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洁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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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96年第12期知音
叶林
编者按：我们凄凉地向广大读者讲述这样一个辛酸而尴尬的故事：一位曾经在一部著名电视连续剧中担任一号配角的女演员，一位那么国色天姿、前程远大的女明星，在如今仍在演艺界乃至不少国人中对婚姻与金线的错误价值取向的支配下，屡次陷入感情与婚姻的泥潭，最终落得个红颜憔悴、星运失色、在香港当保姆的尴尬境地，与本文作者、这位昔日女明星的丈夫一样，我们不想再去责备她什么，也没有权力去轻视一个奋斗着要爬起来的人。但我们要说的是：人啊，一辈子要靠着自己艰苦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一）
我和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里我对她用了化名）的婚姻，是一份荣幸，还是一份衷伤，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回顾起来，这仿佛是一个过于漫长，又过于曲折的梦。
我家与蕊家是世交。我和她自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又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比我小2岁的蕊生得十分美丽，即使在我们所处的那座城市的漂亮女孩中也是很扎眼的。那是国家已恢复高考，学校对学生的功课抓得很紧，而蕊，或许自身条件太好了，她学习并不努力，有一次数学期中考试，为了给坐在我前面的她递条儿，我这个全校的尖子生竟被罚出考场外。这个小小的插曲后被演绎成一个才子佳人的早恋故事，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一连许多天，我和蕊都不敢在同学们面前搭一句话。
1978年底，16岁的蕊高中还未毕业便应征入伍了，她是作为文艺兵特招去上海的。临行前，她大胆地找到我说：“林子，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考到上海来吧”她的话给了我很大动力。我发奋读书，终于在她走后的第3年考入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学府。到了上海我才知道，这几年蕊在部队干得并不出色，仅仅为别人的演唱伴伴舞而已。我想，这可能与她中途辍学有一定关系，她以自己的漂亮作资本，凭空有许多的优越感也有不少幻想，这使她很难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想不到命运之神终于有一天降临到她头上。1983年初，一部根据著名古典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连续剧将要投入拍摄，剧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女演员，经过多方筛选后，蕊以其美貌和天生丽质被选中了。自此，蕊被借调北京，担任这部电视连续剧中的一号配角。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为蕊高兴，也深感自己必须进取。为此，我报考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那时我更勤奋，常常早上四点钟就起来读书。1984年，我的愿望实现了。来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蕊打电话，第一个周日，我又约她同爬香山。我们都陶醉于再次相逢的喜悦里。
那个电视剧的拍摄周期很长，前后经历了两三年时间。我们常常约会，但蕊不喜欢我去剧组找她，跟我约定，有时间她来校找我好了。那时我对影视界还很陌生，也不愿多打搅她。尽管这样，我们的感情仍然发展得无法收敛，就要喷发了。终于在一次约会分手之时，我郑重地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其实，当时说到结婚我们确实没有条件。我在读书，她是借调北京的，我住集体宿舍。她住剧组宿舍。我们在北京没有自己的住房。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脚步。1985年元旦，我和蕊终于拿到了大红结婚证书。当天晚上，我的研究生班的同学让出了那间3人合住的集体宿舍，我从食堂买了炒菜，至街上买了些酱肉火腿和一箱啤酒，请来我的导师和班里的同学，大家热闹了一番，我们的婚姻就算完成了。
蕊没有邀请她在剧组的朋友。我想可能是女孩的面子，担心这样寒酸的婚礼会使她在剧组里受到嘲笑吧。因此我并没有责怪她。婚后她又告诉我，我不能在她的朋友中公开我们的婚事。她说那样会影响她的演艺事业。那时我已隐隐觉得她有了些变化，但我对演艺界并不熟悉。我只是认为她说的也有道理，23岁的她理应拥有更美好的事业。
（二）
