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抄家

文革中的抄家（修订稿）

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北京大学的运动特别关注，指出北京大学内部的资产阶级关系“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因此斗争非常激烈。北京大学“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资产阶级统治着学校。因此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配合，形成一套“封、资、修”的教育体系。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封、资、修’的命”。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越是有名声和地位，就越是有犯罪嫌疑。各个系的老教师，在社会上工作的时间长，涉及的地域广，社会关系多，受着各种思想的影响，有着各种各样的个人经历，持有不同的生活态度，确实不简单。在文革前期，只有大多数青年教师和学生是学校里的革命者。因此，老教师和青年教师，以及老教师和青年学生之间就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局面，大多数教授层的人物不是靠边站，就是遭到革命群众不同程度的批斗。

６月里，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大校园里的革命群众忙于揪斗党内走资派，一部分还没有受到冲击的教授先生们都在观望运动的发展。到了８月，斗争锋芒开始转向教授先生群体。各个系的教授都开始受到冲击，我的丈夫也不例外。

我的家在北京大学职工宿舍区的中关园。中关园的职工宿舍是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占用农村耕地临时修建起来的一片简易平房。因为宿舍区的中间有一条南北方向没有水的沟相隔，为此建筑工人在沟上搭了几座平桥，用煤渣铺成几条东西走向的路，所以“沟东”和“沟西”的住户互相往来还是方便的。后来中关园的住户也就用了“沟东”和“沟西”这两个名称向外人介绍自己住所的地理位置。“沟西”的住房面积大多数是75平米；“沟东”有一部分给教授级的教师住的房子，面积比较大一些（建筑面积１００平米）；也有50平米的住房；还有一座带有食堂的公寓楼，即后来叫做“一公寓”的，因为后来在中关园的西南角上加盖了两座公寓楼，才有了二公寓和三公寓。我丈夫住的是“沟东”１００平米的一套房子，而且在“沟东区”的东头。

 1966年８月里，中关园里斗争烈火旺盛，住处离我家不远的化学系教授傅鹰开始被群众斗争。站在我家门口，就可以看见群众围在他家院子里。好像群众在他家的前门贴上打倒傅鹰的标语口号，还能隐约听见群众呼喊叫骂的声音。天已经晚了，人还没有散。我家的阿姨告诉我，听说我家也逃不过被斗争的厄运。她建议我把自己的首饰交给她，她替我保存。我心想，我从来不戴首饰，也没有多少值钱的首饰，只有存款和现金。于是没有理她。

有一天傍晚，我从我工作的学校回到家里，一进门就看见屋子里一片凌乱不堪的样子。我家室内的布局，一进门就是客厅，从客厅通向卧室有一小段过道，连着三间卧室和卫生间。这一天，一进门就可以看见连着小过道的客厅的墙上写着“打倒＊＊”的标语，标语上面丈夫的名字是倒着写的。客厅里，书柜里的书还在，可是柜门被贴上了封条。另一个摆放整套瓷器餐具和一些饰品的柜子变得空空如也。原来红卫兵来抄家了，是他们打碎所有的瓷器，连屈原的塑像也当作“封、资、修”的东西砸碎了。暖水瓶也打碎了（因为是丈夫喝水用的）。书房里面一个装着蒋兆和先生给丈夫写生的画像的大镜框里的画像没有了，换装上一张毛泽东的彩色油印大头像。我穿过小过道，想进卧室里看一看，忽然发现卧室的门被上了锁，也贴上了封条。我急了，连晚上睡觉也不许吗？于是赶紧从后门出去，找到住在我家后面的系一级的领导，向她请示。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开了卧室房门。只看见满地都是衣物。原来丈夫的定期存款单、活期存折和现金都被西颐中学的红卫兵拿走了。装衣服的大樟木箱子也被打开，我用一个小黄色方巾包着的两个金戒指（订婚时用的）和一个小金块没有了。衣柜的门也大开着，地上拣起毛衣来，看见毛衣的领口袖口都用剪刀剪了口子，毛线随着剪开的地方脱落，口子越来越大。我的一只拖鞋被挂在家门口的一棵树稍上。

