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灭》（二）

（二） 座落在上海西区海格路（今华山路）距交通大学左向两里处的俞家大宅，深入在一条环围着许多旧 式黑瓦青砖平房的弄堂中间，是三十年代初期俞家老先生从南京财政部退休返沪后自建的西式洋房。它占地数亩，有围墙铁门，草地庭院，与周围井院式旧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海格路后段一带越来越多的洋房楼房联片成群，这幢洋房，在极能接受和容忍新事新物的上海市民的眼中也就不以为忤为怪 了。相反的，因为俞家大宅，主仆老少，都对邻人客气有礼，殷勤周到，所以四周的土著居民，对之倒 也觉得颇为亲近；更况，俞家的大铁门，在天黑之前，多年来始终是敞开的，也并不豢有守宅吠人的恶 犬。 俞佐伯的祖父，（在晚清）虽然毕生只有举人功名，但文望诗声却远播大江南北，赫在当代名士之列。他曾入幕李鸿章吴长庆府中，为这些位居中堂、军机的大儒重臣出谋献策，与他们诗词唱和，并代笔奏章文书乃至私人信件。他与张季直是交情至笃的密友，与袁世凯也有不浅的私谊。他的次子，即宅主俞老先生，精通俄文，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开过课，后随同颜惠庆氏驻节俄国多年，最后任职财政部，掌持盐务总署，直至胃疾吐血，以五十岁的年龄告老，数年后殁于上海。他的发妻，俞佐伯的生母，则早于其夫而亡。 上文俞佐伯与俞懿君兄妹在汽车里谈到的“大妈”，是俞老先生长兄的遗孀。这位长兄二十四岁英年 早逝，未有儿女；遗下妻室茅氏，出身没落世家，虽无丰厚嫁资，但极受公婆宠爱。两老去世之后，俞老先生执“长嫂为母”之礼始终将她奉养在家，并把自己的长子嗣寄于她名下，作为她的儿子。及至俞老太太和俞老先生过世，俞佐伯当家，这位“大妈”，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俞家一言九鼎的最高长辈。 这位“大妈”，在俞家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并不纯粹由于宗亲伦理，主要的是她的人格力量 所致。她自幼在父亲的教养下饱读诗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刺绣女红虽不能说样样精通，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五四运动之后，她也常看报刊杂志和新文学书籍翻译小说；她的公公，俞老举人，对这些是不予禁阻的。现今的青年男女，极少知道也极少相信，他们的祖先，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在七、八十年前的遥远过往世代，曾经有过怎么样难能可贵的思想启蒙和观念突破。老举人生性十分严肃，小辈在他面前不敢有半点失态，但他内心慈厚，不忍以旧规俗矩扼杀年轻人的天性。长子夭折，老人郑重考虑年仅二十一岁的长媳的漫长未来生活。最后他让婆母出面对媳妇宣布：愿意让她改姓归宗，认作嗣女，日后择个合适人家，陪以妆奁，嫁送出去。媳妇茅氏要求守丧三年，服满之后在再作决定。三年转眼过去，茅氏答覆公婆：“俞家就是我的家。姓茅姓俞一个样，无所谓。离开俞家我就真正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了。我不愿再嫁。我不可能有更好的归宿了。”公婆虑及她这种表态可能出自年少气盛的一种贞烈感，允许她任何时候都可改变主意。事实上，她从来没有改变主意。佐伯及众儿女长大之后，她曾多次解释她当年的决定。“......寡妇再嫁，怎么可能比初嫁更称心？人生在世，我想最可贵的不是饮食男女 ，而是骨肉真情。我怎么舍得丢开疼我爱我敬我的一家老少，跟一个陌生男人去过日子？” 茅氏是一个思路明晰，情绪稳定，天性单纯，达观开朗的人。在俞家，她从不恃宠骄横，常常愿意 下厨帮忙，做些粗活。因为她本不是养尊处优、弱不禁风的闺阁小姐，而且体力也好。她信佛念经，却 不严格茹素，一切随意随缘而已。她对公婆极孝，是出于天籁的真实感情，而不是从礼行仪的矫情做作。她对钱财毫不在意，常常到手就施赠出去。在阿叔、弟媳在世之日，她对家中大局从不参与主张，在成了一家之长之后，仍然一切悉听佐伯的安排，绝不让他为难或者窘迫。在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的时候，她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在涉及权力和私利的时候，她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局外之人。她的弟媳，佐伯的母亲，虽然度量不广，但对大嫂，可是没有半点怨尤和不快的；特别是在丈夫面前，她根本没有开口贬议大嫂的余地。在俞家，三代当家人的有情有义的原则立场和至情至理的坚决态度，加上茅氏本人的美好天性，几十年下来，她渐渐成为一家大小的敬爱对象和温暖之源。 大妈经历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各种各样的动荡，她都在巨室富家及长辈的荫庇下，虽然多 次迁徙，却也安然度过。