那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时，报纸上就开始了对该剧和参加演出的演员的宣传，蕊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她曾很得意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演员新秀陆续被其他电视导演看中，不断有某人某人被邀参加某部电视剧的消息传来，而蕊却被冷落了。
原因可能是多种的，但她强调的却是跟我的结婚，她说这绝对是个错误。
蕊的这种认识和焦灼的心情对我的家庭生活影响很大。她时时抱怨我，似乎是我在拉她后腿。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已成了“名人”，一方面又为下一步的等待而烦躁。劝解没有用，她也增长了所谓新星的脾气。
那一年，蕊的开销大得惊人。为了应付场面，为了参加种种活动，也为了开拓前程，她每月用于购买化妆品、买服装和请客吃饭的开支要花掉几千元。
而我们的实际收入是很低的，我那时还没有毕业，靠拿助学金生活，而蕊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她的开销对我来说，是个超负荷的巨大压力。
可她却不管这些，她重视的是已经撑起来的架子和面子。而我去“捞钱”的唯一本领就是拼命写稿，去拿稿费，这使我苦不堪言。
在此之前，我已经在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纪实文学，还写过散文和随笔。我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都比较关注，也写过探索性的文章。但这些文字的稿酬都是微薄的。绝对无法支付蕊的开支。于是为了蕊，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新的原则：什么题材好发，什么文章稿酬高就写什么稿子。说来惭愧，那时我每月至少要发表5万左右的平庸文字。我为街头小报写过文章，也写过凶杀故事和打擦边球的爱情小说。那些东西虽然用的都是化名。但在写作时心里仍很难受。
不幸的是，我的稿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蕊的花消的增长速度，尽管我已经非常努力了，家里仍常常处于拮据状态。
1987年，我取得了硕士学位。分配到北京一家部级研究机构工作。也是这一年，那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了，蕊又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对象，各种应酬也忽然增大了许多。
记得那是秋季的里的一天，蕊很晚才回到家里，神秘而兴奋地对我说，这几天某某导演正在为连续剧选女演员，演他的戏，一定能走红。她所说的这位导演我是知道的，我问她：你们见过？她说，还没有，不过，我已经约下了他，明天晚上在香港美食城吃饭。
她当时很可意，可我一听心里就发凉。几天前她刚刚请过另一位导演，我的口袋里已经空空，剩下的生活费聚到一起也不过500元，而在北京的香港美食城包一桌饭，少说也得1000元，这钱从哪儿来？
见我迟疑，蕊显得不耐烦，说，我已经约好人家，座位也订好了，能请到人家是很不容易的。我只好说，行，明天下午5点钟，我准时把钱送到你手里。
第二在，我请了一天假，接连跑了两家医院，共献血换来500元钱。从医院出来时，我觉得头晕脚软，老是恶头想吐。这是我第一次献血，又超过了常量，身体仿佛掏空了。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我的感受太复杂了，心情十分恶劣也十分委屈。我知道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里，我一介书生算不了什么，可我毕竟是研究生，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是很尊重，毕业不到一年时间里，我写出的几篇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可是我的妻子却并不看重这些，在她眼里，那些导演，明星才是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也许我并不应该怪她，毕竞，那是她的天地。
我把1000元钱送到蕊手里时，她连问都没问钱的来源，拿着就进去陪客人了。直到半夜，她才回来，钱花了，客请了，但她得到的答复却是等一等再说，等一等是什么意思?等一等就是意味着她的失败，用北京话说是是没戏。口袋里装满钞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认为别人的钱来得也都十分容易。我并不想责备那位导演，因为这类盲点是社会所共有的。
我脸色苍白，蕊看出来，这时她才问到那笔钱，她当时一副吃惊的样子，我忍不住先难过了，红了眼圈，决不是心疼我的那点了血，而是为一种耻辱！我觉得我的才华并不比某些导演低，而我却在用最宝贵的东西换取最廉价的东西，我真不知这是否值得。然而那天的蕊却令我感动，她的心情也不好，况且天已很晚了，她还是为我做了鸡蛋汤。夜里她偎在我身边哭了，哽咽地说，她想好了，今后再也不做了演员了。我知道这些情话，也是气话，她不去做演员还能去干什么？
