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子
回忆个人往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想状态。比如“文革”，是一个历史时期，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在什么样的思想
针灸麻醉
中国民间有一些简单的治病的方法，而且受各地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可能差别很大。
我的故乡是昆明，记得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们对于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总是自己用土法治疗。有时也能见效。比如轻微的感冒中暑之类的疾病，就用刮痧的办法。如果，你看见一个人的脖子上有三道青紫色的痕迹，就知道这个人曾经因为有病用了刮痧的办法治疗过。现在知道名称叫刮痧，那时我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青紫色的血痕也并不是用什么器具刮出来的，而是用弯曲着的食指和中指，沾了水把脖子上的皮肤揪起来再放开，不断反复地揪，直到皮肤出现青紫的颜色才停手。后来，我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方法自我治疗过，再长大一些，就不愿意用这些土法治病了。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不用求人，但是脖子上留着一些血痕总不太美观，而且我想，这种方法到底能不能治病也说不准。
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姐姐的母亲还会用缝衣针，在蜡烛的火苗上烧一下，看见针尖变色以后，就拉着我的一只手，依次在每一个手指头接近指甲根的皮肤上用针扎一下，她再用她的拇指靠近针扎部位压挤一下，就冒出一小颗鲜红的血珠。针扎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我觉得新奇有趣。现在我已经忘了这种放血的治疗方法能治什么病，但这种做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到北方生活，就见到针灸和拔火罐两种治病的方法。据说拔火罐的治疗方法可以去风寒，止疼痛。针灸也能止疼痛，但是要知道人体各个部位的穴位才能用针。“文革”时期，有些上山下乡的知青学会了针灸，在农村当了赤脚医生给农民治病，很受欢迎。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没有亲身体验。
１９７７年，北京第三医学院的一位西医用针灸麻醉给我做了颈椎手术，才让我体会到中国针灸麻醉的功效。
我患颈椎病的原因，要从“文革”时期说起，那时学校里开展“教育革命”，要学工、学农、学军，增加了许多体力劳动。５０岁的老师带着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夏天到农村抢收稻麦，冬天到农村挖河泥。我和学生迎着凛冽的寒风，用镐刨地，用箩筐挑土。也许是年岁不饶人，也许是劳动不得法，到了１９７６年，脖颈和右肩膀疼痛起来，右臂手指也感到麻木。医院诊断为颈椎病。
到了１９７７年，经过封闭、牵引、蜡疗，以及推拿复位等治疗方法都没有见好，总是反复发作，而且发展到下肢出现不良症状，我只要抱一下一岁多一点的小孙女腿就发软。
经过北京第三医院骨科大夫的诊断，建议手术治疗。我的丈夫和孩子也都同意。就在那年临近冬天的时候，女儿把我送到北医三院，住进了病房；丈夫还在医院开的一份手术治疗诊断书上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做这种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手术失败，病人就会发生高位截瘫，或者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住院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夫都在进行手术前的一系列检查诊断。有时在脚心划一下，看有什么反应；有时用一个小木槌子敲一下我的膝盖，看有什么反常的现象出现，或者检查我的手指活动的情况。有一次还请了天坛医院有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大夫来会诊，王大夫劝我要听医生的建议做一次抽脊髓的检验，医生好据此做出是否进行手术的最后决定。我很害怕抽脊髓的检查，我朦胧地觉得这是身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怕脊髓受到伤害，影响我整个身体的健康。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还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医生让我侧身弓腰躺在一张病床上，然后从腰椎部位抽取了一些骨髓。我看见一根细长的玻璃管里的骨髓，是一种透明的液体。此后我的腰部总是特别怕冷，成了一处很敏感的地方。
