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沙祖康“银河号”底细，他就是不说

沙祖康任职联合国，想起一段往事：

大约十年前，在纽约飞洛山矶的航班上，因为和沙先生座位挨着，加上舱内只有我和他两个中国人，就聊了一路，名副其实地“零距离”和这个外交战线上的“红小鬼”接触了五、六个钟头。

沙先生甚健谈，几乎是有问必答。那时，我还是而立之年的愣头青，有点玩世不恭，拿他的头衔开玩笑，说中国外交圈里“特命全权等于没权”的说法是否当真。他答，的确有这么一说，但也不全然是这样。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外交实力自然也和过去大不一样，“特命全权”也有了一定的权。我问他，将在外，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处理，你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核心”的最高指示或面授机宜呀？

沙先生道：“我这次出来前，江总书记确实亲自接见了，嘱咐了很多”，我好奇啊，就继续问：在中南海接见的？怎样的规格？沙答：“不象你们这些生意人想象的那么排场奢侈。就是两杯绿茶，续了三次水，谈了几小时。”随后好像怕我不相信，又解释道：外交部都很清寒的，哪象你们这些做买卖的。只要不是别人给订票，我平时公务从来不坐头等舱”。

我说：“你真逗，你怎么就认定我是生意人，而不是留学生呢？我感觉自己一脸书生气啊。”沙笑道：“别看你戴副眼镜，就以为把自己打扮成读书人了，读书人穿你这牌子的西装、穿你这牌子的皮鞋？还有你这个皮包和这个箱子，每个都要不少钱吧？”我也被他逗乐了：“看来GCD的外交干部，也不都是土包子么？”

沙知道我在开玩笑，也不生气，继续说：“我儿子我不让他做生意，让他接他老子的班。外交部虽然是清水衙门，但是我们父子两代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人生追求，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可能以为我在唱高调，其实未必。一个国家，需要一些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人，需要那些为了自己祖国的强盛而甘于清贫的人。我是当年周总理挑选出来的几个，属于国家自己培养的外交人员之一，我们的生命和青春都是应该属于中国的。”

机舱内，服务员不停地送点心、酒和饮料上来，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了，而沙只喝一种饮料，就是番茄汁。我有意和他打趣：“饮料和酒都在机票里了，您别替美国鬼子省钱呀”，而沙的回答让我知道，他早已患上了糖尿病。我说那你要注意身体，注意锻炼和休息。他答：没办法，外交工作就是有熬夜和加班的特性。

一路谈过来，健谈的沙只在我询问“银河号”真正内幕的时候笑而不答。（看新闻这次中央台采访他，他连说十七个“窝囊”）。他也问了一些我做生意的情况。我说自己并不适合在生意场上算计，赚钱虽然是赚钱，但早已心力交瘁未老先衰了。“唉，老了”，我说：“不值得。如果有可能，我倒是愿意象你那样，为国家利益而鞠躬尽瘁，那看上去还值点。有些人的性格，就是生来为国家为民族‘打工’的，比如我”。

在洛山矶机场，他还要转机，临分手前，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又用手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强盛而努力”。

我记得他挥手告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干，你还年轻。我也还年轻，才虚岁五十。”

如同飞机上谈了一路并不感觉他在喊政治口号一样，他这样一个中国外交干部的临别赠言，我记了十年。我在想，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和他的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沙的言行，自然和他的经历有关。我又想起他说的那句：“我们的生命和青春都是应该属于中国的”来。我想，中国，真要多几个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祖国的强盛的人，那是中国的幸运。

==================================================
中美个性外交官 联合国各管一摊

　　联合国新任命的两个重要副秘书长职位中，中美各占一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学军发自华盛顿 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任命4名副秘书长，其中两个重要的职位中美各占一席。美国现驻印尼大使林恩·帕斯科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而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沙祖康被任命为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任期均为五年。

　　帕斯科：“美国鹰”飞进联合国

　　帕斯科的任命满足了布什想得到联合国这一重要职位的愿望，这不啻于潘基文向美国总统布什奉送了一个大大的“礼包”。

　　几十年来，这一重要职位一直由英国人掌握，直到几年前由来自尼日利亚的易卜拉欣·甘巴里“占据”。美国人此前一直担任联合国负责行政和管理的副秘书长，所以此次下定了决心，要得到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这一职位，并最终如愿以偿。