以后，蕊脱下了军装，转业到北京一家文艺团体。她曾参加过几个剧组的摄制，都是做配角。那两年是蕊演艺生涯的低谷，也是我们婚姻生活最艰难的一段。
（三）
1989年，有人组织一班人马去广州走穴，蕊参加了这十几个人的队伍。半个月后，走穴的演员都回到北京，蕊却迟迟没有消息。我很担心，蕊既没来信也没打电话，她在广州又没有亲属，她能去哪里？我找到那个姓陆的组织者。
他显得很为难。我说，我是蕊的丈夫，蕊是跟你们走的，即使是她有什么事，你也应该对我讲一下啊！他犹豫了一会说，这事跟你讲一下也没有关系，反正这里边也没有我的什么责任。
他告诉我说，在他们演出间，广州有个姓刘的私营老板看上蕊了，一连几天，演出结束后他都要请蕊出去吃夜宵。后来，蕊就不和剧组的人一起住了，每天到了演出时间她才由那位企业老板开车送过来，演出结束后又坐他的车回去。他们这些人回北京之前，蕊坐着那位刘老板的车来给大家送行，她告诉大家说：我暂时不回北京了，刘老板要送我一辆车，我准备先留在这儿帮他打理一段生意。
这位陆先生语调相当平静，可我却听得全身发抖，额头和手心都沁出汗出来。
我绝对没有想到我曾那般深爱的妻子会做出这样的事！当天我就请假登上南下的火车，在广州找到了那位刘老板。这位刘老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半秃头，看上去少说也有50岁了。我强忍着火开宗明义说明了我的身份，想不到他竟然一脸平静：是蕊小组自己自愿留下的，你要她回去，得看看她怎么想的啦。
我在一家宾馆见到蕊，她倒直截了当，告诉我说，她不愿再回北京了。我愤怒地问她：为什么？也许她从未见我发过火，这时有些害怕了，她怯怯说：“那日子太穷了，在那里我什么也没有”。
我不得不与那位老板进行了一场非常棘手的谈判。我威胁他说，我在广州政府部门有朋友，他要是不想找麻烦，就别再纠缠蕊。开始他还跟我打官腔，后来可能想到我也不大好惹，况且他能得到的便宜已经得到了，留下蕊只会损失一辆车，也就及时地打了退堂鼓。“谈判”之后，他便不再见到蕊。也停止供给她生活费，万般无奈之下，蕊不得不跟我回北京。
一路上她板着脸不跟我说话，回到北京她还是那样，板着脸不理睬我。
我知道蕊的身上已在发生着可怕的变化，这变化已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了质的改变。可是，我仍然下不了与她分手的决心，原因是复杂的，最主要的恐怕是我太在意我的过去，那青梅竹马的时光以及两家父母的交情，我劝说自己，权当是她的单纯使她错走了一步罢，原谅她这一次吧，但愿我的宽容能使她回头。
可是蕊还能回头吗？其实那时的她已沾染了不少女演员的共有的坏毛病，好像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跻身于上层社会，哪怕只做上层社会的附庸者。传统的道德在她看来不值分文，要有钱，要享受最奢侈的上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她多次走穴，其间也参加过一些电视剧的拍摄。凭心说，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也许，女演员的职业道路就是这样，她也是在试探，在闯荡，那条路上，我这个做丈夫的情感并不紧要。况且我又这样无能，不能挣大钱来供养她。蕊从我的心里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了。
1991年夏，蕊应邀到深圳拍电视剧，这应该说又是她的一次机遇，是她等待了许久，交了许多学费之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剧本不错，她所分担的角色也不错，如果她有上乘表演，再次走红是大有希望的。
她去了两个月，戏拍了一半就无心再干下去了。在深圳，她频繁地与人约会，大抖女演员的威风----这些我能想得到，那些腰中有钱又无道德约束的老板们如何竞相对她献殷勤，如何周末带她飞海南、溜香港、逛澳门‥‥总之最后是一位姓李的台湾商人包租了一套房间，住在里面的蕊，摇身一变，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李先生家住在台湾高雄，年过半百，在台湾早有老婆。蕊跟他也是因为他开的“价码”最高，许诺说，要送她一栋别墅和一辆高级车，还答应帮助她到台湾定居。
当然，这些情况是我后来才搞清楚的。
蕊在一切都作出了决定之后给我来一卦简短的信，提出了离婚。
我接到她的来信居然十分平静，哀莫大于心死，一切都是意料中的事，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飞到深圳与她作最后一次谈话。
我来到深圳那家大酒店，为了避免尴尬先给她的房间打电话，是蕊接的，她表示不愿见我。我还是乘电梯上去了，希望与她郑重谈一下，即使我同意离婚有些话我还是想当面说给她听。没想到她对我居然那是冷谈，她打电话叫来酒店的保安人员，说我来找她是为敲诈她的钱财。我实在是感到了愤怒和侮辱，我觉得她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叫钱财！
