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我

　　　　　　

·胡　涣·

·　　　　　　　　　　　　　　　　　　　一

·美国的死人与活人似乎相处融洽。墓园通常都在居民区的近旁、市中心、或视野最为夺眼的高坡之上。墓园中草坪修剪整齐，墓碑大小颜色不一、错落有致，每逢节日还必有很多鲜花和小星条旗点缀，算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一次去邻州的一个小镇访问，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于是在镇上闲逛。正无聊之际，看见右边山坡上一座墓园，于是决定造访。从墓碑上的描述来看，园中的“居民”大都生活在1800-1900年之间。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都是只有姓名和生卒年月，没有生平事迹，显然“居民”们并非什么显赫人物。少数几块墓碑上还刻有圣经文字，我猜是墓主生前最喜欢的箴言。其中一块上刻的是“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还有几块大的墓碑上每一面都刻有不同的夫妇的名字，并且每一对夫妇的姓还不同，好像是几家合用一块墓碑。莫非这几家生前是太要好的生意合伙人，约定好了生后还要在一起继续未竟的事业？

因为美国的墓园大都地处繁华要道，所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次载着孩子驱车路过墓园，孩子们总要大呼小叫，通知大家捏紧了鼻子。问之，说是会有鬼魂从鼻孔里钻进来，然后瓮声瓮气地接着开始打闹.

对于我的孩子们，死亡还算是诸多话题之中有点神秘感的一个，但不是个让他们吓得喘不过气来的话题。他们似乎认为生死与玩乐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这让我很宽慰，也很有点骄傲 – 是我在他们还没有呱呱落地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们没有恐惧感地长大的。

我在中国北方的小镇中长大。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乡下的墓园似乎都离居民区很远。祖父、外祖母等长辈去世时，我跟着送殡的队伍拐弯抹角走了很远。现在要是让我一个人去找，我是绝对找不到的。墓园中每一座坟上都有一个土包，曰“坟头”。坟头是在家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东西，谁家的坟头被平是大大忌讳的事。我倒觉得，坟头有两大缺点：一是很多个坟头重重叠叠，在远处看过去，视觉效果有点诡异。二是搞得墓园中地势不平，荒草难以修剪。坐火车出行，有时候能在铁道边看到这样的墓园，蒿草长得高过了坟头，只有荒凉，没有美感。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想到死后要在这样荒芜丑陋的地方度过千百年，想搬都搬不走，就更让人恐惧了。

小时候很害怕看到送殡的行列。吹鼓手们吹打着奇怪的曲调，儿女们穿着白里泛黄的麻布服跟在黑沉沉的棺木后面，哭得撕心裂肺、呼天抢地。每个儿女不管年龄大小，必是一只手拄拐杖，另一只手被一个不相干的人扶着，好像是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后来有人说那痛哭是装出来的，要是不哭得那么痛苦，就会被旁观的街坊四邻骂为不孝。我没有能力分辨那是真哭还是假哭，但是送殡行列营造的那种怪异气氛的确让我这乳臭未干的孩子止不住地想到死亡这件事，并且一想到就毛骨悚然。

现在我想，人的种种感觉 – 包括恐惧感 – 太容易被操纵了。同样的事，被包上不同的包装，在观者那里产生的感觉就不同。山野村夫的死亡令我恐惧，但是战场上士兵的死亡就是壮美的，甚至是曾经令幼年的我向往的，因为那是被战争宣传机器精心包装过的。生者有漂亮的大檐帽、闪光的勋章、雄壮的队列、嘹亮的军乐、激动人心的誓词，死者有溢美的赞颂和常有鲜花陪伴的烈士陵园（中国烈士陵园的格调有点像美国镇子上的墓园）。所有的政客在包装士兵这件事上都慷慨得很。一部分美国年轻人喜欢当兵打仗，也许就是因为士兵的职业被包装得太精美了。当然，他们下战场时的感觉就与上战场时的感觉不一样了 – 他们见过了包装被撕开之后的真货的样子。我一直忘不了电影《抢救大兵雷恩》中诺曼底登陆那一段的情景，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撕开了包装的真实货色。美国士兵还算是各国士兵中受到比较人道的待遇的一群。很多战争比那还要恐怖得多。在真正的战场上，士兵只是些吓破了胆的可怜虫，子弹才是威风凛凛的国王。人在被子弹洞穿时，身边是没有壮烈的军乐奏起的。

