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南北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别有序,脉络分明,形貌和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个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
这些宅院会繁殖出更为庞大的村落,如农耕定居的历史枝头挂上累累果实.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者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和子孙满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有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各系亲戚的称谓不胜其繁,常常令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一头雾水.英文里有关亲戚的称谓要少得多,于是译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aw)",译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aw)",如此等等,似乎直系小圈子以外已经人影模糊,诸多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从而"N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的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或原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诸多心态与行态都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相比较而言,"马背上的民族"就难有家园,逐水草而居,趋时令而途,习惯于浪迹天涯,即便有较为固定的活动大区域,"家园"概念也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一个地方,他能把什么地方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悲怆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团聚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者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投向远方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他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揭示了中国法治的传统限度,即"法不灭亲".<<孟子>>里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出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现在有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他们,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种事态可以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的标尺可以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但他们无论如何勉力宣示道统和政统,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是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神界连锁店.一六二零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制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堪称救世和创世的三大发明,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实用大多不追究公理,缺乏希腊哲学家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里化"知识传统,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血脉,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 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徒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谛?-----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有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因此当中国的知识眼界定格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时候,欧洲人却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流和动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像游牧人 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们想像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和斗牛以及集体圆舞,能使我们想像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特有的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剽悍生活的遗痕.这都是欧洲人可能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暗涌动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总是不断启程上路的岁月.当然,说欧洲人是游后裔并不全面.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耕文明的阶段性繁荣.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被游牧部落的反复摧毁和反复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人们的心智主体.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皇权旁落全国易帜,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夕的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只有独身长跑式的"绵延"而没有众人接力式的"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恐龙,不能不了解文明源头上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没有家园的游牧人,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面进行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已经取消,辈分已经失效,年长也不再能支撑权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总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同样不足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一种因应动荡生活和平等生活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当然无可避免.
显而易见,武力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政府)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投票选举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合占人口的90%却不可能有投票资格.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并非全民做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们的一席圆桌盛宴,大多数弱败者因性别.族别等诸多限制而不可入席.希腊是民主一个过于冷酷和血腥的光辉起点.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洋的拓殖和商业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还有美国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的解除,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权利.这种欧洲式的民主当然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国家为单位的内部民主已经药不对症和力不从心,如果没有沟通和整合全球各个族群的超国家民主,没有更为开放和更为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以及最后必不可少的全球性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长着无数脑袋的巨型怪兽,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这是一个新的难题,对于传统民主国家和传统集权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正如法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观察家们对此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十多年后台湾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历,"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和效率也就不得不打下折扣.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相对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在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爷爷"和"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现代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章子代公事公办的法度,没有私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不是时时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入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熟人).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效率不高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也开口就是伪证,没有几句真话.这种"见熟就护"的官官相护或民民相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耗费,悬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民主需要成本,法治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弃民主与法治之昂贵,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解决纠纷时宁愿走"黑道"而不愿意走"白道",遇上贪官横行就期盼尚方宝剑和最高指示下的残酷整肃,已经浮现出传统政治的幽灵,表现出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导.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导阵痛还要持续多久,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何时瓦解,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据实而言,人情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从历史上看,中国并没有主流传媒上常说的"穷了几千年",中国人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在西方,来自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 ,就像今天进入中国的劳力士手表和皮尔卡丹时装一样成为奢豪的象征.中国人也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排除世袭背景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重要参考,就像一个世纪以后舶来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一样闪耀着文明之光.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
即使到了社会化生产的现代,人情常常导致理法的松弛和扭曲,但有时也有超理法的魔力.认人.认情.认面子,就足以使有些团队-----(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这样)团结如钢披荆斩 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以及一些"贤人魅力"下的经济奇迹皆可为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也恐怕难以统统归之偶然.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公私界线不清,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剜了百姓的肉,都可以忍着.公公界线不清,故法人"三角债"或"N角债"能清测清,清不了也肉烂在锅里共同混过而不是渡过难关.私私界线不清,于是子女下岗吃父母的,本家吃完了吃亲戚的,亲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者搓一手麻将,甚至出外喝茶时还顺手给邻桌的哥们儿偷偷买下单,留给哥们儿结帐时一份惊讶和温暖.这种民间的和隐形的大规模财富调节转移,拿到美国行得通 ?很多美国人连亲人周末吃饭也得AA制,还能容你们这些人情蒙面的大盗来打家劫舍?
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个闹哄哄的大国问题严重居然就是垮不掉.他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没有人情传统的地位,也就拿不准中国的脉,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巴中国的易事当作了难事.
比方说,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老牛负重;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