过难关，之后慢慢了解主流文化”，她回忆说。

　　40多年后，这个女孩早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华裔内阁成员、劳工部长，她，就是赵小兰（Elaine Chao）。

　　赵小兰的成长史，就象是一部“标杆式”的美国移民的个人奋斗史，她的成功，给无数移民美国的华人，特别是属于“开拓者”的第一代华人以希望和信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寄希望于“下一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心态和一种牺牲精神。很多在法拉盛艰苦创业的中国人，之所以历尽千辛万苦而不气馁退缩，就是因为他们抱着：“我们这一代人吃苦受累也就认了，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幸福地成长、能够有出息就好了”的期待。这种期待，既包括了对自己子女能力的信心，也包涵了对美国这个开放社会的教育体系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信念。

　　一个社会及其成员要经过一、二个世代，才能赶上劳动力组成与工作对技术、知识之要求的剧烈改变。服务性劳工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根据历史经验，至少要一个世代的一半多），生产力才会提高到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相信，凭借中国人的刻苦与努力，勤奋与智慧，现在法拉盛的华人移民之中，一定会诞生更多的象赵小兰一样的成功者。

推波助澜的中文媒体

　　与赵小兰的那个时代相比，法拉盛作为新兴的移民社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先于全家来美创业，三年内几乎中断了和自己在台湾的妻子以及家人的通讯联络。而现在，缅街上几十家代售各种电话卡的小店所提供的上百种电话卡，以每分钟几分钱的价格确保移民和自己的故乡，无论大陆、台湾、香港，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我永远忘不了自己作为新移民刚到这个国家时的情景，忘不了那时哪怕了解一点点信息有多难”，赵小兰回高中母校向台下七百多名在校学生演讲时说。而现在，内容侧重大陆、港、台两岸三地的主要媒体在这里都有各自的报纸，华语的电台和电视台和名目繁多的中文网站，随时随地提供各种的信息和新闻。1998年5月，有着百年历史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分馆新馆落成，当时各个媒体都争相报道了这一有关“文化”的重大事件。这座皇后区规模最大的分馆，建筑面积7060平方米，地面三层，地下一层，拥有260个读者座位。新馆建筑融先进技术与多种功能为一体；并为今后功能调整与扩展留有余地。新馆配有125台个人电脑供读者查询网上信息资源，设有2 40个座位的多功能厅和140个座位的小会议室，比原馆大了5倍。今天，这里每天吸引着众多的华人来阅读、学习。

　　中文媒体与文化事业的兴起，预示着一个移民社区成熟和繁荣的开始。“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舍文化莫属”（余英时语）。移民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本土，虽然物质上还没有完全立足，但在精神上仍然拥有原有的丰富文化资源，“他们凭借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重建基业”，而媒体，正是担当了把移民文化资源发扬光大、让移民在精神层面有亲切感、归属感的重任。正是有了中文媒体的参与和推波助澜，法拉盛地区凭借地铁、公路和机场的优势，成为新移民“安家落户”的第一站；也正是有了中文媒体的新闻和信息报道，法拉盛的华人觉得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紧密联系，并因此而有了精神上的“舒适感”和“认同感”。

　　“76年在中国城、78年搬到现在喜来登的位置，世界日报对法拉盛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中成为‘第二个华埠’起了重要的作用”，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现任理事长傅鹤鸣对此感触尤深：“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就象中国人的胃有自己的吸收习惯而更适应中餐一样，中文报纸的兴起，满足了移民的阅读习惯，特别是刚到美国、英文又不行的新移民，中文报纸和华语广播、电视为法拉盛华人社区的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媒体的成长与壮大，也促进了法拉盛地区以及整个北美华人在经济和商业领域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不仅让新移民很容易得到相关的商品信息、服务信息，来美创业的商家，也通过中文媒体将自己的产品和推销的意愿，对准了属于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与媒体“唇齿相依”的华人广告代理公司也因此趋向专业化分工和在创意方面日渐成熟。几年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一名叫作“原圣杰”的香港创意人来到纽约，而今APARTNERSHIP公司制作的关于美国邮政的系列广告中，对于美国化的幽默要素以及中国传统民俗的运用尽管还未由表及里，但已在众多叫卖吆喝式的广告中脱颖而出，让人刮目相看；‘ADMERASIA公司在与主流广告媒体长达半年的比稿中胜出，同样显示了华裔的能力、实力和智力。

日益壮大的社团力量

　　与蓬勃兴起的中文媒体一样，各种华人社团和宗亲组织在促进法拉盛的繁荣与秩序方面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华人参政议政的沟通桥梁和组织代表。

　　以华商会为例，不少使得法拉盛民众普遍受益的成果就是华商会多年来与政府坚持不懈的沟通所取得的，例如：在北方大道增设皇后区警察北区指挥中心、维持中心地区停车场费率不变、开创并推动新年游行活动、参与改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组织清洁法拉盛主要街道、设立皇后学院奖学金。