我小时候，大家的家里基本上都没什么藏书（除了《毛选》）。我家也差不多，所以家里不管有什么书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抄起的一本是大约有三四百页厚的《天文知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会流落到我家，因为我家里没有任何天文爱好者，我也没听说过我的任何亲戚朋友是天文爱好者。显然这本书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我也没别的什么精神食粮，于是就半懂不懂地读起来。书中描述的太空中的死寂和酷寒一下就让我联想到了那些棺木之中的人要被送到的地方。再往后，读到将来的某一天太阳上的燃料将会完全耗尽，地球将会从此陷入永远的酷寒和黑暗当中，所有的生命都将从此灭绝。读到这里，那股寒气已经提前席卷了我的全身。

本来是一本知识读物，把我吓成这个样子，在外人看来要笑掉牙了。而我也为我这些莫名的恐惧而自卑。别人似乎都忙忙碌碌地流转在他们各自的一件接一件的事情中，像我脑子里总也转不出去的这一类问题大概他们早就解决了。况且，那个时候的孩子最喜欢嘲笑同伴的话就是说他是胆小鬼。所以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起我的恐惧，并且每有机会，我都会装出一副满有胆量的架势。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有跟父母或者是任何朋友讲起过我的这些恐惧。

恐惧是一只欺软怕硬的狗，你越害怕它就越凶。童年的我就陷在这些比我的个头要大不知多少倍的恐惧之中无法自拔。夜深人静，家人都已酣然入睡之时，我独自在床上辗转反侧，听着远处遥相呼应的狗吠，真希望当初爸爸妈妈没生下我来，这样我就不必每天这样害怕了。那该有多好。

神经不够坚强的一般人是受不了没有任何人际交流的孤独生活的，因为人生有太多的问题是难以一个人承受的。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有配偶、有朋友、有人群、有地方说话。要是把这些问题单独让一个十岁的孩子来承担呢？偶尔翻开老相册，看到我童年的那张脸没有一点孩子应有的光彩，心里有点怅然。

再看看墙上相框中我的孩子们那活灵活现的眼神，感觉又转为得意：那可是我的作品啊。不是照片，是眼神。

　　　　　　　　　　　　　　　　　　　　　二

人的胆量应该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同是一两岁的孩子，同是第一次站在游泳池边，有的孩子毫不犹豫就跳下去了，把父母吓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下水去救。有的孩子要被父母举着到池边，结果脚刚沾到水就开始号啕大哭。这当然是基因中写就的。那天读Jean Edward Smith的《罗斯福传》，讲到罗斯福1932年被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那时在纽约州的奥班尼。听到消息，他当即决定打破当时的惯例，由奥班尼乘飞机到芝加哥，现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那个年代民用飞行的技术尚不成熟，飞机的坠毁率大约是1970年代的二百倍，美国老百姓普遍对乘飞机有一种恐惧。并且那一天正好是雷电交加。罗斯福冒险飞芝加哥，是因为他觉得被大萧条击垮的美国人一定希望在他们未来的领袖身上看到一点勇气。罗斯福的飞机在雷雨中起飞，一千多公里的路程辗转用了八个小时才到达。罗斯福此举果然大得美国人心。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席卷了四十八个州当中的四十二个。

我想，要是我是罗斯福，我大概是不会拿着自己的性命当赌注，在雷雨中坐飞机去做这个姿态的。当然，这也说明我不是当总统的料。罗斯福最为传世的一句名言是：“我们最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大概是有点资格说这句话的。