唯独抗战后期，日军进入租界，佐伯及二女婿程忘言投身抗敌地下工作常常离开上海，她以花甲老媪之身，站到了卫护家庭的前沿。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深夜，防空警报响起；不久，大铁门哗啦啦打开，顿时惊醒了沉寂的 村里，几声邻家的狗叫，尤为使人胆战心惊。一家老小匆匆披衣起床，围到大妈房中。 “把电灯统统关掉。点几支蜡烛来。快去检查窗户，把窗廉遮严。是灯光把日本人惹来了。” 过了一会，喀嚓喀嚓的皮靴声响。日军巡查小队穿过庭院，来到阶前。 前厅大门打开，厨子老周手擎一支蜡烛，迎进了一队约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 为首的一个矮个子日军，瘦削的长脸，戴着一副眼镜；旁边站着一个穿黑大衣的中年华人译 员。 大门关上后，门廊里鸦雀无声。 日本军士东张西望，惊讶于大宅的堂皇肃穆，无人敢出声和乱动 。 译员问：“男主人呢？” “不在。”大妈说。 “他是谁？”指向老周。 “烧饭师傅。” 军官和译员定定地瞅着老周。怎么看他也是一个十足的仆人。 “当家人呢？” “我是个老寡妇。儿子在外面做生意。丝茶生意。很久没有回家了。” 戴眼镜的军官对译员说了几句。译员对大妈说，“要进屋查看一下。” 大妈拦在门廊里。“查什么？” “闪开！”译员厉声说。 大妈望他一眼，闪开了。 十来个穿着厚大衣的日本军人推推拥拥地进入屋内。 突然，一个士兵的长枪托柄无意中一甩，把走道边一个香案上的一尊彩瓷佛象和一瓶鲜花并 倒了。 “匡啷！”一声巨响，在沉寂中分外清脆刺耳。 佛象和花瓶滚落在硬木打蜡地板上，狼籍粉碎，水流满地。 “啊呀呀！不得了！罪过啊！罪过！”大妈猝然一声尖利的惊叫，令所有的人心惊肉跳。 矮个子军官拧亮手电，照了照香案和地上的破碎佛象花瓶，他似乎猛然一惊。 “罪过啊！罪过！”大妈屈膝跪地，大声哭叫。 军官转身对着肇祸的士兵狠狠骂了一通。那士兵立刻不声不响地低头走出屋去。 军官对着大妈，语气温和地说了几句。 译员说：“队长先生说，损坏菩萨，感到有罪。” 大妈并不接口，只是不停地朝着神龛揖拜，口中念念有词。过了好久，她缓缓站起，说：“我们 多烧香，多念经，多赎罪，少作孽；无心之过，菩萨慈悲，不会加罪。” 译员把大妈的话译告了队长。队长的脸色更和气了。他转身朝着一队士兵说了几句，士兵们即刻 立正。 大妈接过老周手里的蜡烛。译员挥一下手，示意让她带路。 那队士兵站在原地，没有尾随进去。 进入客厅，译员先查看窗廉，把它们一一拉好，遮严。“灯火管制。知道吗？”他对大妈说，“屋 子里的灯要全部关灭。以后再发觉这里有亮光，麻烦就大了。” “是，是，”大妈一边点头一边说。 他们又走进书斋。书斋里并未开灯，也没点蜡烛。军官打开手电，审视四周，最后，手电光束扫 过沿壁满橱满架的线装古书和各种图书。他回头问了一句。 “你儿子究竟是干什么行当的？” “做生意。”大妈说，“女婿是教书先生。” 军官听后，点了点头。忽然，他把手电照在书架上的一排书上，同时，兴奋地“几哩呱啦”大声说 了一大串话。 “你们有日本书。”译员告诉大妈。“队长来劲了。” “是我儿子和女婿的书，”大妈说。 书架上的这一长排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菊池宽、有岛武郎、谷畸润一郎、厨川白 村、小泉八云等等的许多原版作品以及它们的中文译本。“老夫人也知道这些书？”军官通过译员问。 “我只会看中文。”大妈说。 军官抽出一本小泉八云的著作，把封面示向大妈，指指作者姓名。“这个......知道？” “他是英国人。起了这个日本名字。对不对？我女婿说的。” 军官哈哈大笑，频频点头，把书放回原处，又“几哩呱啦”说了一大通。 “队长先生说他本人是学文学的，入伍前当书局编辑。他很高兴知道中国有许多人了解日本文学， 翻译日本文学。” “有一本谷畸润一郎的《杀艳》我倒读过。”大妈又说。 队长听了译员的转译，更高兴了。他又说了一番话。 “队长说，中国不愧是文明古国。连老夫人都这么有学问。” “啊哟，不敢当的，”大妈说，“我不过是偷空看闲书罢了。” 又聊了几句后，队长对大妈鞠了一躬，转身带队退去。 译员走过大妈身边时悄悄对她说，“老太太，你真有本事，我很佩服你。” “我倒不佩服你。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做日本人的跟屁虫，将来有什么脸再做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全家的人，包括老周和仆妇，都已吓得汗流浃背。因为这天凌晨，从安徽山 区化妆潜入上海的邱仁杰（俞佐伯与二女婿程忘言的儿时同窗）摸黑前来敲门。俞家二小姐俞静君起床接待，在客厅里一边招呼吃饭一边聊着，心中十分踟蹰。这邱仁杰，静君是极为熟识的；但此时本住俞家的邱妻范玉屏，已带着孩子转移到乡下去了；近期日军盘查太紧，仁杰又是新四军那边的人，万一出事，干系极大。不久大妈闻声叫人来问，静君进大妈房间，大妈说，“没有闭门不纳的道理。让他住在三楼老五隔壁那个小房间里吧。那里有个老虎天窗，逃也容易。” 事后，大妈吩咐把家中所有的日文书籍都拣出来，专置于一个玻璃门书橱，摆放在门厅的一侧， 直到抗战胜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