　　正如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预言的那样，“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成长。一种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如救助穷人、弱势者、无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种是‘社团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这种需求或许会成长更快”。华人社团在改善法拉盛社区环境、提高民众生活品质方面，正越来越发挥出其积极的作用；而以亲属、乡党、同学、宗教信仰为主体的各种组织，以不同的属性和特性，联合了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力量与个人，特别是在民族融合方面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当两岸三地还在为“三通”和“小三通”等各种各样的名词说法争执不下、没有定论的时候，纽约的华人移民早就通过各种社团组织、通过商业和经济、通过信仰和教会、通过联谊和联姻而“全通”了。

　　华人社团同样也关注同其他族裔的沟通与融合。2002年，由华商会组织发起、华人商家共同集资树立的圣诞树，与社区内的韩裔、西裔、非裔、拉美等少数族裔社团一起，共同欢庆圣诞节的到来。华人社团领袖还积极参与有区长、市长、议员等市府、区府首脑参加的社区会议并代表华裔团体发言，提出华人社区的意见、表达社区民众的意愿，让政府和其他族裔能够更加重视和尊重华人移民的力量。

　　法拉盛目前登记注册的华人社团有一百多个，社团内部以及社团与社团之间不定期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彼此沟通、建立友谊，共同促进了社区的稳定与发展。而2001年刘醇逸当选为纽约第一位华人市议员，使得法拉盛华人社区内的华人社团组织与主流社会的沟通更加及时和有效，在这个社区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刻，几乎都可以看见刘和社团领袖以及各大媒体记者的身影。

　　作为社会团体，华人社团同样在推动社区商业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清洁街道、疏导交通、维护治安，还是联合社区商家设立商业改进区域计划，法拉盛的社团组织和华裔商界都表达了提高社区环境品质的意愿和决心。2003年2月11日纽约市政府公布了正式的法拉盛预定发展范围图，社团的领袖和代表将参加20、21日在法拉盛市政厅举行的、针对如何规划法拉盛发展蓝图举办的讨论说明会。根据纽约市政府提出的发展规划，东至帕森大道、南至三福、北至32大道范围内的法拉盛下城地区都在规划之列，法拉盛的“市区”想向西拓展到法拉盛河滨区、威利点和西亚球场旁的三角区域，这就是和法拉盛未来的发展与繁荣密切相关的“西进计划”。

全面规划的西进计划

法拉盛—这个传统的移民社区，在纽约战胜旧金山，成为美国争办2012年奥运会的唯一城市之后，终于面临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随着近年来新移民不断涌入这个新兴的华裔社区，法拉盛的商业发展在地域空间和规划空间上捉襟见肘。以缅街为主要商业干线的法拉盛中心区，其基础设施并不能因为商业发展的需要而相应扩大，原有的市政规划对商业区的范围有明确规定，既不能随意改变、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提出申请并获批准。交通方面，居民和车辆在大量增加，而道路和停车场无法拓宽和增加，使得剧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空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商家挤占道路和大量流动人口造成的环境恶化，使得法拉盛社区的生活品质面临新的环境挑战：移民流动的无序性向市览政规划的整体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003年2月11日公布的、2月20、21日将邀请社区主要企业和社团组织讨论的法拉盛预定发展范围图，就是由纽约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在年初选定的全新规划法拉盛的蓝图，此蓝图是由经验丰富的古柏凯利在六个月内提出的全面性发展计划，参与协助的单位包括纽约市副市长办公室经济发展和重建小组、市政府都市计划局等多个机构。

　　纽约市规划局在1993年、1997年和1998年先后出台了《法拉盛商业中心计划》、《37、39大道改造项目议案与机遇》以及《法拉盛商业中心城市设计总体方案》等多项计划，在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特别是近五年建设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障碍，使上述计划无一得以完整实施，许多需要和政府协调、配合的诸如城市停车交通及商业无序竞争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切实的解决。

　　针对这一问题，规划设计师和房地产开发商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开发战略，其中TDC公司“一体化、平衡化、多元化、国际化”设计方向，据说已受到多方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注意。其“不单纯地仅限于建筑物和社区设施的建设，而把为市民提供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包括其中”的设计理念颇为大胆和具有新意，它打破了传统都市开发的模式，将法拉盛看作各族裔共同的舞台，而不是沿袭旧的社区形态，走单纯中国城或韩国城的老路。所谓一体化，是指与公共运输、行人交通、公交系统与停车容量相协调的土地综合均衡利用，集民用、商用、工业用途、社会公共用途于一体。而所谓平衡，是指有创意地、经济地选择土地的使用和分区、密度、强度。面对已有的凸显的对房屋、贸易、工作与服务需求的巨大市场，在开发中寻求对不平衡现状进行纠偏的方案，疏解原有超负荷运转设施的实际压力。