医生又给我做工作，告诉我做手术的时候要进行麻醉。麻醉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注射药物麻醉；另一种是中医的针灸麻醉。药物麻醉是全身麻醉，病人处在完全昏迷之中。手术之后病人醒来有恶心呕吐等反应；针灸麻醉可以止痛，而病人的头脑是清醒的，医生可以和病人说话，手术之后没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北京第三医院完全是一套西医的设备和治疗方法，现在他们要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实验，是一种大胆创新的行为。我听了他们的介绍觉得有些新奇，但也有些害怕。当时针灸麻醉的使用并不普遍，可能正在尝试阶段，如果麻醉效果不好，病人就要受苦了。我还想起１９５２年，我生小女儿的时候，海淀妇产医院的医生做我的工作，据说当时向苏联学习一种无痛分娩法，产妇在分娩的时候可以免去疼痛，结果我还是大喊大叫地经历了分娩的痛苦。后来我想，也许是我在分娩以前羊水早就破了，所以试验没有成功。这一次又遇到了一种新的尝试，又会怎么样呢？不过，经过医生的劝说，我还是相信医生，同意用中医的针灸麻醉。
距离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感到恐慌。有一天下午，我盼着家里有人来看我，但是没有人来。一种求生怕死的念头总是萦绕在心里，于是发生了一次可笑的行动。我悄悄的脱下医院里的衣服，换上自己的衣服，离开医院的住院部，走到门诊部，再走出医院的大门，在公共汽车站那里乘了一辆公共汽车，我想回家，想告诉家里的人，我不想做手术了。等车到了住家附近的车站的时候，我犹豫了，家里的人会怎么看我呢？他们一定会笑话我，一定会立即把我送回医院的病房…。不行，不能回家。我只能坐在公共汽车上，直到终点站。汽车的终点站是颐和园。下了车，我茫然四顾，我对游览颐和园毫无兴趣，一门心思只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生活，但又觉得无处可逃。最后，万份无奈地仍然坐上和来时相同线路的公共汽车回到了北医三院门口的车站，下了车，偷偷回到住院处的病房，换上医院里的衣服，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可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医院里的人居然没有发现我离开过病房，否则我一定会受到医生的好一顿批评。事后想起来觉得我的行为多么幼稚可笑！
到了手术前一天的下午，我一直盼着家里人来看一看我。晚饭都吃过了还没有人来。别的病床旁边都有家里人在问长问短，就我这里冷清。我看着窗户外边的天空发呆的时候忽然听见丈夫在楼道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原来大女儿也来了。他们安慰我鼓励我，要我一定和医生配合。他们走了以后，我好好地睡了一觉。
早上醒来，吃过早饭，丈夫和女儿也来了，医生护士就忙着让我躺在运送病人的带轱辘的床上，把我推送到手术室；丈夫和女儿只能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在手术室里，医生们把我赤身露体地放在手术台上，手和脚都被固定住，我想，我可一点自主能力都没有了，我把命交给医生了！医生给我施行中医的针灸麻醉，我看见我的两只手上扎了许多中医的那种细长的银针，没有多久感到手臂有些麻木。有一个助理医生坐在我的左侧和我说话：“你的白血球不高呀，才３０００！”这时医生已经在我的颈部右前方开了一个口子，我一点也没有疼痛的感觉。我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我能听见医生说话。我感觉到医生用什么东西在我的咽喉部位拉拽。后来听医生说，要把切开以后看到的手术部位照了片子去检查确认疾病的部位。然后再进一步做手术。后来，我感觉到医生在我的左胯骨的地方动刀子，这时感到疼痛了。我听医生说：“已经给你打了一针麻药了！”接着医生在我的颈部好像用小锤子敲打。接着又听医生对我说：“再坚持一会儿，只有最后一步了。”
手术做完以后，我的颈部被一个用石膏做的脖套套起来，不能转动。我不能说话，但意志一直是清醒的。医生嘱咐要注意活动，练习走路。听医生说颈椎手术是从我左边胯骨上取了一小块骨头，把它切割之后分别镶嵌在颈椎的第四到七节椎骨之间的缝隙里。医生还告诉我：“在取你的胯骨骨头的时候因为伤及骨膜，是最容易感到疼痛的地方，所以给你打了一针麻药。”
脊椎骨是在人体的后背部，医生却从我的颈部右前方开刀，手术过程中我是正面平躺在手术台上的。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医生怎样做这个手术。据医生说从颈部的前面开刀，可以减少手术中的危险性。因为颈椎周围有许多神经，如果神经受到损伤，就可能出现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还说脊髓就像豆腐脑，一点儿都不能碰。