听丈夫说，来抄家的是西颐中学的红卫兵。丈夫所在系的红卫兵知道以后，赶到我家来，从西颐中学的红卫兵那里，要回丈夫名下的存款单、存折，向西颐中学的红卫兵说明，对于我丈夫的批斗和财物的处理应该由北大系一级红卫兵负责，并且在书柜和卧室的房门上贴上封条。我还听说在西颐中学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许多围观的人都挤进屋里，乱成一团。小女儿从她的学校回家的时候，也没有让她进家门。

这次抄家的时间是８月２４日。既然存款也是要不得的东西，那么，我自己名下也有一点存款。红卫兵还没有拿走，我考虑的结果，虽然数目不多，也决定自愿上交。可能是8月26日，我拿了自己的存款单和现金跑到北大校园里面，看见哲学系的大楼门口挂着“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牌子，走进去找到一间屋子，见到两个人。我把来意说明，他们把东西收下，给我开了一个收条。我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回家以后，我告诉住在我家后面的系的领导：“我把自己的存款也送到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了。”她听了以后，立即去找学校领导部门给我开收条的两个人，把我的存款单转到丈夫所在的系里。

在家里，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东西。对红卫兵的行动我没有怨恨，只是责备我自己，悔恨自己过上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开始用剪刀拆自己的衣服，凡是我认为有资产阶级味道的，比如原来我比较喜欢的一件银红色织锦缎面的丝棉袄，我下了决心，把面子拆下来；一件耦合色琵琶襟的小夹袄，就把衣襟上盘花的纽扣拆了。从箱子里找到五十个银元，也准备上交。我还把一些衣服送给别人。阿姨看我拿着东西往外送，怀疑我转移财物，跑去报告系里的红卫兵。8月28日系里的红卫兵第二次来抄家，死盯著我整理过的箱子，把东西翻出来检查，最后把五十个银元拿走了。

这一下，我可尝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了，没有人身的安全感，更没有了自尊和自信。我没有哭，只是觉得晕晕乎乎地，像一个被挤压的气球那样感到憋闷。

自从西颐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之后，我家院子里的竹篱笆也逐渐被人拆毁了，放在院子里的白瓷花盆，不知什么时候失踪了；种在墙根下面的爬山虎被人连根刨起来拿走了。连距离门口最近的月季花，也有人来挖走！他们根本不怕住在房子里的主人会出来指责他们，因为房子里的主人是被群众打倒的“资产阶级”。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动！？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丈夫穿过的西服；我穿过的旗袍，拿到旧货商店去卖，商店都不肯收。我曾经带着孩子，抱着大大小小被红卫兵砸碎以后剩下的瓷器，跑到北京城里想找一个收购的店铺换取一些钞票。我们冒着寒风，瑟缩地抱着沉重的瓷盘、瓷碗 (我还从来没有想到瓷器会这么沉重)。从东城走到西城，最后在琉璃厂找到一家旧货商店，收买了这些瓷器，换到28元人民币（现在还留有一张收据）。

可能是1967年。有一次，我在我的单位的一次大会上，面向全校师生交待我的问题的时候，说出我家有一笔存款。后来我还向学校里的解放军领导表示我们家愿意把这些钱交出来。后来我听丈夫说他也向他的领导表示过这个意思，可是据说领导（我记不清是解放军，还是工人师傅）告诉他，要他把这些钱说成是地主父亲留给他的财产。他听了特别生气，说这明明是他自己挣的钱，为什么要说成是地主的钱？

其实，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和丈夫的小家庭的经济并不宽裕，艰苦的日子不是没有经历过，但是为什么后来日子好过了呢？就是因为丈夫把讲课的稿子写成了文章，出了书，有了稿费的收入，他又从讲师升为副教授，于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和一些家庭有了一些区别，就成了资产阶级家庭。再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丈夫在好几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属于“老运动员”一类的人物，到了文化革命运动来临的时候，自然就成了红卫兵冲击的对象。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学里面，助教、讲师是革命的，成了教授就是资产阶级的？其中的一个答案想必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吧！