第二天中午，我约下那位台湾商人。他倒是没有退缩，我俩像西方电影中决斗的男人那样，都在摄影棚外等待着。蕊拍完戏走出来的时候，恰恰与我们站成个三角形。她左边右边看看我们，然后十分干脆地对我说：“我们完了，我们过不到一起，我要跟你离婚，今后我的事与你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说，可以，只要你慎重思考过，我完全同意。”她看了我一眼，显得轻松了些。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李先生始终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他什么也没有说。我准备告辞，犹豫了一下对蕊说：“你不觉得你对生活预支得太多了吗？还是好自为之吧”！这是我思考了许多要对她说的话，也是我飞来深圳要告诫她的唯一一句话。
那天深圳下了雨，我在淌雨的街道上一个人走了很久‥‥
（四）
回到北京我马上给蕊寄去了离婚协议书，这时候我才觉得了难过，一种由衷的难过，不是思念和悔恨，是为了我自己，我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然后嘱咐自己彻底忘记她，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
那时，我在北京的发展前景是不错的，我已经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我所撰写的文章经常在首都的各大报刊发表，并有一定的影响，北京一些社科研究部门也多次请我作过报告。但我还是决定离开北京，因为这个地方太让我感伤了，我的心情其实很坏，我用了很多自律的办法都没有从这个打击的阴影里挣扎出来。
当时，正好美国有一家研究机构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于是我来到了美国。旅美至今，已有四个年头，通过艰苦的努力，如今我已在美国一所有名的大学里做东方问题专业的研究员了。
时间真是个魔术师，它最能洗涤人的内心痛苦，蕊带给我的创伤已经淡泊了。去年，一位来自南京的比我小8岁的琼，走近了我的身边。琼远远没有蕊漂亮，但她有学识，是我所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非常地善解人意，她用女性的温柔缝合着我伤痕累累的心。我们决定回到我的家乡去举行婚礼。
1996年5月14日，我们抵达北京机场。想不到在北京逗留的那段日子里，我又听到了关于蕊的消息。在深圳，她与那个姓李的台湾商人同居了两年，李先生并未现他许下的诺言，一没给她买汽车，二没给她买别墅，倒是他自己的工厂越来越不景气。无奈，李先生把大陆鞋厂转他人经营，决定返回台湾，第三条他倒没有食言----在蕊的坚持下他把她带到了台湾。
蕊随着李先生到达台湾后，被安排在高雄市郊的一家简陋的旅馆。李先生给她“约法三章”：不许她给他家打电话，不许她外出走动，生活费由他按月支付。这与深圳已是远远无法同日而语了，可她在台湾举目无亲，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她只能忍气吞声。
半年后，李先生到香港发谋求发展，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公司，把蕊又带了过去。这回他应蕊的要求，给她办理了香港长期居留证。到1995年春节前后，李先生对她已失去了兴趣，提出分手，并摞给她5万港币作为分手费，他对她说：“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了，也算对得起你，我们没有法律关系，你是分不到我的财产的，如果你不要这笔钱，我可以收起来。”已经没有退路的蕊，又能怎么样呢？
据说，她用那笔钱，自己租了住所，也曾打算靠打工自谋生路。但她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苦-----这点我很了解，凭她的能力，很难独立闯荡。她也想打入香港影视圈，结果失望而归。她没有什么谋生手段，不会说萼语，当中文教师自己常写错别字。或许是没有办法吧，35岁的她找到一份在国人看来不好听的工作-----保姆。她在一对英国夫妇家带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蕊没有回过家，她的遭遇以及她现在的处境是一位经常往返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的。
这位朋友在香港海洋公园游览时，偶遇牵着一个外国男孩在此玩耍的蕊，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蕊的漂亮在朋友圈中是公认的，当年有人把她比作国色天香。可他所见到的蕊已变成一个地道的小妇人。也许是岁月的折磨吧，她脸上的皮肤已经松弛，眼睛四周出现了许多细小皱纹，腰也变得粗壮起来，昔日那双顾盼生辉的大眼睛已毫无生气。她原原本本地向这位朋友讲述了自己的境遇。说起过去，她是三分的叹息，七分的后悔。临分手时，她对那位朋友说，她不想再回来了，她希望过去的朋友忘掉她。
那天，我说不好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是很难过，很难过。唯一让我有些安慰的是，毕竟，她现在的生活比过去的现实多了，她终于学会了依靠自己来生存，这或许是她的新生活的一个转机。其实，人无论是干什么职业，只要他是自食其力的，他就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我不想再去责备蕊什么，谁也没有权力去轻视一个奋斗着要爬起来的人，尽管她是艰辛的。