毫无疑问，我身上没有一点冒险的基因。这当然来自我的父母。父母从小受红色政权的洗礼，对共产党有发自内心的忠诚。但在我长大后回顾童年往事时，我也意识到父母当年那对党的发自内心的忠诚的后面还有一层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感情色彩，那就是对党的发自内心的恐惧。父母亲都是根正苗红的人，并未受过任何迫害。他们也天性善良，所以也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但是，看着无数的人 – 有些是他们深为敬重的人，更多的是他们抱有同情的人 – 走马灯般在他们眼前挨打、被羞辱、被关进牢房，这已经把他们吓得心胆俱裂了。那时我才初懂人事，就已经不时听说这家的某某某上吊了，那家的某某某跳井了。他们知道的事当然比我知道的要多上几百倍。但是假如有人去问他们是否害怕什么东西，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有任何恐惧，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那是个恐惧感笼罩全国的时代，所以恐惧是正常的，不恐惧是不正常的。哲学家常说鱼不知道水为何物，因为它们一生都不会体验到没有水的日子。我想这对于飞鱼恐怕就不成立了。当然，飞鱼只是鱼当中的极少数。在那个年代，觉得这恐惧感不正常的中国人也是极少数。

正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恐惧，这恐惧在更深的层面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天生的胆小怕事以及他们耳濡目染的那个大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被恐惧感驾驭。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父亲无数次说起当年反右的时候，谁谁谁就因为一句话被打成了右派。每次有某某同事因为出言不慎被关进大牢，必成为父母教育我们的生动教材。有这样同步的言教和身教，我想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几句潜台词就是：这个社会是恐怖的；社会就该这么恐怖；恐惧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无所畏惧是要吃大亏的。后来自己见到了各种死亡的现实和可能之后，我那时的世界观大概就是：人不仅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很恐怖，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更恐怖。

度日如年的童年最终远去了。我并没有能为那些可怕的谜团找到任何解法。它们只是被别的事情挤到幕后去了。我忙于很多大家也在忙的事，比如勤勤恳恳准备各种各样的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直到最后的高考。忙起来，我就不用总被那些让我心惊胆战的东西纠缠不休了。并且，忙起来也让我感觉踏实了不少：我一直敏感于我与别人的不同，所以每发现一点什么跟大家的共同点，我就很释然。

直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六月之后我才发现童年时的那些恐惧感并没有死。它们还活得好好的，只是一直躲在幕后，等机会卷土重来而已。又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人不可能靠转移视线来逃过他的恐惧感的追捕。

　　　　　　　　　　　　　　　　　　　　 三

我对北京城的印象一直不坏，但对北京人的印象一度很一般。那时我印象中北京公汽售票员的拿手好戏是看到要乘车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远远跑过来，还差两三步就到了，一按电钮，车门关上，车扬长而去。但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每个北京市民都忽然变得像天使一样。那种友好与温暖是我自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群中见过的。我被这热情所感染，便投身在那个学生与市民组成的巨大集体之中。

一个人在集体之中跟着大家一起哄闹时是感觉不到恐惧的。我跟着大家，好像在做些什么。后来回想起来，那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文革时热泪盈眶走过同一个广场的红卫兵当中的一大半说不定就是像我这样的盲流呢。

那集体是一只善良的纸老虎，在四月里朝气蓬勃，在五月里茫然四顾，然后在一个六月的晚上被刚刚从蛰伏中苏醒的真老虎一巴掌打得作鸟兽散。在那只真老虎面前我与那久违的恐惧又谋面了。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靠躲在人群中来逃过自己良心的谴责是胆小鬼的可耻。我后来也意识到：靠躲在人群中来忘掉恐惧是傻瓜的天真。一个人可以混在人群之中度过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但有一件事是他必须独自去面对的：死亡。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做这件事，也没有人可以同他一起做这件事。时候一到，每个人都必须独自灰溜溜光溜溜地离开这一桌热闹的盛宴。因为所有的恐惧都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所以不管某个人群看起来如何有生命力，对于其中的每个个体来说都是虚假的靠山。共和国的将军们当年在战场上喊杀时都有胆量把自己性命置之度外。但他们被清洗批斗时，能泰然处之的却只是凤毛麟角。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腰杆是被集体撑起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腰杆。在战场上，他们是集体的一员，所以显得勇猛无比。在被批斗的会场上，他们曾经仰赖一生的集体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于是成了软蛋。子弹只会摧毁人的身体，集体却可以摧毁人的意志。所以混在人群中喊两句口号算不了什么本事，敢于独自面对一切威胁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父母亲对党的忠诚与恐惧也可以从集体的无边巨爪那里得到解释。本来，对同一个东西既忠诚又恐惧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忠诚是出于自愿的，恐惧是非自愿的、被胁迫的。这两个本来该是冤家，对某个东西忠诚就不该有恐惧，对某个东西恐惧就不该有忠诚，结果却进了一家门。更奇怪的是，忠诚与恐惧的美满结合不只发生在我的父母身上，而且发生在当时七八亿中国人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我的理解是：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 – 忠诚只是由于恐惧。任何动物都会惧怕比自己更高大的野兽，人也不例外。那如果这只野兽庞大得让你都望不到边，在你的前后左右都是它的踪影，你根本无路可逃时，你会不绝望吗？进一步，如果这只野兽自从你懂事之日就已经在你的前后左右环伺，却并不张开血盆大口将你一口吞掉，而是居然还给你些许好处，你会不感激涕零吗？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说的就是恐惧和忠诚的这一段奇异姻缘。

