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在远游与洄游之间——沈漓小说阅读札记 /程鸿彬

程鸿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读罢沈漓洋洋近百万字的作品，不由想到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尽管从题材上来看，沈漓的小说可谓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但如果从贯穿其中的文本情境来看，则又不乏彼此共同的基因。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沈漓似乎对于“漂流”怀有难以遏制的表达冲动，而这一情境也就是他藉以探索人类生存问题的“人类学实验室”。通过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回忆我在英国打工的日子》，我们了解到他甚至把自己也作为“实验”的对象，而他的个人履历则更像是一份色彩斑斓的漂流纪录：在“广阔天地”里炼过“红心”，在车床轰鸣中“领导”过“一切”，学过化学工程，进过戏剧学院，当过编辑，干过导演……年逾不惑又别妇抛雏，步出国门，孑然一身，从零开始。我私下猜想，沈漓之所以对“漂流”情境格外眷注，大概与他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以及从中生发的独特感悟不无关联吧。

　　在我看来，所谓“漂流”情境在沈漓小说中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内容：小说人物漂游在现实社会的边缘，他们为自身纯净而瑰丽的梦想所吸引、所迷醉，他们追求独异，崇尚冒险，以至与身边平庸虚伪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就像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而“别处”在本质上的非实在性，则决定了他们永远无法找到可供栖息的现实归宿，他们或者在抑郁绝望中被生活的漩流裹挟而去，或者在不知所终的漂流羁旅中度过此生。

　　《企鹅之恋》对于沈漓的小说创作或许具有某种提纲挈领的意义，它以寓言的形式首先对“漂流”情境进行了饱含哲理的艺术概括。雄企鹅阿清对企鹅部落和南极大陆怀着深深的厌倦，支撑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是“美丽”而富有“生命力”的两个梦想：寻找爱情和寻找绿洲。经过一番不乏戏剧性的波折，阿清终于如愿以偿地赢得了雌企鹅阿风的爱情。但他没有料到，恰恰是第二个梦想使业已成为现实的爱情化为乌有：在寻找绿洲的艰辛旅程中，阿风被肆虐的风雪吞噬，而他不辞劳苦找到的所谓“绿洲”却不过是一片荒芜凄凉的黄土地。阿清的寻梦之旅说明：梦想一旦成为现实，便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令人陶然仰望，而是与既有现实一样平淡无奇，毫无魅力可言。同时梦想本身也充满吊诡，它既让人获得奋斗进取的力量，又会让人陷入无以解脱的困惑。企鹅在风雪呼啸中长久企望的姿态引发了作者的想象和沉思，他把这一具有哲学意味的姿态概括为“永恒的企盼”：尽管我们不能拥有永恒，但我们拥有一份永恒的企盼。不难推想，翘首企盼的阿清还会萌生其他的梦想，否则他将无法为自己的存在赋予一个意义，或者说“企盼”本身便是一种意义。于是，存在与梦想便构成了一个西绪福斯式的悖论，尽管明知梦想必然破灭，却依然循着它所照亮的路径悲壮前行。

