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野夫：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节选）

ZT-野夫：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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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 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