这段奇异姻缘还可以上溯到久远得多的历史。我们的先人对皇权的态度就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加上发自内心的恐惧。当然，在有点独立判断力的人那里，忠诚常常会走了样，但恐惧一定是不折不扣的，

因为恐惧是每个人的生存权的前提。一人谋反，要把九族都杀光，要的就是创造一种恐惧感。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时，高高在上的人们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这样的恐惧感代代相传，直到我的父母那里，再传到我这里。

恐惧也是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粘结剂。平头百姓自不必说，连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都活在恐惧感当中，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要前思后想、左右掂量，唯恐给自己找了麻烦。毛泽东同样活在恐惧感当中，整天疑神疑鬼，怕别人夺了他的权、要了他的命。奇妙的是这些人在早年都算得上是无畏的斗士。无畏的斗士何以在爬上至尊之位后即变成了患得患失的小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太多了。拥有太多，要看护的也就太多，灵魂反而变得不堪一击了。在上者恐惧失去地位和荣耀，在下者恐惧失去饭碗和性命。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用彼此之间的恐惧维系在一起，然后世代相传。这种奇特的关系从秦始皇那里开始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在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中，日子最难过的就是诚实的人。所谓诚实与否，我想应该按照人的行事标准来定义。诚实的人只有一套行事标准，不诚实的人有多套行事标准，依据哪一套要看风向而定。恶人也可以是诚实的人，如果他只有一套行事标准。如果你对某个诚实的人有足够的了解，你就可以完全肯定地预期他的行为( predictable behaviour)，这就是信任。跟不诚实的人打交道要难得多，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 是亲近你还是出卖你。在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被社会强加以一套行事标准。对诚实的人来说，这常常与他们自己的标准是冲突的，迫使他们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他们有足够强大的勇气，他们会坚持他们自己的标准，而这只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诚实而有勇气的林昭和遇罗克以及说了几句真话的彭德怀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诚实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比如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枝干就只能乖乖地被强大的园艺师修剪扭曲为人家希望的形状。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思想改造，反省自己在灵魂的哪个角落还不够忠诚。被修剪的他们也不遗余力地以同样的方式修剪了他们的后代。

对于不诚实的人来说，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思想改造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灵魂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条藤，在任何有形状的物体之上都能牢牢攀紧，然后得心应手地成长。他们的枝干被扭曲时没有任何痛苦，所以他们扭曲起别人来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自然。他们是真正的识时务的俊杰。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就是由一干不诚实的人运行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诚实一定不是一种被崇尚的美德。

父母亲对党的恐惧与忠诚最终悄悄分手了。是忠诚卷铺盖卷走人，恐惧独占了舞台了。这其实是情节的最自然发展。在共产主义的理念中，个人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他们那样的忠诚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己。年轻时他们混在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人群中也许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但终于他们发现这面大旗和举着这面大旗的集体其实并没有任何力量来撑起他们的灵魂。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倚靠他们的灵魂的地方。他们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