　　在一体化、平衡化、国际化的设计方向下，西进计划的轮廓和雏形隐约可见：法拉盛缅街以西大学点路和法拉盛河之间的水边地区和大量闲置的未被开发利用的地段的商业利用价值浮上台面。将该地区成片开发成为住宅区、兴建大型的国际酒店、或配合周边的运动设施建设，建造大型的会议中心，这些建筑和设施与河西的威利士点如果通过大型立交桥连接，法拉盛的开发将阔步向西进发。

　　一旦横跨法拉盛河的大桥自37大道起，将河西威利士点的开发与水边地区和东部经过改良的新商业中心连在一起，将会有利于增强法拉盛社区的商业发展潜力力和竞争吸引力；有了周围环境的缓冲和必须的公共事业系统配套设施的完善，威利士点将有足够的面积用于重要的商业或多用途商业联合体的建立；并且可以有能力利用其他开发项目作为补充，例如与新世纪主流办公和职业集中相结合的体育营销和相关主题的娱乐业等。跨河大桥的建立，除了36大道和王子街可能兴建的500车位的立体停车场和大学点路与北方大道交汇处经由水泥厂改建的500车位的停车场之外，水边地区自北方大道南至罗斯福路段如果兴建停车场，可提供1000个左右的停车位，而大桥的更大功用在于它因此激活了河西“谢亚球场”附近的9000个停车位，为根本疏解法拉盛社区停车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当然，任何都市开发计划和重建计划的实施，都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需要大批开发商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需要政府在规划计划、法规政策和配套基础设施方面的全面支持，同时也需要法拉盛民众和社团的参与和响应。正如1964到1965年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使7号地铁全面贯通曼哈顿和法拉盛，皇后区的众多公共设施和场馆也因此得以完善兴建，从而带动了法拉盛的崛起，纽约作为2012年的奥运会申办城市，给法拉盛整体性的商业区规划提供了契机。如果纽约胜出，靠近法拉盛的可罗纳－新鲜草原公园和西亚球场等地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奥运会某些项目的分会场。奥运设施、场馆的建设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旅游观光业的发展也将带给法拉盛无限的商机。

在实现法拉盛地区现代商业化的同时，社区公共设施也将在设计中更加完善和全面。在文化方面，可以兴建大型会议、集会的会所，为各族裔、社团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帮助；在健康服务方面，可以兴建50000尺的医疗机构和设施，包括老人中心和健康服务中心；在教育方面，同样也可以采用与纽约各大学协同办学或鼓励大学在法拉盛建立转为新移民服务的社区学院；在宗教信仰方面，可以配合非洲马其顿卫理公教主教教堂，建立一个可同时容纳千人的大会堂，作为各宗教团体或文艺团体举行活动的场所。

　　法拉盛的远景规划是令人振奋的，它将彻底改变法拉盛的商业形态和这个移民社区的生活环境。未来的法拉盛有可能成为连接曼哈顿经济中心的一座卫星城。在这座崭新的现代城市在人们面前崛起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今天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各族裔力量，尤其不会忘记为实现这一蓝图而竭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和为争取这一目标顺利实施的各工商团体、社团组织。今天的努力，将会在明天结出累累硕果；今天的蓝图，将会在明天变成美好的家园。

02/19/2003

个人直觉：

　　以上所写，毕竟只是远景规划，现实与规划的距离甚至有可能比中、美之间地域上的距离还要大。所谓融入主流充其量只能是个人的和局部的成功，文化的隔阂与文明的冲突使得所有关于国家性的“归化”成为一厢情愿式的天真。而处于这种残酷的天真之中的移民族群，除了在非常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远景规划”之外，从宏观着眼，在今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内，人们只能在这个社区留下自己奋斗、艰辛、无奈的印迹，即使越来越多的个人的成功和富裕也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宿命。

无论乐观或悲观都不能改变现实，这就是宿命。

在人类“移民史”中，对于向北美大陆的迁徒（主要指美国），在20世纪末和跨越20世纪后的这个历史阶段，所有的外来人口其实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和机会，中国移民更不例外。但是这种偶然的“受惠”并不稳定。在人性与生俱来的“自私”劣根之下，移民命脉其实非常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整体的命运既不取决于智慧和勤劳，亦非取决于财富和素质，倒很有可能取决于一个并不起眼的宏观因素——“人口”。而人口，恰恰捏在美国“移民政策”的制定者和美国国民情绪的手中。针对某国的“移民政策” 就象一个巨大的闸口，闸开了，人潮蜂拥而入，人口占到适当比例，什么都“活了”，你想不主流都不行；闸关了，过分点再驱逐出境、或再“麦卡锡”一些，别说主流，想支流都没可能。因此，未来是充满光明还是前景黯淡并不是21世纪“移民时代”的特征，这个世纪移民的前途特征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