作为昔日的爱人，今日同为四海飘泊的游子，我愿衷心的祝福她：蕊，把今后的路走好。
叶林
编者按：我们凄凉地向广大读者讲述这样一个辛酸而尴尬的故事：一位曾经在一部著名电视连续剧中担任一号配角的女演员，一位那么国色天姿、前程远大的女明星，在如今仍在演艺界乃至不少国人中对婚姻与金线的错误价值取向的支配下，屡次陷入感情与婚姻的泥潭，最终落得个红颜憔悴、星运失色、在香港当保姆的尴尬境地，与本文作者、这位昔日女明星的丈夫一样，我们不想再去责备她什么，也没有权力去轻视一个奋斗着要爬起来的人。但我们要说的是：人啊，一辈子要靠着自己艰苦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一）
我和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里我对她用了化名）的婚姻，是一份荣幸，还是一份衷伤，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回顾起来，这仿佛是一个过于漫长，又过于曲折的梦。
我家与蕊家是世交。我和她自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又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比我小2岁的蕊生得十分美丽，即使在我们所处的那座城市的漂亮女孩中也是很扎眼的。那是国家已恢复高考，学校对学生的功课抓得很紧，而蕊，或许自身条件太好了，她学习并不努力，有一次数学期中考试，为了给坐在我前面的她递条儿，我这个全校的尖子生竟被罚出考场外。这个小小的插曲后被演绎成一个才子佳人的早恋故事，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一连许多天，我和蕊都不敢在同学们面前搭一句话。
1978年底，16岁的蕊高中还未毕业便应征入伍了，她是作为文艺兵特招去上海的。临行前，她大胆地找到我说：“林子，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考到上海来吧”她的话给了我很大动力。我发奋读书，终于在她走后的第3年考入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学府。到了上海我才知道，这几年蕊在部队干得并不出色，仅仅为别人的演唱伴伴舞而已。我想，这可能与她中途辍学有一定关系，她以自己的漂亮作资本，凭空有许多的优越感也有不少幻想，这使她很难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想不到命运之神终于有一天降临到她头上。1983年初，一部根据著名古典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连续剧将要投入拍摄，剧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女演员，经过多方筛选后，蕊以其美貌和天生丽质被选中了。自此，蕊被借调北京，担任这部电视连续剧中的一号配角。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为蕊高兴，也深感自己必须进取。为此，我报考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那时我更勤奋，常常早上四点钟就起来读书。1984年，我的愿望实现了。来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蕊打电话，第一个周日，我又约她同爬香山。我们都陶醉于再次相逢的喜悦里。
那个电视剧的拍摄周期很长，前后经历了两三年时间。我们常常约会，但蕊不喜欢我去剧组找她，跟我约定，有时间她来校找我好了。那时我对影视界还很陌生，也不愿多打搅她。尽管这样，我们的感情仍然发展得无法收敛，就要喷发了。终于在一次约会分手之时，我郑重地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其实，当时说到结婚我们确实没有条件。我在读书，她是借调北京的，我住集体宿舍。她住剧组宿舍。我们在北京没有自己的住房。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脚步。1985年元旦，我和蕊终于拿到了大红结婚证书。当天晚上，我的研究生班的同学让出了那间3人合住的集体宿舍，我从食堂买了炒菜，至街上买了些酱肉火腿和一箱啤酒，请来我的导师和班里的同学，大家热闹了一番，我们的婚姻就算完成了。
蕊没有邀请她在剧组的朋友。我想可能是女孩的面子，担心这样寒酸的婚礼会使她在剧组里受到嘲笑吧。因此我并没有责怪她。婚后她又告诉我，我不能在她的朋友中公开我们的婚事。她说那样会影响她的演艺事业。那时我已隐隐觉得她有了些变化，但我对演艺界并不熟悉。我只是认为她说的也有道理，23岁的她理应拥有更美好的事业。
（二）
那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时，报纸上就开始了对该剧和参加演出的演员的宣传，蕊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她曾很得意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演员新秀陆续被其他电视导演看中，不断有某人某人被邀参加某部电视剧的消息传来，而蕊却被冷落了。
