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章来源: 打喷嚏 于 2010-05-18 00:59:52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近日，一封标题为“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滕飛”的投诉信件出现在北京海淀区群众事务呼叫中心网站。投诉称，网上风传的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滕飛的历史言论，“是唯心主义的、更是反动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历史”，“他的行为是否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作为一个党员，是否没有起码的党性？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尽快给予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海淀区教委随后答复称，学校相关领导已对袁滕飛进行“警诫谈话，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要求其今后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他部门的授课活动”。而在投诉网页上，当初的举报人留下的满意度评定是“非常满意”。
在我看来，此种举报相当龌龊。砍人是试图用暴力消灭对手的肉体，举报则是试图用暴力消灭对手的思想，二者同样野蛮而愚蠢，只能显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向公安局举报弄死你”的狭隘。
举报信的标题是“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滕飛”，这很有意思。在讨论袁滕飛是否应该被管，以及如何被管之前，先得厘清他的身份。时评者魏英杰曾说袁滕飛“把小说当历史，把讲坛当学术，把课案当作品，乱得一塌糊涂”，直觉很好，抓到了袁滕飛本来的与外界赋予的身份之间的矛盾，不过没有深入。在我看来，袁滕飛是一个口才很好的说书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中学教师，但他不是学者，也非作家，由于其谈论历史的广度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深度却只有一厘米，因此也不能算是思想者。
袁滕飛能不能被管？当然能。就其中学教师身份而言，管约他的当是行业规范及个人职业精神。所谓行业规范，并非校领导等的谈话，或马列主义史学的教条，而是为业内公认的标准，比如认真教学，不迟到早退，不在课上课后猥亵女生等。至于其历史观点，不在行业规范之列；所谓职业精神，并非要他掐灭自己在历史领域的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出于职业精神，他正要坚持此种自由言论，只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对历史真正充满温情与敬意，而非轻佻与傲慢。就其说书人及业余历史作者身份而言，管约他的只有商业（而非出版管制）范畴的法律、读者用钞票投票的市场机制以及个人诚信道德，而不是“政治正确”挂帅的剪刀手爱中华的权威。
“沙门不敬王者”，师门亦然。师者无需敬王者，教育机构不应沦为政治宣传的附属，这当是共识。袁滕飛之被“管”，却再次证明，在当今中国的教育机构，独立思想既是稀缺品，也是危险品。如今，人们往往只哀叹大学独立精神之陨落，却不肯想想，如果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都无法逃脱被意识形态管控以及参与意识形态管控的命运，大学何以能够独善其身？
当说，在信息流动日趋自由的社会，影视中历史题材的尺度渐渐放宽，即是一例。但课堂上的历史教育，却仍数十年不变地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制服，紧紧束缚。这耐人寻味。在现代社会，娱乐可能达到较宽松的尺度，一旦触及意识形态核心之一的全民教育，之前那轻松自在的休闲服，立刻就变成中世纪的刑具铁处女。
说回来，袁滕飛之“被管”，表面上是因为他惹怒了一小撮愤青，实质上却是因为他触动了一元历史的容忍底线。袁滕飛是应中国目前巨大的野史需求而生。所谓野史，未必是秽史，它不一定严谨，却锋芒毕露，不一定专业，却新鲜脱跳，恰好能让长期为一元历史禁锢的人群大口呼吸。更重要的是，野史及野论，往往较正史及正论更有血肉。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袁滕飛之被热烈追捧，正是因为其不摆教授架子的野史野论，满足了人们对“政治不正确”历史的需求。
袁滕飛的价值，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叙述或判断的可能。即使叙述硬伤累累，即使思考或流于另一种标语口号，但这种“可能”，已经构成了对历史教学的挑战。就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袁滕飛是一个启蒙者。在跟随袁滕飛进入野史脱口秀的过程中，人们得到“颠覆客观”的快感，进而形成狂欢。
不止自然科学有民科，社会科学也有。袁滕飛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民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同时称他作启蒙者。袁滕飛当然是启蒙者，哪怕是靠大嘴讲学的方式，只要触发他人思考，激起他人去了解“政治正确”背后东西的兴趣，即是启蒙。启蒙没有多伟大，启蒙某种程度上被神化了。启蒙就需要袁滕飛这样的民科。当年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不少五四启蒙者，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上的造诣，同样民科。
作为启蒙者的袁滕飛，有自由言论权，但没有批评豁免权。袁滕飛面对的批评，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是“揭批袁滕飛历史言论的反动本质”一类的帖子，在网上四处可见。借用张五常的一段话，这类愤青，“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对愤青们的怒骂，袁滕飛大可无视。