　　现年63岁的帕斯科是位有着30年外交经历的职业外交官，于2004年10月开始担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并曾担任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帕斯科曾于1993～1996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中文名为贝霖），并曾在北京、香港、曼谷、莫斯科和中亚等地的美国使领馆工作过，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另据美国官员透露，帕斯科个性直率，脾气急噪。外界关注其在台湾的一段经历是否会影响他的一些政治理念及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务问题上的看法。



林恩·帕斯科



沙祖康

　　帕斯科即将担任的这一职位堪称联合国最为重要的职位之一。尤为重要的是，政治事务部负责处理世界范围内的诸如伊拉克、近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危机。帕斯科就任这一职位无疑将大大提升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今后，帕斯科将会成为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工具”，还是能在联合国和美国之间“一碗水端平”，恐怕还有待观察。

　　沙祖康：中国的外交“斗士”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肩负重任的是有“中国外交斗士”之称的沙祖康，他被任命为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与美国“斗”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的军费占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六倍。为什么指责中国？”随后，沙祖康提高嗓音，“美国该如何做，这是美国的主权，但美国不应告诉中国该如何做！”这是沙祖康在去年8月17日，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为反驳布什政府对中国军费开支增长的指责时说的话，当时他的头衔是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发言不仅让国人颇感意外，也让西方大跌眼镜。为此，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鹰派”，还有人说他是“另类外交官”。不过沙祖康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既不是鹰派，也不是和平派，我是中国派。”

　　1947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沙祖康从事外交工作36年，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参赞、副司长，2001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裁军事务大使。那三年，也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关键的时期。对于这个条约的最后通过，中国代表团出力良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曾特意表扬过沙祖康在条约谈判中立下的汗马功劳。除此之外，沙祖康还经常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重要国际会谈，被外界誉为与唐家璇、李肇星齐名的中国“外交三宝”。

　　在被提名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后，沙祖康在瑞士日内瓦接受香港《文汇报》越洋电话专访时表示，新职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将是一次重大挑战。他幽默地形容，一旦出任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是“老板”，“到了哪座山，就唱哪个歌。”他认为，“做好联合国的事务，本身也包括做好有关中国和香港的事情。只要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在我们授权范围内的，都应该努力去做。”

　　未来，帕斯科和沙祖康这两位作为潘基文的副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将各管一摊，也许，他们的“合作”与“斗争”将成为联合国新的一景。


======================


《环球》杂志驻日内瓦记者/杨伶 提起沙祖康，这位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新任副秘书长，公众脑海中立刻闪现的是“性格张扬”、“直率强硬”、“雷厉风行”……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沙祖康，也无意中被赋予了“个性大使”、“外交斗士”的称号，仿佛是个随时剑拔弩张、准备投入战争的“好斗”之人。

3月2日上午，当《环球》杂志记者如约走进沙祖康大使的办公室，再次向他即将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表示祝贺时，他笑着说：谢谢，谢谢。不过我可是任重道远啊！

采访，就从这个“任重道远”开始了。

“我算是个比较特殊的”

《环球》：沙大使，您也认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对您来说是任重道远？

沙祖康：是啊，我深感任重道远。众所周知，经济和社会问题覆盖面非常广，涉及面非常多，非常复杂，难处理。这次任命我为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中国政府提名我，我觉得是政府对我的信任和期望，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受中国提名，正式委任我担任此职，也同样体现出他对我的期望。

我的任命宣布后，从总体来讲，联合国、国际社会、媒体，特别是日内瓦当地的使团，反映都很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认为潘基文的选择和中国政府的推荐是正确的。大家主动向我介绍情况，出点子，当然也提出一些要求，对此我深感鼓舞，但我更多是感到任务艰巨，责任也很重。你要问我现在心情的话，恐怕我更多的是担心，而不是高兴。

《环球》：在您之前中国已经有6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但好像只有您的任命在媒体、公众和国际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关注？

沙祖康：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我当副秘书长不是什么大事，似乎不应该闹成这样。但客观情况的确如你所说，引起了国内人民、媒体、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发现没有哪一个中国副秘书长的任命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引起这么大的重视，我也算是个比较特殊的(笑)。