原因可能是多种的，但她强调的却是跟我的结婚，她说这绝对是个错误。
蕊的这种认识和焦灼的心情对我的家庭生活影响很大。她时时抱怨我，似乎是我在拉她后腿。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已成了“名人”，一方面又为下一步的等待而烦躁。劝解没有用，她也增长了所谓新星的脾气。
那一年，蕊的开销大得惊人。为了应付场面，为了参加种种活动，也为了开拓前程，她每月用于购买化妆品、买服装和请客吃饭的开支要花掉几千元。
而我们的实际收入是很低的，我那时还没有毕业，靠拿助学金生活，而蕊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她的开销对我来说，是个超负荷的巨大压力。
可她却不管这些，她重视的是已经撑起来的架子和面子。而我去“捞钱”的唯一本领就是拼命写稿，去拿稿费，这使我苦不堪言。
在此之前，我已经在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纪实文学，还写过散文和随笔。我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都比较关注，也写过探索性的文章。但这些文字的稿酬都是微薄的。绝对无法支付蕊的开支。于是为了蕊，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新的原则：什么题材好发，什么文章稿酬高就写什么稿子。说来惭愧，那时我每月至少要发表5万左右的平庸文字。我为街头小报写过文章，也写过凶杀故事和打擦边球的爱情小说。那些东西虽然用的都是化名。但在写作时心里仍很难受。
不幸的是，我的稿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蕊的花消的增长速度，尽管我已经非常努力了，家里仍常常处于拮据状态。
1987年，我取得了硕士学位。分配到北京一家部级研究机构工作。也是这一年，那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了，蕊又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对象，各种应酬也忽然增大了许多。
记得那是秋季的里的一天，蕊很晚才回到家里，神秘而兴奋地对我说，这几天某某导演正在为连续剧选女演员，演他的戏，一定能走红。她所说的这位导演我是知道的，我问她：你们见过？她说，还没有，不过，我已经约下了他，明天晚上在香港美食城吃饭。
她当时很可意，可我一听心里就发凉。几天前她刚刚请过另一位导演，我的口袋里已经空空，剩下的生活费聚到一起也不过500元，而在北京的香港美食城包一桌饭，少说也得1000元，这钱从哪儿来？
见我迟疑，蕊显得不耐烦，说，我已经约好人家，座位也订好了，能请到人家是很不容易的。我只好说，行，明天下午5点钟，我准时把钱送到你手里。
第二在，我请了一天假，接连跑了两家医院，共献血换来500元钱。从医院出来时，我觉得头晕脚软，老是恶头想吐。这是我第一次献血，又超过了常量，身体仿佛掏空了。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我的感受太复杂了，心情十分恶劣也十分委屈。我知道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里，我一介书生算不了什么，可我毕竟是研究生，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是很尊重，毕业不到一年时间里，我写出的几篇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可是我的妻子却并不看重这些，在她眼里，那些导演，明星才是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也许我并不应该怪她，毕竞，那是她的天地。
我把1000元钱送到蕊手里时，她连问都没问钱的来源，拿着就进去陪客人了。直到半夜，她才回来，钱花了，客请了，但她得到的答复却是等一等再说，等一等是什么意思?等一等就是意味着她的失败，用北京话说是是没戏。口袋里装满钞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认为别人的钱来得也都十分容易。我并不想责备那位导演，因为这类盲点是社会所共有的。
我脸色苍白，蕊看出来，这时她才问到那笔钱，她当时一副吃惊的样子，我忍不住先难过了，红了眼圈，决不是心疼我的那点了血，而是为一种耻辱！我觉得我的才华并不比某些导演低，而我却在用最宝贵的东西换取最廉价的东西，我真不知这是否值得。然而那天的蕊却令我感动，她的心情也不好，况且天已很晚了，她还是为我做了鸡蛋汤。夜里她偎在我身边哭了，哽咽地说，她想好了，今后再也不做了演员了。我知道这些情话，也是气话，她不去做演员还能去干什么？
以后，蕊脱下了军装，转业到北京一家文艺团体。她曾参加过几个剧组的摄制，都是做配角。那两年是蕊演艺生涯的低谷，也是我们婚姻生活最艰难的一段。
（三）
1989年，有人组织一班人马去广州走穴，蕊参加了这十几个人的队伍。半个月后，走穴的演员都回到北京，蕊却迟迟没有消息。我很担心，蕊既没来信也没打电话，她在广州又没有亲属，她能去哪里？我找到那个姓陆的组织者。
