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不变— 他小妻子16岁

 

原创 徐敏 青衣仙子 2021-12-02 16:26

© 徐敏｜文

 

陆征祥

 

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物常常混淆，一个叫陆征祥，一个叫陆宗舆。陆宗舆是卖国贼，1919年的“五四运动”，陆宗舆和章宗祥、曹汝霖三人因卖国行为受到民众唾弃。陆宗舆的老家浙江海宁，更是群情激愤，商界、农会、教育界以家乡出此卖国贼为奇耻大辱，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了陆宗舆的乡籍，并通电天下。如此一来，陆宗舆便成了没有乡籍的野人，对于稍有脸皮者，这绝对是无法承受的屈辱。这还不算，家乡人还勒石三块，分立三处，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确保其遗臭万年。

而同样身为外交官的陆征祥，却因其耿耿铁骨，流芳后世。在他担任外长期间，国际形势险恶，国内政局动荡，政府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从而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给处于弱国外交的中国争取到了较多权利。盖棺论定，陆征祥居功最大。

晚年他隐居于比利时圣安德鲁隐修院，从外交领域转入布道传教。二战结束，为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圣安德鲁隐修院名誉院长。此时的陆征祥，即便已经皈依天主，仍时时牵挂自己的祖国。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的一生评价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此时他已无力说话，只能伸出三根手指。南文瞬间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陆征祥疲倦地笑了。

150年前的1871年，陆征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8岁时，母亲病逝，开明务实的父亲不希望儿子走科举仕途之路，主动承担起了儿子的启蒙教育。13岁时陆征祥考入了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主修法文，在同学中他年纪最小，却成绩居前。21岁毕业，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北京同文馆深造，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23岁即被任命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四等秘书兼翻译。

 

由于他外文出色，深得公使许景澄赏识。在许景纯的教诲下，陆征祥很快成为了熟悉外交礼仪，了解国际公法，精通条约的外交人才，几年后陆征祥升迁为二等参赞。

1899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次舞会上，陆征祥认识了培德小姐。两人一见面就互生情愫，暗生欢喜。培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比利时的高级官员，培德出身名门，举止娴雅，气质高贵。但此时的培德已经44岁，而陆征祥仅仅28岁，两个年龄差距很大的男女，第一次见面便怦然心动，都看上了对方，只能说是天意。在接下来的交往中，两人情感日密，决意相伴终生。

对于这桩婚姻，亲朋好友都不看好，认为存在宗教、年龄、国籍三大鸿沟，将来免不了悲剧结局。然而两人后来27年的婚姻生活，却极其美满，彼此恩爱，毫无隔阂。尤其是陆征祥，对培德夫人更是敬爱有加，终其一生痴心不变。

1906年，35岁的陆征祥升任驻荷兰公使。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陆征祥的履新使他成为中国驻荷兰使馆的第一任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奉命赴俄出任特使，后转任驻俄公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

这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帝退位，清朝驻外使馆面临人员更换。驻俄使馆是第一个改组对象，但陆征祥却迟迟没有收到新政府的公使任命书。正在观望之际，国内却频频来电，催促他回国出任外交总长。

原来，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指派唐绍仪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组阁时，首先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陆征祥。陆征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是他多年来担任驻外使团的工作，熟悉外交事务。由他来组建外交部，再合适不过。

面对邀请，陆征祥感到责任重大，一再推辞，后来连总统袁世凯也出面发电力邀，陆征祥见推辞不掉，这才应承下来。启程回国前，陆征祥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外交部次长应精通英语；二、我不向其他部门推荐人，其他部门也不得向我推荐人；三、外交部人事别人不能干涉。袁世凯对此点头应允，陆征祥这才动身回国，出任政府总理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走马上任后，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并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了相应的组织法，制定了现代版的《外交部官则》。

新成立的外交部，地址在原来的总理衙门。这地方下水道淤塞，每逢下雨，门前积水很深，官员上下班要靠衙役背进背出。陆征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总务厅将门前的下水道疏通。第二件事，便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务，由他亲自考察后重新任命，不合格者一律淘汰，包括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裁撤之列。部里原有一个姓余的厨师，曾深得慈禧之宠，就连李鸿章也要惧他几分。李鸿章有一次想用西宴招待外宾，余大厨不干，李鸿章只好作罢。