我对流行的宗教一直敬而远之，因为我一直觉得宗教只是人逃避死亡恐惧感的一个虚假的港湾。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是可以给人拨迷开悟，却不给人以任何来世许诺的宗教（当然那样的东西也许根本不应该称作宗教）。但是，看到父母亲在学习佛教之后变得更加通情达理，精神气色也与从前有了天壤之别，我为他们高兴。既然任何肉眼凡胎的人都不可能看到来生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奉行某种信仰起码能给人带来一点今生的幸福，何乐而不信呢？有些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精神麻醉剂，殊不知麻醉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在平静中才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恐惧会扭曲视野中的一切。麻醉剂让人不用剧痛就能修复身体，宗教让人在平静之中接近事情的真相（我想只是接近而已）。如果哪一位说宗教是麻醉剂的先生有胆量在做开膛手术时不打麻醉剂，我就承认他有了讥讽宗教的资格。神经够坚强、悟性够高的人可能不用皈依什么宗教也能坦然面对一切。各宗教的创始人就是这一小部分人之中的翘楚。但对于别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老百姓，从宗教中能学来的智慧是他们自己憋一辈子都憋不出来的。

　　　　　　　　　　　　　　　　　　　四

上大学时听郑小瑛指挥讲解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讲到交响曲一开始那著名的四个音符。郑老师说：这好像是有人要挥刀砍你的头，却不是马上就剁下去，而是要先在你脖颈子上挥舞三下，然后再狠狠剁下。最令人恐惧的不是那最后的一剁，而是之前那寒光闪闪的三次挥舞。我觉得这个解释很精辟。人在恐惧时，担心的是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人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除了死亡。但是每个人在什么时候死亡则是不确定的。奇迹总有可能发生，理论上来讲一个人的最后时刻可以被无限推迟。他希望奇迹会发生，那个可怕的事件会落荒而逃。但他又不知道这奇迹会不会发生，并且这奇迹是否发生并不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脖颈子阵阵发麻，不知道那口刀什么时候落下。毛泽东在位时，总是担心大权会旁落，而他的大权一直到死也没有旁落，所以他的恐惧感一直都悬在那里，并且他的行为就一直被这个恐惧感所操纵。如果他真的被逼下了野，他反倒就没有这个恐惧感了。经济萧条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公司要裁员就吓得要死，但真的裁到了自己头上，才发现这世界末日其实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可怕。不少人被裁员反倒成了他们后来事业大大成功的序曲。中国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的就是当死亡变成了当下，不再是一种遥远未来的可能性时，人反而会从紧张之中平静下来。

因此恐惧感也是一种欲望：追求安全感的欲望。恐惧之中的人由于未来的某个可怕事件而没有当下的安全感。他想要从当下逃离，他想要活在那个可怕事件过去之后。可是人永远只能活在当下，永远不可能活在未来，所以从当下逃离就像是狗要逃离自己的尾巴一样徒劳无功。

恐惧源于人的求生本能。
<人类的远祖要靠着恐惧感来避开危险，讨条生路，所以恐惧感是维持人类繁衍的必要反应。由此开始，恐惧感支配了人的行为的每一个角落，而人也完全习惯于这种支配，即使现代人的每日生活与生命威胁已经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小时候，我害怕班里的坏孩子。上大学时，我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了，我又担心哪一天会丢掉工作。这都不是因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恐惧已经成了我的习惯。赶飞机的人在交通堵塞的时候心急如焚，唯恐误了他的航班，尽管他很清楚心急如焚并不能对缓解交通堵塞有任何助益。大家都担心丢掉饭碗，尽管每个人都明明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几个人因为丢掉了饭碗而冻饿而死。这也都是出于一种习惯。一人谋反九族被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人们还是噤若寒蝉。这都跟死亡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他们只是不习惯于失去任何他们已经得到或自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已。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了财富和地位的人并不比别人更容易摆脱恐惧感的驾驭。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压力” – 这词大概是专门给已经拥有不菲的人们用的；一无所有的人通常并不这么说。这压力就是一种担心失去的恐惧。蒙田有一句名言描述了人经常被自己的恐惧感驾驭的情形：“我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幸，而它们中的大多数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连蒙田这样的智慧之人都老是自己吓唬自己，足见恐惧感在每个人那里的威力。蒙田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蒙田意识到了恐惧感的厉害，别人（包括我的父母在内）则是被恐惧感驾驭而不自知。如果连谁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都不知道，改变自己的命运就不要提了。