他显得很为难。我说，我是蕊的丈夫，蕊是跟你们走的，即使是她有什么事，你也应该对我讲一下啊！他犹豫了一会说，这事跟你讲一下也没有关系，反正这里边也没有我的什么责任。
他告诉我说，在他们演出间，广州有个姓刘的私营老板看上蕊了，一连几天，演出结束后他都要请蕊出去吃夜宵。后来，蕊就不和剧组的人一起住了，每天到了演出时间她才由那位企业老板开车送过来，演出结束后又坐他的车回去。他们这些人回北京之前，蕊坐着那位刘老板的车来给大家送行，她告诉大家说：我暂时不回北京了，刘老板要送我一辆车，我准备先留在这儿帮他打理一段生意。
这位陆先生语调相当平静，可我却听得全身发抖，额头和手心都沁出汗出来。
我绝对没有想到我曾那般深爱的妻子会做出这样的事！当天我就请假登上南下的火车，在广州找到了那位刘老板。这位刘老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半秃头，看上去少说也有50岁了。我强忍着火开宗明义说明了我的身份，想不到他竟然一脸平静：是蕊小组自己自愿留下的，你要她回去，得看看她怎么想的啦。
我在一家宾馆见到蕊，她倒直截了当，告诉我说，她不愿再回北京了。我愤怒地问她：为什么？也许她从未见我发过火，这时有些害怕了，她怯怯说：“那日子太穷了，在那里我什么也没有”。
我不得不与那位老板进行了一场非常棘手的谈判。我威胁他说，我在广州政府部门有朋友，他要是不想找麻烦，就别再纠缠蕊。开始他还跟我打官腔，后来可能想到我也不大好惹，况且他能得到的便宜已经得到了，留下蕊只会损失一辆车，也就及时地打了退堂鼓。“谈判”之后，他便不再见到蕊。也停止供给她生活费，万般无奈之下，蕊不得不跟我回北京。
一路上她板着脸不跟我说话，回到北京她还是那样，板着脸不理睬我。
我知道蕊的身上已在发生着可怕的变化，这变化已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了质的改变。可是，我仍然下不了与她分手的决心，原因是复杂的，最主要的恐怕是我太在意我的过去，那青梅竹马的时光以及两家父母的交情，我劝说自己，权当是她的单纯使她错走了一步罢，原谅她这一次吧，但愿我的宽容能使她回头。
可是蕊还能回头吗？其实那时的她已沾染了不少女演员的共有的坏毛病，好像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跻身于上层社会，哪怕只做上层社会的附庸者。传统的道德在她看来不值分文，要有钱，要享受最奢侈的上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她多次走穴，其间也参加过一些电视剧的拍摄。凭心说，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也许，女演员的职业道路就是这样，她也是在试探，在闯荡，那条路上，我这个做丈夫的情感并不紧要。况且我又这样无能，不能挣大钱来供养她。蕊从我的心里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了。
1991年夏，蕊应邀到深圳拍电视剧，这应该说又是她的一次机遇，是她等待了许久，交了许多学费之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剧本不错，她所分担的角色也不错，如果她有上乘表演，再次走红是大有希望的。
她去了两个月，戏拍了一半就无心再干下去了。在深圳，她频繁地与人约会，大抖女演员的威风----这些我能想得到，那些腰中有钱又无道德约束的老板们如何竞相对她献殷勤，如何周末带她飞海南、溜香港、逛澳门‥‥总之最后是一位姓李的台湾商人包租了一套房间，住在里面的蕊，摇身一变，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李先生家住在台湾高雄，年过半百，在台湾早有老婆。蕊跟他也是因为他开的“价码”最高，许诺说，要送她一栋别墅和一辆高级车，还答应帮助她到台湾定居。
当然，这些情况是我后来才搞清楚的。
蕊在一切都作出了决定之后给我来一卦简短的信，提出了离婚。
我接到她的来信居然十分平静，哀莫大于心死，一切都是意料中的事，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飞到深圳与她作最后一次谈话。
我来到深圳那家大酒店，为了避免尴尬先给她的房间打电话，是蕊接的，她表示不愿见我。我还是乘电梯上去了，希望与她郑重谈一下，即使我同意离婚有些话我还是想当面说给她听。没想到她对我居然那是冷谈，她打电话叫来酒店的保安人员，说我来找她是为敲诈她的钱财。我实在是感到了愤怒和侮辱，我觉得她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叫钱财！
第二天中午，我约下那位台湾商人。他倒是没有退缩，我俩像西方电影中决斗的男人那样，都在摄影棚外等待着。蕊拍完戏走出来的时候，恰恰与我们站成个三角形。她左边右边看看我们，然后十分干脆地对我说：“我们完了，我们过不到一起，我要跟你离婚，今后我的事与你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说，可以，只要你慎重思考过，我完全同意。”她看了我一眼，显得轻松了些。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李先生始终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他什么也没有说。我准备告辞，犹豫了一下对蕊说：“你不觉得你对生活预支得太多了吗？还是好自为之吧”！这是我思考了许多要对她说的话，也是我飞来深圳要告诫她的唯一一句话。