第二种是出于嫉妒心理的各种批评（商业竞争对手的批评也勉强可归入此类）。嫉妒不一定是不能容忍别人比我强，有时却是不能容忍别人的运气比我强。“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对嫉妒者的醋言，袁滕飛大可漠视。
第三种是出于史学洁癖的学术批评。虽然其措辞和论点不无书呆子气，也常带着令人不快的学识优越感，但其内蕴的尊重史实之专业精神，仍有相当价值。对这种批评，袁滕飛应当正视。袁滕飛轻考据而重清谈，因此其书其说常多硬伤，甚至闹出方孝孺是朱棣谋士的大笑话。如果一个历史工作者——历史教学者当然也是一种历史工作者——长期无视其叙事精确度，那么就很难摆脱妄人之嫌。当然，考据也没有多了不起，它只是一种工具，考据之于史学工作者，恰如犁之于传统社会中的农夫，后者固然也可以赤手空拳去干，但毕竟没有犁好使。
剩下还有一种批评，是不公开的，内部的，那就是粗鲁而僭越的行政批评。前三种批评基本限于话语，个别毛左可能会诉诸板砖，不过威胁不大；最后一种则不限于话语，威胁也最大，不止袁滕飛要当心，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警惕。
“礼失求诸野”。官方历史的吸引力与公信力既接近破产，民间讲史者如袁滕飛等自然崛起。奥威尔曾说，“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历史”。但在纵使割断海底光缆也不可能控制所有信息的当代世界，控制历史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控制的历史，也许可以轻易战胜已经过去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控制。
袁滕飛的公开信：我会平静面对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骂我，不管你们是真的恨我还是有组织的诋毁，但在不骂人汉奸不过瘾的当下，我并不感到意外。令人沮丧的是，你们都上当了，那不过是小人们一次算计精准的商业勾当。无论是愤青还是权力，都成了一场利益争夺的前台木偶。
我声明：我并不期待你们公正的对待，不论是开除，拘禁，还是喝咖啡，躲猫猫，我都会平静面对。因为在这个拆迁队横行，地沟油泛滥的地方，你们什么事干不出来?l 历史将证明，对我的任何攻击报复，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光彩。你们不过是又一次的重复了过去的野蛮和愚蠢，我预先宽恕你们。
凭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我知道，平反昭雪，指日可待！我不止一次的告诉我的学生：冤，忍着吧！你比岳飞还冤吗？这就是我的回答。正道是：满街假大空，天天粉太平。我本教书人，无意惹权柄。天生真性情，反被小人用。宁做大嘴巴，不当马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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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封标题为“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滕飛”的投诉信件出现在北京海淀区群众事务呼叫中心网站。投诉称，网上风传的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滕飛的历史言论，“是唯心主义的、更是反动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历史”，“他的行为是否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作为一个党员，是否没有起码的党性？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尽快给予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海淀区教委随后答复称，学校相关领导已对袁滕飛进行“警诫谈话，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要求其今后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他部门的授课活动”。而在投诉网页上，当初的举报人留下的满意度评定是“非常满意”。
在我看来，此种举报相当龌龊。砍人是试图用暴力消灭对手的肉体，举报则是试图用暴力消灭对手的思想，二者同样野蛮而愚蠢，只能显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向公安局举报弄死你”的狭隘。
举报信的标题是“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滕飛”，这很有意思。在讨论袁滕飛是否应该被管，以及如何被管之前，先得厘清他的身份。时评者魏英杰曾说袁滕飛“把小说当历史，把讲坛当学术，把课案当作品，乱得一塌糊涂”，直觉很好，抓到了袁滕飛本来的与外界赋予的身份之间的矛盾，不过没有深入。在我看来，袁滕飛是一个口才很好的说书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中学教师，但他不是学者，也非作家，由于其谈论历史的广度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深度却只有一厘米，因此也不能算是思想者。
袁滕飛能不能被管？当然能。就其中学教师身份而言，管约他的当是行业规范及个人职业精神。所谓行业规范，并非校领导等的谈话，或马列主义史学的教条，而是为业内公认的标准，比如认真教学，不迟到早退，不在课上课后猥亵女生等。至于其历史观点，不在行业规范之列；所谓职业精神，并非要他掐灭自己在历史领域的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出于职业精神，他正要坚持此种自由言论，只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对历史真正充满温情与敬意，而非轻佻与傲慢。就其说书人及业余历史作者身份而言，管约他的只有商业（而非出版管制）范畴的法律、读者用钞票投票的市场机制以及个人诚信道德，而不是“政治正确”挂帅的剪刀手爱中华的权威。