一个人的恐惧感成为习惯时，他不仅用恐惧感来吓唬自己，也会用恐惧感来对付别人。传统的中国父母都会用吓唬的办法来迫使孩子就范。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觉得恐惧是什么不正常的事。吓唬孩子这一招当时很灵验，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见效快多了，但是后患无穷。恐吓是对敌人才使用的伎俩，用来对付自己的孩子，只是在培养孩子下意识里对自己的敌意。搬起这块石头的父母最终是要砸到自己的脚的。况且，父母用来吓唬孩子的那些借口 – 警察要来抓你啦、大灰狼要来吃你啦等等 – 都是假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话。等孩子将来懂得这一点时，对父母的信任就会打折扣了。当然，这个折扣可能只是打在潜意识里，儿女自己并不一定意识到。儿女与父母之间可能还是会有足够的客气，但能否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想像将来有一天应该开设一个为人父母的资格考试，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生养孩子，而安全感是考试及格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在没有安全感时，会把手里抓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当成救命稻草，包括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父母当成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该是孩子的救命稻草才对。

　　　　　　　　　　　　　　　　　　五

狼群中乖巧听话的小狼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它会有勇气挑战威风凛凛的头狼，把它打得抱头鼠窜。我也怎么都不会想到我能有一天活在没有恐惧感的日子里。那个机缘来自于读到弗兰克尔 (Viktor Frankl) 的领悟：面对威胁时，人不是只能有一种反应。他可以选择他的反应方式。同样是面对可怕的事，我可以选择恐惧与不恐惧。既然我可以选择，我当然要选择不恐惧。一生都活在穷困潦倒之中固然可能不是什么理想的人生，但要比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好上一万倍了。

这道理如此简单，在我的前几十年中却居然从未领悟到它，过后看起来其实并不奇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恐惧是出于求生本能，所以如果一个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那么他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恐惧所驾驭。如果一个人除了关心自己的生存，还关心自己的快乐、自由和尊严，那么他就可能会选择不恐惧，因为恐惧之中的人没有快乐，没有自由，也没有尊严。每个人生来都有关心自己生存的本能，包括我自己，但从前没有人告诉过我人除了生存之外还有别的值得寻求的价值。听起来很可笑，但我从前的确不懂得人还有寻求快乐、自由和尊严的权利。如果一个人只有生存本能，他就不会意识到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人在多大程度上被恐惧感驾驭大概取决于三个因素：先天因素、家庭与社会的影响、以及自己的选择。在我这里，前两个因素都是劣等，所以只有在第三个因素那里努力了。我发现，即使在我懂得了选择的道理之后，不恐惧的选项也并非总是显而易见，所以还是每每重新陷入恐惧之中。我的办法是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这问题让我重新审视我的价值取向，于是那些被恐惧挤进垃圾筐的选项就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不管是谁，要想摆脱恐惧、焦虑、或生活压力，唯一出路也是重新审视他的价值取向，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

人的身体需要锻炼才得以强健，人的灵魂也需要锻炼才得以强健。恐惧感来临之时是锻炼灵魂的最好时机。那时人的灵魂最为脆弱，总是幻想着奇迹出现，把他从苦海里解救出来。当他依靠自己有意识的选择，不用等到任何外界奇迹的出现就能找到平安时，他的灵魂就强健起来了。

尊严与面子是两回事。在乎面子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自己的面子其实属于别人，不属于自己。自己的面子要别人给，而自己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人有多少尊严也不是取决于别人对他有多少尊敬。如果人只能有本能反应，只懂得恐惧( fear)与贪婪( greedy)，他就是没有尊严(dignity)的。如果他懂得选择自己的反应，并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带给他自己以快乐，以至于带给别人以快乐，他就是有尊严的。自由也不是别人给的。我想，自由的真正含义就是选择的自由。如果你意识到你有选择恐惧或不恐惧的自由，如果你意识到你有选择跟从诱惑或拒绝诱惑的自由，你就是自由的人了。当年的毛刘周虽然地位崇高，却屈从于自己的恐惧感，所以他们生前没有自由与快乐，而在那段历史真相大白之后后人对他们的尊敬也将所剩无几。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他们若在身居高位时能了解到一点自由与尊严的真实意义，也许他们就会做不一样的人，中国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了。

