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装死

                     文/ 沈漓 

侨报副刊，2005年8月22日

　　有次在北温哥华某公园参观一个生物馆，拿到一个小纪念品——一枚书签。它的背面印着一道选择题：当你撞见熊时，是应该倒地装死，还是拔腿就跑，还是上树躲避？正确答案是：装死。理由很充分，因为有的熊奔跑和爬树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可见当人们在遭遇特殊灾难而无法取胜的危急关头，装死的求生机会有时反而比逃跑或对抗要更大一些。
温哥华常有不逞之徒撬锁行窃。把车停在BC省（British Columbia）最大的本那比购物中心停车场，尽管有保安四处巡逻，我的车子照样难逃厄运。事发不久，有天我去列治文，忽见停在我车旁的一辆车后窗上有一则英文告示：这辆车已被盗一空，实在没东西再值得偷啦，十分抱歉！我一边对车主指点我那车门上留下的车锁大洞，一边说：“你这告示写得好！”那位西人女士笑道：“那你也来贴一个！”我们哈哈大笑。受到她的启发，我索性不安新锁了，那个被撬的锁洞就是最好的活广告。既然小偷防不胜防，何妨“示弱”，也来个生活中的“装死”呢？
由熊和生活中的琐事想开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装死”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历史上“装死”的人物和事件，层出不穷。如著名的“卧薪尝胆”历史故事。越国兵败，向吴国求和。吴国开岀的条件是越王勾践夫妇到吴国给吴王夫差当仆役。这好比今天的国家总统和第一夫人到敌国给人家总统当仆人，当然是奇耻大辱。可这勾践毅然带着老婆出国受罪，放下身段从零做起，低眉顺眼当差、兢兢业业打工。他为吴王牵马甚至亲尝吴王粪便，彻底“装死”，博得夫差欢心，结果被放回越国。于是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后悄然崛起，一举灭掉了吴国。
相比之下，南唐后主、大词人李煜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据传宋兵破金陵，他正在静居寺听经，仓惶中肉袒岀降，翌年被俘至京师，封为“违命侯”。亡国之君，刀下鱼肉，他何尝不想装死呢。偏偏他才艺极高，除了做人不精，诗文书画音律无一不精。他被俘后，非但不知弃暗投明宣布自己的作品统统作废，从此封笔，反而继续写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从文学角度看，分明是亡国之痛的千古绝唱；从政治上考量，疑为“复辟旧社会”的招魂曲，遂被宋太宗赵光义派人毒死。李煜从被俘到被害刚好三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装死也是三年不成的。
在军事上，佯死歼敌有黑旗军大败法军的战例。1882年，法国海军上校李维业率千余侵略军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急邀刘永福率黑旗军救援。1883年5月，黑旗军在纸桥设伏奇袭法军，激战中法军依仗枪炮优势强行过桥，黑旗军伤亡累累。刘永福情急智生，以歪就歪，令黑旗军将士作倒毙状伏于阵前，待法军冲上前来，黑旗军战士一跃而起与敌展开近身肉搏。法军哪见过这种刁钻阵法？惊骇之间猝不及防，败下阵来，李维业也被一刀砍下了脑袋。
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当年美国印第安人某部落与白人开战，被杀的白人男子尸体都被割去阴茎。我想这大概一方面要检验是否真正死亡，另一方面是作为邀功领赏的依据，——就像国内除四害时割掉老鼠尾巴一样。有一次，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战败装死，倒在白人尸体中。印第安人割他的时候，他疼痛难忍大喊大叫地跳起来逃命，结果当然难逃同样的厄运。真是一物降一物。
文学名著中装死故事亦多，似乎法国人特别精于此术。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里，监狱里的医生查验犯人是否真死，是用火盆和烙铁来烧烤死人的脚跟！唐太斯通过私挖的地道接近死去难友的牢房，“他听到了烙肉的丝丝声，那种令人作呕的怪味甚至穿透了墙壁，传到了正惊恐地偷听着的唐太斯的鼻孔里。一闻到这种人肉被烧焦的气味，年轻人的额头便冒出了冷汗，他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　他在想到用掉包计逃生时自言自语地说，“是谁使我有这个想法的？是您吗，慈悲的上帝？既然只有死人才能自由地从这里出去，那就让我来装死吧！”他潜入难友牢房，在狱卒扔尸体之前装成一具僵尸躲在尸袋里，终被抛入大海，重获自由。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最后也是靠着棺材里藏活人的妙计，逃出了修道院，但差点被憋死。
至于现代中国政坛人物的“装死”现象，就多得令看客见怪不怪了，如鲁迅所言：“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不说也罢。
既然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强人”，就有各式各样的“弱者”和形形色色的“装死”。只要不用烙铁烧你的脚跟，不用刀子割你的东东，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索性躺下装死，再设法脱身，“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何乐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