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详细解读李嘉诚的税务败诉案

By 胡商：

加拿大最高法院于本月（2011年12月）中宣布的有关李嘉诚的公司（Copthorne）败诉的判决，引起了加拿大社会广泛的关注。虽然华人媒体纷纷将其作为重大新闻来报道，但由于该案的复杂性，人们对于有关的基本问题觉得费解。
本文试图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及有关报道来解读这些问题。
判决的影响及意义

最高法院这一判决的意义及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媒体的各种报道将李嘉诚与“败诉”，“避税”，“罚款”等字眼连在一起，这自然会对他的名声产生一时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通过最高法院判决，Copthorne将载入加拿大反避税的案例史册，并将作为避税不成功的反面教材为后人不断地引用，分析与研究。这些负面影响对李嘉诚本人来说无疑是一件不幸的事；同时，由于李嘉诚是世界知名的华人巨富，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华人的一个遗憾。

第二，2011年是“占领”运动（占领华尔街，占领多伦多等等）在西方各地掀起之年，最高法院这一判决正好为“占领”运动提供了富人都设法避税的又一事例。
第三，就加拿大税制而言，最高法院这一判决澄清了税法反避税条款的有关疑问，对确保税法实施的完整性，稳定性及预见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涉及到的问题及性质
Copthorne涉及到的是避税。虽然不属于犯罪性质的逃税（tax evasion），但在加拿大避税（tax avoidance）也属违法。避税违反的是税法；在程度上就像其它领域的一般违法，如交通法，移民法，公司法等。避税与逃税的差别主要是在手段上，逃税是在事实上的弄虚作假（如有意隐瞒，报假，造假等），而避税是在法律条文上作文章或钻空当。
税法是人制定的，无论考虑得怎样周到或完善，难免会出现漏洞。为了避免纳税人钻税法的空子，加拿大所得税法第245条规定了“一般防避规则”（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该条款的目的是为税局提供一个通用的“堵漏洞”的工具，用于打击任何避税做法。在适用上，税局要动用这个“堵漏洞”的工具，必须通过三个测试的检验：一是纳税人的确是得到了税务好处（如多退税或少交税），二是有关交易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税务好处，三是纳税人得到的税务好处违背有关条文的宗旨及本意。

Copthorne是怎样避税的

Copthorne避税案情实际发生在90年代初；后来一直处于税务审计/评估及上诉阶段。该案涉及到的事实细节和税法条款都相当复杂；但避税的基本情况可用以下三点概括：

第一，Copthorne试图利用的法律漏洞是所得税法第87（3）条。根据该条的本意，在两个公司合并的情况下，如果是母子公司，合并后新公司的投入股本（PUC）只算原母公司的PUC（即应该取消子公司PUC）；而如果是姊妹公司合并，那么新公司的PUC是两公司PUC的相加。PUC的计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司可以免税将PUC退还给股东（PUC属税后钱）。
第二，Copthorne合并的两公司本属母子关系，但经过一系列交易之后，变成姊妹公司。这样，在两公司PUC相加之后，新公司将部分PUC免税“退还”给了非居民股东。
第三，加拿大税局动用上述税法第245条“堵漏洞”条款，按母子公司合并规则将“退还”给非居民的超出PUC部分，视为非居民应纳税的股息收入，并按15%税率评估出8百多万加元的税款（withholding tax），另加罚款。
一般来说，一旦税局发出这种withholding tax的评估，纳税人需立即交钱或提供抵押；如果纳税人上诉并获胜，已交税款可全部退还。 虽然Copthorne上缴了税款，但似乎不服因而不断上诉。在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前应该是已败诉过三次，包括税局的上诉部，税务法院，以及上诉法院的败诉。

事实说明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利用税法漏洞来避税是得不偿失；而随后的一系列上诉举动更是不可取。如果没有败诉于最高法院，事情也不会弄得今天的满城风雨。虽然Copthorne的律师认为第245条不应该在这里适用，但最高法院将Copthorne案视为适合适用第245条的一个典范。

李嘉诚似乎是被各方利用
既然这种避税根本站不住脚，为什么要采用并且还能作为一个“纠纷”一直闹到最高法院呢？答案应该是有关各方都将Copthorne作为一个机会加以利用。这里所说的“有关各方”包括：
1）做税务策划的律师/会计师；2）代表李嘉诚公司上诉到最高法院的Stikeman Elliott律师；3）加拿大最高法院。 具体为Copthorne提供这类“高端”税务策划的律师/会计师，利用这个机会应该能够挣到一些钱；这一点不难理解。至于坚持要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律师，根据有关声明Stikeman Elliott的目的是要借用此案“澄清法律上的疑点”（即税法第245条），却反被最高法院利用。
最高法院借题发挥
大家知道，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都具有相当的选择性（需要批文，即leave）；而为什么要选择接受Copthorne的上诉呢？该案的“争议”或“意义”又在哪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税法第245条适用的历史及现状。税法第245条自20多年前写进税法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条款。支持者认为税法是人制定的，无论考虑得怎样周到或完善，难免会出现漏洞；因此使用这个“堵漏洞”条款是很有必要的。反对者（主要是搞税务策划的律师）认为这一条款会被税局滥用，影响法制的稳定性和预见性。言下之意是只要纳税人有本事找到漏洞，就应允许；漏洞只能通过新的立法再堵。 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司法实践中。

在最高法院已受理的三个涉及税法第245条的案例中，前两个判决一个是有利于纳税人，一个是不利于纳税人；而2009年的第三个判决出现法官之间的分裂，导致行内人士对第245条的可行性产生进一步的疑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法院发现 Copthorne案是适用第245条的一个完美的案例，因而决定加以利用，以此解决所有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最高法院以9个大法官一边倒的判决（9个大法官没有一个持异议）来明确地支持第245条的适用。判决下达之后，行内人士称该判决是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立场明确，有说服力。它似乎是要向社会宣告：我们法院是团结一致的，第245条就是这样运用，这就是适用的样板，以后这类案子不要再来找上来了。
Stikeman Elliott律师所谓的疑点倒是这样澄清了，但李嘉诚还得着手澄清社会对他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