《环球》：这是否与您的知名度和鲜明的外交个性有关？

沙祖康：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让大家对我如此关切，我也很不安哪。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认为，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增长了，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期望值提高了，我看这是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我看任何一个中国副秘书长的任命也决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第二个原因呢，跟我个人也可能有关系吧。我的几位前任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识，经验丰富，但是性格都比较儒雅，比较温文尔雅，应该说是较好地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而我本人呢，因为生活经历、工作经历的缘故，性格上比较张扬一些，率直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跟他们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是出于好奇心对我比较关注一些吧。

“我没有主动挑衅过任何人”

《环球》：那您的这种张扬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说源自何处啊？

沙祖康：我觉得这可能主要跟我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从2001年担任大使以后，我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从裁军转到经济社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日内瓦这里人权问题政治对抗非常激烈。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对我们了解不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中国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法制需要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这就使得人权问题比较敏感。国际上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借人权做文章，年复一年提出反华提案，企图以此羞辱中国，丑化中国形象。

因此，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有时不得不做些比较强硬的甚至比较鲜明的、坚决的反应。在这个地方，台湾问题也比较敏感。全世界都知道，台湾选择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突破口。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也说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没有退让余地的。

面对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我觉得我也没有退让的余地，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就会表现得比较强硬。不过这是个打引号的“强硬”，大家认为我比较强硬，我自己认为我并不强硬，我认为我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这个强硬是被逼出来的。

实际上，20多年的工作中，我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大家都注意到，即便在我沙祖康表现所谓“强硬”的时候，我都是给逼出来的。我没有主动挑衅过任何人，都是在被挑衅的情况下，按捺不住给予必要的反击，我是在自卫，是被动的，我从来不是主动的，从来没有主动发起攻击，我是合理正当防卫。

《环球》：您的这种鲜明个性使您拥有了不少“粉丝”。有报道说，您的前任陈健副秘书长曾经向您建议赴任后要收敛一些锋芒，您对此怎么想？

沙祖康：陈健同志是我的同事，我非常尊重他。其实，任何一种风格，辩证地看，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两面性。温文儒雅，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在有些问题上会被人看作是软弱。如果我比较张扬，比较坦直，可能有人认为我好斗，相处起来比较困难，但同时感觉到你很真诚，很坦白，很可信，很可靠，可以打交道，可以一起共事、合作。所以，任何一种性格和风格都有两面性。

其实，媒体宣传的可能主要是我的强硬一面，如何跟人斗争。作为一个中国大使来讲，也需要广交朋友，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协调，和各方面打交道，这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性质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为国家利益服务就不需要跟人协调。不，中国作为大国，根据我们的外交政策，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特别是像我这样，必须同时和大国、邻国、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我必须做大量的协调工作。我觉得在这里，各方反应以及大家对我的评价是较高的。可能是由于媒体本身的需要，他们突出报道的是我强硬的一面，实际上我在日内瓦被选为贤人小组成员，就是“member of wisemen group”。

《环球》：贤人小组是日内瓦外交界的调解机制吗？

沙祖康：贤人小组就是碰到热点问题，在各方分歧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手段，就某一个具体分歧，经成员国推选，成立一个小组，专门协调对立双方的分歧。

一般来讲，我总是贤人小组的固定成员。一般国家之间、地区集团之间发生矛盾、难以解决的时候，都请我出来调解。我是个和事佬，可以说在日内瓦我是第一和事佬。

说沙祖康只知道斗争，不是这样的，我99%的时间都在用来谈判、协调、妥协。毫无疑问，在捍卫我们的根本利益上，我没有妥协余地，我必须强硬。每一个合格的外交官都会这样做。

《环球》：那您会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当好这个“协调大使”吗？

沙祖康：我觉得当大使和当联合国副秘书长都需要与各方打交道，与各方进行协调合作。在这方面，两项工作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回答说，我不会改变自己的风格，我不需要。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是风格各异嘛。

当然，我愿强调一点，以前是作为双边大使为国家服务，以后做联合国雇员，就是为联合国服务。联合国顾名思义，是一个国际上最大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当然也包括中国。我觉得，为国家服务要执行国家政策，到联合国去要执行联合国政策。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这个，即从为国家服务转向为国际社会服务。因此，对我来说，你戴的帽子要变了，你上的山不一样了，到哪个山唱哪个歌，都要照规矩办，到联合国就得要按照联合国规矩办。

“必须顶得住最后最深的黑暗”

《环球》：帮助陈冯富珍女士成功竞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应该也是您谈判、协调能力的一个体现吧？能讲讲陈太竞选的幕后故事吗？