“沙门不敬王者”，师门亦然。师者无需敬王者，教育机构不应沦为政治宣传的附属，这当是共识。袁滕飛之被“管”，却再次证明，在当今中国的教育机构，独立思想既是稀缺品，也是危险品。如今，人们往往只哀叹大学独立精神之陨落，却不肯想想，如果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都无法逃脱被意识形态管控以及参与意识形态管控的命运，大学何以能够独善其身？
当说，在信息流动日趋自由的社会，影视中历史题材的尺度渐渐放宽，即是一例。但课堂上的历史教育，却仍数十年不变地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制服，紧紧束缚。这耐人寻味。在现代社会，娱乐可能达到较宽松的尺度，一旦触及意识形态核心之一的全民教育，之前那轻松自在的休闲服，立刻就变成中世纪的刑具铁处女。
说回来，袁滕飛之“被管”，表面上是因为他惹怒了一小撮愤青，实质上却是因为他触动了一元历史的容忍底线。袁滕飛是应中国目前巨大的野史需求而生。所谓野史，未必是秽史，它不一定严谨，却锋芒毕露，不一定专业，却新鲜脱跳，恰好能让长期为一元历史禁锢的人群大口呼吸。更重要的是，野史及野论，往往较正史及正论更有血肉。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袁滕飛之被热烈追捧，正是因为其不摆教授架子的野史野论，满足了人们对“政治不正确”历史的需求。
袁滕飛的价值，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叙述或判断的可能。即使叙述硬伤累累，即使思考或流于另一种标语口号，但这种“可能”，已经构成了对历史教学的挑战。就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袁滕飛是一个启蒙者。在跟随袁滕飛进入野史脱口秀的过程中，人们得到“颠覆客观”的快感，进而形成狂欢。
不止自然科学有民科，社会科学也有。袁滕飛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民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同时称他作启蒙者。袁滕飛当然是启蒙者，哪怕是靠大嘴讲学的方式，只要触发他人思考，激起他人去了解“政治正确”背后东西的兴趣，即是启蒙。启蒙没有多伟大，启蒙某种程度上被神化了。启蒙就需要袁滕飛这样的民科。当年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不少五四启蒙者，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上的造诣，同样民科。
作为启蒙者的袁滕飛，有自由言论权，但没有批评豁免权。袁滕飛面对的批评，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是“揭批袁滕飛历史言论的反动本质”一类的帖子，在网上四处可见。借用张五常的一段话，这类愤青，“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对愤青们的怒骂，袁滕飛大可无视。
第二种是出于嫉妒心理的各种批评（商业竞争对手的批评也勉强可归入此类）。嫉妒不一定是不能容忍别人比我强，有时却是不能容忍别人的运气比我强。“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对嫉妒者的醋言，袁滕飛大可漠视。
第三种是出于史学洁癖的学术批评。虽然其措辞和论点不无书呆子气，也常带着令人不快的学识优越感，但其内蕴的尊重史实之专业精神，仍有相当价值。对这种批评，袁滕飛应当正视。袁滕飛轻考据而重清谈，因此其书其说常多硬伤，甚至闹出方孝孺是朱棣谋士的大笑话。如果一个历史工作者——历史教学者当然也是一种历史工作者——长期无视其叙事精确度，那么就很难摆脱妄人之嫌。当然，考据也没有多了不起，它只是一种工具，考据之于史学工作者，恰如犁之于传统社会中的农夫，后者固然也可以赤手空拳去干，但毕竟没有犁好使。
剩下还有一种批评，是不公开的，内部的，那就是粗鲁而僭越的行政批评。前三种批评基本限于话语，个别毛左可能会诉诸板砖，不过威胁不大；最后一种则不限于话语，威胁也最大，不止袁滕飛要当心，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警惕。
“礼失求诸野”。官方历史的吸引力与公信力既接近破产，民间讲史者如袁滕飛等自然崛起。奥威尔曾说，“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历史”。但在纵使割断海底光缆也不可能控制所有信息的当代世界，控制历史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控制的历史，也许可以轻易战胜已经过去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控制。
袁滕飛的公开信：我会平静面对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骂我，不管你们是真的恨我还是有组织的诋毁，但在不骂人汉奸不过瘾的当下，我并不感到意外。令人沮丧的是，你们都上当了，那不过是小人们一次算计精准的商业勾当。无论是愤青还是权力，都成了一场利益争夺的前台木偶。
我声明：我并不期待你们公正的对待，不论是开除，拘禁，还是喝咖啡，躲猫猫，我都会平静面对。因为在这个拆迁队横行，地沟油泛滥的地方，你们什么事干不出来?l 历史将证明，对我的任何攻击报复，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光彩。你们不过是又一次的重复了过去的野蛮和愚蠢，我预先宽恕你们。
凭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我知道，平反昭雪，指日可待！我不止一次的告诉我的学生：冤，忍着吧！你比岳飞还冤吗？这就是我的回答。正道是：满街假大空，天天粉太平。我本教书人，无意惹权柄。天生真性情，反被小人用。宁做大嘴巴，不当马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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