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手术做完了，据说很成功，包括使用针灸麻醉。我亲身经历了一次针灸麻醉，感到惊奇。我住的医院的医生都是用西医的治疗方法为病人看病，他们大胆地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一种尝试，居然成功了。我自己经历了使用中医的针麻做颈椎手术，也确实感到比用药物麻醉好多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好像针灸麻醉并没有受到医生们的普遍欢迎，以后就没有大力推行。
用自己的骨头修补身体的其他部位损坏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经历。手术后的头几天躺在病房里的床上，不能翻身，还总是咳嗽。好像医生早就知道我会咳嗽，所以在病床傍边的小柜子上放了一瓶咳嗽药水。我咳嗽的时候需要有人喂我一羹匙咳嗽药水，不然邻近病床的人都休息不好。后来看了一本关于颈椎病治疗的书，才知道手术的时候，医生会把食道和气管拽到一旁，留出手术的空间。因此手术过后，就会有咳嗽的症状出现；万一出现严重的后果，病人会失去说话的声音。这一段时间女儿和儿媳轮流到医院来陪床。我住的这间病房有八个床位，就有八个陪床的人，也就是说，这间病房里可以容纳十六个人。陪床的人夜间就在病榻傍边支一个行军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医院允许这样做。
我曾经看见使用药物麻醉的病人清醒过来的时候脸色灰白，头晕呕吐的样子，所以我很庆幸自己用的是针灸麻醉；我也看见过一个病人做腰椎手术失败以后下肢瘫痪，每天要丈夫抱着他去厕所的艰难，于是我很感谢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敬佩他高明的医术。据说腰椎手术失败算是一件和医疗事故有关的事情，所以她很长时间住在医院里，病残的身体让她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的考验，所以她能够安然地在病房里和人聊天，有时坐在病床上编织毛衣。
我还看见一个腰部椎体手术后复发的病人躺在床上呻吟而又没有家人照顾的年轻妇女。病房里的人议论着和她有关的一些事情，猜测她将面临悲惨的结局。还有一位妈妈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到医院里请骨科大夫给检查，这个小女孩的两只胳膊出现肌肉萎缩，穿衣服都要妈妈帮忙，她的脖颈很短，她的头几乎像是放在两个肩膀上一样，转动很不方便。听说她曾经从学校里的双杠上掉下来，颈椎第三四节就出了问题，医生说做手术的难度很大，危险性很大。我还听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病人，因为从马路上翻跌到路旁的沟里摔伤了颈椎骨，在病房里痛苦地大喊大叫的声音。骨科的病房里集中了各种各样原因使颈椎受到伤害的病人。我增长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但就是不能安静地休息。
手术过后，为了防止感染，医生给我吃消炎药，过些日子，我全身出现皮疹，医生断定这是药物过敏。于是医生说：“不用吃药了，回家休养吧！”我就回到家里了。那时我的家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面。孩子在原来的卧室里靠窗户的地方为我准备了一张单人床，床头桌子上放着咳嗽药，还有从医院借来的拐杖。为了早日恢复健康，我每天都拄着拐杖在屋子里练习行走，后来从室内走到室外；到了春天我就能从四合院里走到校园里的湖边。有一天，我拄着拐杖竟然走到大学校园的外面，过了一条马路，走到一个小镇上。可是，走得太远太累了，想要回家却走不动了。我在一家店铺门前借一个凳子坐了半天，然后才回到家里。人们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在做完手术以后休息了一年，才回到工作单位。当时因为右手还不能向上举起来在黑板上写字，所以被安排在图书馆里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一年以后再回到教学工作岗位。
我一直记得给我做手术的蒋医生，他的名字叫蒋春方，是上海人。过了许多年以后，我到医院去复查，听说蒋医生已经去世了。
１９７７年作了颈椎手术，到今年整三十个年头，我还能健康地活着。证明蒋医生是一位对病人十分负责任的医生，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我非常感谢他。我也为亲身经历过的针灸麻醉感到惊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