　　在《爱情地址》中，沈漓将视点从象征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在日常叙事的层面继续进行“漂流”情境下生存奥秘的探索。小说以书信和回忆的形式，从侧面展示了一个“为爱而活”的现代痴情女子——娟的乖舛命运。娟是“我”童年时代的异性好友，她“大胆”、“任性”，耽于浪漫幻想，对于凡俗生活嗤之以鼻。她执着于爱，也为爱所困，为爱所累。小说通过娟寄给“我”的一系列书信，勾画出一幅轮廓错综、不断修订的“爱情版图”，书信地址的频繁变换，既暗示了娟漂泊不定的人生轨迹，又反衬出她在精神信念上的始终不渝。与娟构成性格对比的是“我”，一个“没野心的好男孩”，“胆小本份，只求安稳度过一生而不会去追求什么大的冒险”。“我”给娟的回信贯穿着颠扑不破的现实逻辑，象征生活对她的温情召唤，而娟所从事的军旅职业则象征生活对她的粗暴强制，称得上是软硬兼施。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使她“奔放不羁”的个性气质有所收敛，她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或者可以说，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人生选择实际上意在逃避生活。融入生活意味着在享受生活恩赐的同时，也接受它平庸、恶俗、乏味、无趣的一面。从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对于生活的恐惧，这是对相对性和有限性的恐惧，同时也是对绝对性和无限性的渴望，而爱情则是她战胜恐惧、满足渴望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于娟来说，生活与爱情可谓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要么牺牲爱情的梦想以换取生活的认可接纳，要么拒绝生活的诱惑以维护爱情的纯洁神圣。娟最终选择了后者，这可以说是一种勇敢，也可以说是一种脆弱，某一极端的原因往往在于相反的极端，二者的距离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

　　按照沈漓本人的说法，长篇小说《红河梦》是他小说创作一度停顿之后“另择新路”的结果。对此我持有不同观点，究其实质，《红河梦》仍然延续了沈漓早期小说关于“漂流”情境的思考，甚至可以说它是对“漂流”情境更加多维、立体和丰满的展示。小说的主人公何青青与丈夫苏华为了实现各自的人生梦想，同时也为了逃避国内“同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罗网，他们义无反顾地移民到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温哥华。然而，当他们真正置身于这片想象中的乐土的时候，却悲哀地发现自己无意间“钻进了资本主义市场铸造的新的同一和千篇一律”。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他们非但无缘发挥专长、安身立命，反而在衣食之虞的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曾经炽烈如火的爱情也渐现裂隙。面对始料未及的逆境，何青青没有悲观绝望，相反，生存的艰辛磨砺了她生存的意志，她的人生梦想也因现实的击打而发出倍加夺目的光华。她“处心积虑”地维持着她与苏华岌岌可危的爱情，为它注入新的养料，使它不致凋谢枯萎。令人扼腕的是，才华横溢的苏华却在挫折面前陷入了自卑与悔恨的深渊，愈燃愈烈的嫉妒之火使他逐渐丧失了理智，他在毁灭自己的同时，也毁灭了妻子和他们的爱情。与沈漓的早期小说相同的是，《红河梦》主要人物的行为逻辑仍然是在“别处”寻求梦想，在与生活的碰撞摩擦中捕捉真实。尤有进者，小说人物的“新移民”身份还为这种行为逻辑提供了近乎天然的现实依据，从而使小说中的“漂流”情境更为突出且更富典型意义。

　　在主人公何青青身上，我们不难发现《爱情地址》中娟的影子，或者说娟就是何青青的人物原型。“宁做坏女子，不做俗女人”，是何青青不乏夸张的座右铭，她性格的许多方面与娟颇相类似：高傲，倔强，不甘平庸，富于幻想。如果说两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何青青在思想感情上比娟更显成熟。海外异域这个特殊的生活空间、中国移民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以及他们为求生存而遭遇的艰难苦恨，使何青青对于人生梦想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她敏锐地意识到：“假如要爱，就该接受爱的全部，包括爱的厌倦。爱情不是永恒的欢乐假期。”在沈漓的小说当中，爱情是人生梦想最重要的承载形式之一，故而这段爱情箴言亦可视为有关人生梦想的哲学诠解。梦想与现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判若霄壤，梦想毕竟源于现实，它既具有超越现实的秉性，又与现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与梦想的关系也并非一经拥有终生受用，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梦想也会沾染现实的平庸，也会让人渐生厌倦，甚至熟视无睹。在何青青看来，追求梦想不仅仅在于拥抱它那美丽耀眼的光环，而且还要容忍与之俱来的种种缺陷。同时，梦想也需要精心培育、辛勤浇灌、长久呵护，需要人们创造性地为它增华添彩。质言之，梦想的生命力是与人的主动精神成正比的。通过何青青的悲剧，我们似乎可以为“漂流”情境添加这样一层含义：寻找“别处”的壮举固然令人感佩，但在“别处”忍耐坚守或许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量。