非但如此，余大厨还向当时的外务总理施压，让自己的儿子担任了部里的秘书。新部长上任后，余大厨以为陆征祥不会不买他的账，等他发现陆部长果然铁面无私，这才慌了神，赶忙私下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征祥家，却被拒之门外。余大厨被革职一事令人拍手称快，就连西班牙等国的报纸也当新闻刊出。

当时政府下属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上任伊始，便对外交部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照此办。”陆征祥以身示范，扭转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散漫作风，使外交部率先呈现出一种崭新气象。

由唐绍仪负责的内阁，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仅存在了三个月，唐绍仪便愤而辞职。由陆征祥短暂出任国务总理，不久也辞职，仍担任外长。此后，内阁数次更迭，政府像走马灯一样变换，陆征祥也数次入阁复又出阁，几度沉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为争夺霸权，在欧洲战场激战尤酣，无暇东顾。善于窥测时机的日本，发现此时正是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于是站在英国一边，向德国宣战，并迅速出兵占据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政府两次照会日本，要求日军撤离。日本对此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并进一步扩大其在华权益。

“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非常苛刻，如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中国警察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从向日本采购等等。如果签订的话，将导致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面对日本的强势逼迫，袁世凯无法强硬拒绝，只能寄希望于谈判时据理力争。为此，袁世凯紧急召命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出山，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

陆征祥临危受命，采用拖延战术与日本人周旋，对条款中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全力争取。同时，他还把条约的内容有意泄露出去，让英美国家对日本施压，迫使日本放弃了最凶恶的第5号条款。

面对中国政府的软拖硬抗，日本恼羞成怒，发出最后通牒，限1915年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并派军舰杨威渤海，增加山东、奉天兵力，关东戒严，下令召回日本侨民，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大战姿态。袁世凯政府无力抗争，只好被迫同意，压制陆征祥出面签约。

1915年5月9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其实最后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只接受了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已尽可能减小到了最低程度。

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日本内阁也因为此次交涉未达成既定目标，外相加藤高明被迫下野以示负责。

但无论怎样，条约的签订，都或多或少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所以当条约签订的消息公之于众后，国人极度愤慨，执行签字的陆征祥替袁世凯背锅，也被痛骂为卖国贼。对此，身负历史恶名的陆征祥极度自责，后来多次向国人忏悔。好在当时的舆论，矛头并未过多指向陆征祥，因为民众也理解，陆征祥被迫签署和约，是被袁世凯等人硬推出来的。

此后，深感自责的陆征祥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他认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才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但袁世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邀请陆征祥出任外长，陆征祥提出，如中国对德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宁肯闲居在家也不出任外长。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外交总长。

 

一战期间，中国向欧洲战场派遣了十多万华工，替协约国从事危险的前线土工作业和军火运输，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获胜。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获得了战胜国地位，被邀请参加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为成员的代表团，前往巴黎赴会。

作为团长，陆征祥对此次和会充满了希望，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将会获得一定的利益，极有可能收回战败国的德国此前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巴黎和会最终成了一场分赃会议，所谓的和会只不过是西方列强的一场利益分割。

作为战胜国，中国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就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也没能收回，反而被列强转送给了日本。尽管中国代表团多次据理力争，仍不被理睬。这让陆征祥大失所望，自己报以期望的巴黎和会，竟然不过是一场骗局，如果默认这样的结局，他和代表团将永远背负卖国的罪名！

为改变这一局面，代表团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毫无成效。而国内政府却在不断向代表团施加压力，要代表团签署和约。但代表团明白，一旦签署和约，就等同于拱手出卖自己的权益，中国在一战中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将付之东流。

最终，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顶住了北洋政府的压力，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向与会国代表表达中国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也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不签字，不卖国。最终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应运而生。