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读到一本儿童教育书，讲到孩子摔痛、碰破、发烧难受时，大人不要惊慌失措、大惊小怪，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精神支柱，如果支柱都倒了，孩子当然就更加恐惧。我对这段话记忆犹新，因为我母亲可以说是这段教诲的反面例子 – 她把她的所有恐惧都毫无保留地让我分担了。我不怪母亲，因为她不知道她可以选择不恐惧。但我选择不让自己被恐惧驾驭，也选择让我的孩子们成长为不被恐惧驾驭的人。他们小的时候带他们去游乐园，我总是有意坐在离他们最远而目力刚刚可及的地方，让他们习惯于自己跟磕碰摔跤打交道、跟比自己高一头的孩子打交道。

与恐惧感纠缠这么多年，我敢肯定世界上每个人，不管天生胆量大小，都会怕些什么东西。一流的英雄电影中的英雄都有恐惧，没有任何恐惧的钢铁英雄只能入儿童片或二三流的电影。英雄与凡人的区别只在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让恐惧感驾驭他们。

我的孩子们也有恐惧：他们害怕电影中的鬼怪镜头、害怕新闻中的流血场景。但是，不像我小时候把恐惧感小心藏匿起来，他们害怕的时候会告诉我，要我把电视关上。这让我很高兴 – 他们不认为恐惧是一件耻辱的事。况且，当你能说出你的恐惧时，你的恐惧就已经去了一半了。

被恐惧感驾驭的生活从祖先那里传袭到我，或许已经有几十几百代了。我觉得我有能力给它在我的孩子们那里画上句号了。说不定，由于我的选择，从我的孩子们开始的几十几百代后人也不会再活在恐惧感之中了。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呢。

　　　　　　　　　　　　　　　　　　　　　六

据说猪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有句俗话：“一个人杀猪，二十四个人抓猪。”本意说的是让猪束手就擒成为盘中餐的不易。另一句俗话“杀猪般的嚎叫”是那场面的活生生的形容。那种嚎叫能传得很远，我小时候多次听过，每次听到都会止不住地浮想联翩那头猪的可悲结局。人与猪的恐惧感同出一源，但猪的聪明又与人无法相比。猪在死到临头时才知道恐惧，人在刚刚懂事时就会注意到远远的地平线那一头的那个巨大阴影。可是这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如果人不懂得如何摆脱恐惧感的驾驭，那么他就比不上猪了：猪的恐惧只有一小会儿，而人的恐惧会跟随他一辈子。

好在人类还有哲人与圣贤。他们说：人即使在那个巨大阴影之下也还是可以拥有多彩的生活。有的哲人甚至认为正是那个阴影才使得人类有可能拥有多彩的生活。海德格尔说：“如果我承认死亡、直面死亡，我就能从对死亡的恐惧和生活的琐碎之中解脱出来。只有在此时，我才获得了做我自己的自由。”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被灌输的理念是：人生是与别人的赛跑。但是那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却分明在宣示：人生实在是与死亡的赛跑，因为每个人都是要独自灰溜溜光溜溜地离开这一桌热闹的盛宴的。别人跑得多快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任何满足别人期望值的义务，也不为别人（包括我的孩子们）设立任何期望值。每个人都只能为他自己这一小段赛程的意义负责。不用说，在这个赛场上每个人最终都是失败者，但赛跑的意义在于赛跑的过程。


在中国，不仅死人的居处极少出现在活人的视线当中，死亡也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但是，不能面对恐惧的人会更被恐惧牢牢挟持，所以每一个求8怕4的中国人的勤勉一生 – 不管是年轻时的奔命、囤积，还是老来的染发、去皱、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 不过都是被恐惧感驱使而已。我们长年累月地试图逃离那个阴影，试图转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它，但没有人能阻挡它以不变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我想，如果未来的中国人能开始正视死亡，活人能与死人相处更融洽一点，死亡能占据活人的话题更多一点，也许中国人会开始懂得选择，他们的生活会因此更加多彩呢。

**(1)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