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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王石和“刑满释放人员”沈志华:“盲流”缔造“最接近共产主义”的城市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座靠走私发财的城市”,“一座靠全国资金堆积起来的城市”是出现在内地媒体上最多的深圳形象。再后来,号称“中国的民间良心”的梁晓声说,深圳是座拜金主义的、物欲的、道德沦丧的、文化沙漠的、色情泛滥的城市。他死也不会去那座城市看上一眼。
然而,就在这片金钱就是一切的地域中,民众却找到了真实。80-90年代的深圳,是一个由外来淘金者组成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只与他们自己有关,一切都是自己双手所造,最早到深圳的人,并非后来那样有如此多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多是在故乡、在原单位不那么受欢迎,不安于体制的投机者,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员。王石,这个几乎在后来成为中国房地产商代言人的明星,在那个还保留了“投机倒把”罪名的年月前往深圳,并最终大获成功;而另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传奇人物的沈志华,刑满释放之后更是在深圳完成了淘金之旅,更为他此后重金购买苏联档案夯实了资本基础......无数“盲流”如过江之鲫——他们在此成就了自己,也造就了深圳。
深圳曾是少数几个能接受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10年解决400万农民进城问题
在中国最近30年的急速的城市化运动中,深圳是当之无愧的典型代表。在设立特区之前,老宝安县只有不足60万人口,1995年深圳人口超过300万,十年后深圳的人口已暴增到1000万。纽约从1872年到1972年人口增长到1300万,用了100年时间。在10多年的时间里,深圳至少为国家解决了400万-500万农民进城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国各地能够接受外来务工人员的地方只有深圳,农民能够进入工厂的地方也只有深圳,尽管前往深圳的务工人员要有劳动许可证,要有暂住证,在原籍也要开证明,但却丝毫没有减弱淘金者的热情。1985年深圳允许农民进城开店、兴办服务业,开风气之先,直到2003年以前,深圳可能是对农民进城最为宽容的城市。除了会计等岗位需要有深圳市户口担保外,深圳几乎没有任何对农民或外地人的歧视性规定。深圳一位前领导人说,对于农民进城,深圳基本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绝大多数农民工在深圳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保障的意义,享受到了水平可能还不很高、但有保障的社会化的大病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深圳的开放冲破了城乡二元鸿沟,从此拉开中国城市化进程
昔日的计划体制,强行划分城乡鸿沟,阻断物品、资金与人力的自由流动。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活力全失,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邻为壑。这种过度管治下,个体自由空间都被挤压,代之以行政权力调度一切,从而也就控制了一切。
而深圳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它率先冲破了这种管治,使被权力分割、限制的资金、物与人自由流动起来,从而接续上了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基因。自由迁徙的大幕逐渐开启,人流开始在自己的国土上涌动,中国的城市化就此起步。一二十年的时间,两亿多农民和不安分的“待业青年”在城市流血流汗,他们不是为了从良民变成罪犯,而是为了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贡献多却未必拿得多,贡献300亿政府收益却分不到11亿人口管理费
随着深圳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断涌入,开始以“深圳人”自居的部分居民开始担心自己的福利“被平均”。担心外来务工人员将福利蛋糕抢走的论调也开始在深圳出现。[详细]
而学者刘开明早在90年代末分析过1998年深圳的税收来源,外来工创造的政府收益在300亿元以上,但在深圳当年185亿元的财政支出和120亿元的预算外财政支出中,没有任何一块是安排给外来工的。甚至包括11亿元的外来工人口管理费,也没有一点是直接给外来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