那天深圳下了雨，我在淌雨的街道上一个人走了很久‥‥
（四）
回到北京我马上给蕊寄去了离婚协议书，这时候我才觉得了难过，一种由衷的难过，不是思念和悔恨，是为了我自己，我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然后嘱咐自己彻底忘记她，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
那时，我在北京的发展前景是不错的，我已经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我所撰写的文章经常在首都的各大报刊发表，并有一定的影响，北京一些社科研究部门也多次请我作过报告。但我还是决定离开北京，因为这个地方太让我感伤了，我的心情其实很坏，我用了很多自律的办法都没有从这个打击的阴影里挣扎出来。
当时，正好美国有一家研究机构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于是我来到了美国。旅美至今，已有四个年头，通过艰苦的努力，如今我已在美国一所有名的大学里做东方问题专业的研究员了。
时间真是个魔术师，它最能洗涤人的内心痛苦，蕊带给我的创伤已经淡泊了。去年，一位来自南京的比我小8岁的琼，走近了我的身边。琼远远没有蕊漂亮，但她有学识，是我所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非常地善解人意，她用女性的温柔缝合着我伤痕累累的心。我们决定回到我的家乡去举行婚礼。
1996年5月14日，我们抵达北京机场。想不到在北京逗留的那段日子里，我又听到了关于蕊的消息。在深圳，她与那个姓李的台湾商人同居了两年，李先生并未现他许下的诺言，一没给她买汽车，二没给她买别墅，倒是他自己的工厂越来越不景气。无奈，李先生把大陆鞋厂转他人经营，决定返回台湾，第三条他倒没有食言----在蕊的坚持下他把她带到了台湾。
蕊随着李先生到达台湾后，被安排在高雄市郊的一家简陋的旅馆。李先生给她“约法三章”：不许她给他家打电话，不许她外出走动，生活费由他按月支付。这与深圳已是远远无法同日而语了，可她在台湾举目无亲，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她只能忍气吞声。
半年后，李先生到香港发谋求发展，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公司，把蕊又带了过去。这回他应蕊的要求，给她办理了香港长期居留证。到1995年春节前后，李先生对她已失去了兴趣，提出分手，并摞给她5万港币作为分手费，他对她说：“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了，也算对得起你，我们没有法律关系，你是分不到我的财产的，如果你不要这笔钱，我可以收起来。”已经没有退路的蕊，又能怎么样呢？
据说，她用那笔钱，自己租了住所，也曾打算靠打工自谋生路。但她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苦-----这点我很了解，凭她的能力，很难独立闯荡。她也想打入香港影视圈，结果失望而归。她没有什么谋生手段，不会说萼语，当中文教师自己常写错别字。或许是没有办法吧，35岁的她找到一份在国人看来不好听的工作-----保姆。她在一对英国夫妇家带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蕊没有回过家，她的遭遇以及她现在的处境是一位经常往返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的。
这位朋友在香港海洋公园游览时，偶遇牵着一个外国男孩在此玩耍的蕊，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蕊的漂亮在朋友圈中是公认的，当年有人把她比作国色天香。可他所见到的蕊已变成一个地道的小妇人。也许是岁月的折磨吧，她脸上的皮肤已经松弛，眼睛四周出现了许多细小皱纹，腰也变得粗壮起来，昔日那双顾盼生辉的大眼睛已毫无生气。她原原本本地向这位朋友讲述了自己的境遇。说起过去，她是三分的叹息，七分的后悔。临分手时，她对那位朋友说，她不想再回来了，她希望过去的朋友忘掉她。
那天，我说不好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是很难过，很难过。唯一让我有些安慰的是，毕竟，她现在的生活比过去的现实多了，她终于学会了依靠自己来生存，这或许是她的新生活的一个转机。其实，人无论是干什么职业，只要他是自食其力的，他就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我不想再去责备蕊什么，谁也没有权力去轻视一个奋斗着要爬起来的人，尽管她是艰辛的。
作为昔日的爱人，今日同为四海飘泊的游子，我愿衷心的祝福她：蕊，把今后的路走好。
还有，知音这本杂志本来就不靠谱。
是在加拿大。
希望她把今后的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