　　与沈漓小说中常见的抒情风格不同，《关于一个精子的回忆与思考》充斥着大量滑稽模仿和反讽修辞，颇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意味。当“俺”身为精子的时候，为了从亿万同类中“脱颖而出”，获得与卵子媾合的优先权，“俺”不惜动用种种卑劣手段、鬼蜮伎俩，制造内讧，分化对手，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俺”终于一马当先，独占花魁。然而短暂的喜悦过后，接踵而至的却是“恺撒之悲”：没想到“俺”费尽心机、九死一生所争取到的生命，竟属于一个丑陋而恐怖的世界。于是“俺”决定拒绝出生，与这个世界彻底划清界限，殊不知人类的医学“暴力”是不可抗拒的，“俺终于没有背叛俺的生命，但是却做了理想的叛徒。”小说关于精子竞争过程的描述，可以说是在一个虚拟时空中对历史和现实权力关系的滑稽模仿，神圣事物在语言修辞的作用下悄然瓦解，剩下的只是它的荒诞不经或空洞无物。不过就小说整体而言，作者的主要意图似乎并不在于解构，而是借助一种独特视角对人类的生存行为作出严肃的价值评判。虚拟世界中精子之间的生存竞争固然残酷，但比之现实世界的生存竞争只能是相形见绌，后者不仅以牺牲人的个性和主动精神为代价，而且还在道德的名义下向动物界的生存法则急剧倾斜。通过两个世界的对比，作者就人类的生存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主动地活着，才能活出味道，活出精彩，活出个性和创造性来。为他人被动地活着，就会活得无精打采，活得浑浑噩噩，活得厌倦腻味，甚至活得生不如死。”从表面上看，这篇小说似乎与“漂流”情境并无关涉，但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在“漂流”情境全方位展示的层面上，它与沈漓的其他小说作品构成了某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向往“别处”、追寻梦想的激情，归根结底是对异化的成人世界的抗议和拒绝，而其潜在动机则是对自由纯真的童年记忆的留恋追怀。因此，《关于一个精子的回忆与思考》毋宁说是一个“拒绝成长”的寓言，而这正是“漂流”情境得以展开的心理始基。

　　诚如王蒙所说，越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就越具有“耐方法论性”，试图用一两种理论或时髦名词来穷尽某个作家艺术创造的所有意义，显然不是妄自尊大就是懵懂无知。所谓“漂流”情境不过是一种理论抽象，它的作用也仅限于引导阅读，并不能取代作品本身。作者本人对他的小说主题倒是有一个堪称精妙的概括——“飞翔在远游与洄游之间”。在《红河梦》中，作者不吝笔墨地描述了鲑鱼颇为诡异的洄游习性：鲑鱼出生在内陆淡水水域，发育期间不畏险阻地远游大海，待到成熟又返回出生之地繁衍后代。作者从鲑鱼的“远游”与“洄游”联想到人类的悲剧性宿命：居家时向往“别处”，漂泊时又思恋故土，周而复始，永无竟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漂流”情境也隐含着“远游”与“洄游”的对立，但最终使二者得以统一的则是“梦想”。或许梦想也会给你带来痛苦，也会让你备感荒谬，但错误并不在于梦想，而在于你还不够执着。梦想本身并不许诺什么，关键是执着于梦想的生命姿态。这大概就是沈漓为人们指出的一条超越宿命之路。尽管在艺术上沈漓醉心于悲剧风格，但他对于梦想者所体现的人类主动精神却充满乐观，正如他自己所说，“梦想者并没有失去大地，只是增添了飞翔的翅膀与寥廓的天空”。 
                                                  
                           2006年10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