沙祖康：其实谈不上什么内幕，我们的选举是公平竞争，是友好竞争。为此，我们订了几条原则：首先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决不攻击对手，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在出现对我不公正报道的情况下，也努力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不恶语伤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有人就是希望中国出来攻击别人，借此找寻把柄。嗨，我们决不上当，决不会揭对手的短，贬低对手。

另外，决不搞贿选。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君子风度，追求的是干干净净的选举，不会利用选举机会做些不当的承诺。

第三，竞选是一时的事情，国家关系和双边关系是长远的事，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握好。中国与其他候选人所属国家不能因为竞选伤害关系，虽然我只能赢，不能输，属于背水一战，但我决不讲伤害感情的话。

第四，正面强调候选人陈冯富珍女士的素质，让别人认识到中国愿意为世界卫生做贡献的真实愿望。为此，我们尽可能地出访更多的国家，连南美的玻利维亚等国家，能去的都去了。最后，立足于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环球》：那您是否一开始对竞选就充满了信心？

沙祖康：实话告诉你，一开始，我们的“铁票”只有4票，其中2票由于友好国家国内形势的变化还出现了波动。你说我会怎么样？我的信心就是对于自己的工作有信心，立足于1票1票地争取，全面彻底了解投票国的情况。

给你讲一个细节。就在执委会即将就5名最后候选人进行投票时，我们突然发现，答应投票给我们的两名执委没有到场！这可不单单是两票的事情，也许里外就差了4票！怎么办？我们立刻用两部手机给那两名执委打电话，同时向执委会主席探讨能否等所有执委到齐再开始投票。因为那两名执委回电话说记错了时间，以为是下午三点，其实提前到了两点，在接到我的电话后，才开始往会场赶。直到两名执委进场坐下，我的心才算放下来。

我们做工作，就要做细、做实、做到位。从五人名单中选举唯一候选人的那天，我们严密把握现场情况，争取被淘汰候选人的选票，怎么争取？一是事先达成谅解，二是在现场找人家，做工作。选举胜利首先是由于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把握很准，没有出半点差错。

《环球》：您作为一位成功的中国大使，又被称为“个性大使”，您给年轻的外交官们有何建议呢？

沙祖康：建议不敢当，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外交官，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政治上要强。无论什么时候，要把国家利益顶在脑门儿上。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对国家的忠诚不能变。

其次，一个合格的外交官业务要精。光有报效祖国之心，没有真本事，同样不行。对国家外交政策、国际形势、地区形势、驻在国国内形势、双边关系，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这就需要你去刻苦钻研，舍得花时间。一位资深的老大使曾经说过：8小时以内是出不了优秀外交官的。

另外，外交官要有严谨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外交看起来很风光、体面，但实践中，细节很重要。另外，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中，所以坚强的心理素质必不可少。在迎接黎明前，我们必须顶得住最后、最深的黑暗。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同志，能自觉地培养自己的忧患意识，学会从最坏的角度去考虑、处理问题，将自己置于艰苦环境中锻练。

此外，要勇于实践。年轻人，最忌讳夸夸其谈，只有实践才能进步。最后，年轻人务必要求真务实，在任何时候坚持说真话、说实话。外交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长官意志没有位置，只能实事求是，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环球》：在37年的外交生涯中，外交工作给您带来了成功的喜悦，那么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情？

沙祖康：遗憾的事情当然很多啊。其中令我最感遗憾的是，2003年世界知识产权北京峰会未能如期举行。当时为了向世界介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形势，进一步提高国内民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我们争取到了2003年北京世界知识产权峰会的举办权。可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爆发，使得峰会最终未能如期举行。近一年的辛苦就由于这个不可抗力的原因，白费了。中国失去了一次绝佳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为此深感遗憾。

另外，1995至1997年，我担任裁军大使，经过日以继夜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了这个历史性的公约，我得了一身病，牙都掉了两颗。可是最后呢，一直积极推动谈判的美国却宣布反对批准该条约，致使条约到现在都没有生效，这是令我感觉非常遗憾的另一件事。

我的外交生涯即将结束，回顾起来，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张扬，个性比较强，总认为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处理内部关系时舍不得花功夫。如果重视了，一些关系当可处理得更好些。不过，这些遗憾现在已无法弥补。也好，生活不是完美的，有成功、有惊喜，也有缺憾，这才是真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