1920年1月，陆征祥回到北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待遇。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丁家立报告华盛顿：陆征祥从上海到北京，沿途受到热烈欢迎，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巴黎和会采取的方针，赢得了人民支持。他拒绝回任外交总长，政府面临日本压力要谈判山东问题，但全国反对谈判。北京聚集了一两千名学生持旗欢迎陆氏，表达对他与日本抗争的支持。对陆氏的支持，为近代中国公仆之史无前例者，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本国事物利益之觉醒。

长期的外交生涯，令陆征祥身心俱疲，尤其是签订“二十一条”的心魔，让他无法解脱。此时，64岁的妻子培德，身体已经出现状况，陆征祥觉得自己应该在工作之暇，多陪陪妻子。培德嫁给陆征祥时已经44岁，两人婚后一直没有子女。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陆征祥承受过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培德都毫无怨言地与丈夫分担。

最初，陆征祥担任驻外公使，培德协助他与各国外交官联络周旋。陆征祥返回国内，培德便恪守中国礼俗足不出户，不入社交圈子。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曾任命培德为总统府礼官处女礼官长，负责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培德这才出头露面。因为她熟悉国际礼节，兼通中、英、法、俄、比多国语言，所以工作相当称职，获得了各国使节夫人的赞颂。后来，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二十一条》，而被国人指责，所以毅然辞职。

巴黎和会后，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职务，转而在国外担任公使，培德一直相随在丈夫身边。1926年，71岁的培德身患重病，弥留之际，她给陆征祥留下一封遗嘱，信中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有一件事我认为最不光彩（指签订《二十一条》）。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我从前读书的学院的教堂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

陆征祥读到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1926年4月，培德在瑞士去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的陆征祥，立即辞去公职为夫人守丧。第二年，陆征祥护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便从此结束了红尘生活。1927年7月，陆征祥进入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三个月后，陆征祥经过更衣礼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又接受终身愿礼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神父。

陆征祥在比利时修道院期间，并未忘记自己的祖国。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征祥创办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情况。并用笔名“木兰”写作，向欧洲各界民众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呼吁欧洲人不要买日本生产的玩具，因为日本人会用外汇制造枪炮屠杀中国的孩子。

有些人不理解陆征祥的做法，说你都出家了，还管这么多干什么？陆征祥回应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我尽一个中国人的微薄之力，为祖国而战。中国抗日，不光是为了中国，也为了全世界。中国要是亡了，欧洲还能独存吗？”

二战开始后，德国入侵比利时，把修道院变成了军营，包括陆征祥在内的所有修道士都被赶出了修道院。

此时，陆征祥已经70高龄，他不顾年迈，在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揭露纳粹的罪行。德国盖世太保盯上了陆征祥，警告他不要再散布不利于德国的言论。陆征祥拒绝接受，仍继续谴责纳粹，盖世太保恼羞成怒，准备逮捕陆征祥，送他去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亏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曾在中国国民政府担任军事总顾问）出面搭救，才让陆征祥躲过一劫。

1944年，盟军解放了比利时，陆征祥这才回到了修道院。

鉴于陆征祥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陆征祥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两名中国记者采访了74岁的陆征祥。陆征祥公开向全体中国人道歉，他说：“我当年签订《二十一条》，虽是被迫，也是罪人，现在日本战败了，中国收回了主权，我极为高兴。”

又过了4年，78岁的陆征祥病势沉重。修道院主教特地去病榻前看望陆征祥，他知道陆征祥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由衷地说：“你的祖国占了你一半的心。”陆征祥摇了摇头，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缓缓地伸出三个手指头。主教感慨地说：“我说少了，你的祖国在你心中占到了四分之三还要多。”

1949年1月15日，正值国共内战厮杀之际，78岁的陆征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想到处于战乱中的祖国，他用力说出了两个字——“中国”！

 

参考资料：

1、剑指苍穹《陆征祥：弱国无外交，签署《21条》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

2、《陆宗舆与陆征祥，一位卖国求荣，一位拒签巴黎和约，切要辨清》

3、百度百科《陆征祥》

4、历史客栈《他被骂成汉奸、卖国贼，但他做的这些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