西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以后，北京大学丈夫所在的系的院墙外面贴出一批揭发批判我丈夫的大字报，到了1967年四月，整理油印出完整的一份《＊＊＊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接着由系里组织召开批斗会并监督劳动。据说校外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丈夫在拥挤的人群中扫马路，一遍又一遍地把道路上的落叶、碎纸和果皮清扫干净。

自从被抄家以后，我出门走路，都自觉地低着头，看着路，自己走自己的。少跟别人说话。有时候听着传来别人的嘲笑声，也装着没听见，脸皮变得越来越厚了。

北京大学的运动进展情况特别会引起中央文革首长的关注。比如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的首长亲自到北大宣布撤销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同时宣布北大群众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自己成立领导运动的革命委员会，所以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在聂元梓领导下先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然后通过选举成立了包括校、系两级在内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聂元梓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立即在北大联合一些群众组织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夺了走资派的权，成立了兼有校、系两级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央号召建立军、干、群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可是在聂元梓的领导下，只有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两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军代表，却也能具有权威性，也能行使“革命委员会”的权利，他随时可以批斗走资派；还建立了“牛棚”，还分割“牛鬼蛇神”的住房，甚至于采用类似“扫地出门”的办法把“牛鬼蛇神”赶出教职工宿舍区等等。我家也曾经受到分割住房和被赶出教职工宿舍区的待遇。为此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卖了一些家具。当时，两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张像样的木头方桌，一个可以放在沙发前面用的长方形硬木的矮桌子，只卖五元人民币。

其实，1967年各地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就是一个解放大批领导干部的过程。这一年的文革语录，有好多条都是针对原来各阶层的领导干部说的，要这些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加入革命队伍，再立新功。

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北京大学从校一级到各系，都应该有被打倒的干部站出来“亮相”。“亮相”的意思是，原来被打倒的干部，在自我批判的同时，要面对群众公开亮出自己对当前运动形势的看法，证明自己是愿意革命的，在群众的认可之后，就能回到革命队伍里，并且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再立新功。

不久，有一些教师和学生对聂元梓的作为不服气，出现了意见分歧，便另立一个山头，叫做“井冈山兵团”。我觉得他们两个组织除了武斗都在积极地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争取曾经被打倒的愿意革命的干部站到自己队伍这一边，越多越好，因为这是争取得到合法领导权的“革命委员会”的重要因素；另一件事情是“抓紧革命斗争大方向”，继续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因为这是检验一个组织是否是革命组织的试金石。

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必须有干部参加，而群众组织争取干部的多少或干部原来的名望的高低，对建立有权威性的革命委员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现在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新北大公社”看着像周培元校长、季羡林教授（又是系主任）这样的名人都接受了“井岗山”一派的观点，参加了“井冈山兵团”，就会恼羞成怒，以至于把季羡林教授送进了“牛棚”的原因。

在1968年9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后，消除了两个组织之间的武斗局面，进入清理整顿“阶级队伍”的阶段，聂元梓也就到了英雄末路的时候了。

1967年在两派组织争夺干部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忘记“抓紧阶级斗争大方向”，那就是开批判会，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每到要开批判会的时候，就会有抄家的行动。1967年，在我家里，就有两派组织都来抄家的情况：我记得的一次是1967 年10月，“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前来抄家，取走丈夫的一些信件、笔记本、单篇文章、书籍；接着“井冈山七纵”红卫兵前来抄家，取走文章稿件一包。这两个组织的红卫兵来的时候都没有搞打、砸、抢，他们就是要找可以提供批判的材料。

“文革”前，有一部分图书是限量供给少部分人阅读使用的，有关单位会把一张购买内部书刊的专用卡发给少数人。持有这张卡的人可以定期到王府井大街的一个专用店里去购买。那时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一些苏联的文艺作品并不公开在书店里出售，可是持有内部图书专用卡的人就可以买到。我丈夫就曾经得到这种卡，买了一些内部的书籍。有一次中文系的红卫兵来抄家，特意把这样一批书找出来，装了一大口袋，抄走了；还有一次，红卫兵抄走了成套的期刊杂志。那样的年代，受到批判的人的个人财产不会受到保护，来抄家的人可以各取所需，有点像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味道。

文革中被抄走的笔记、手稿、书刊杂志，金戒指和银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都没有退还。

 

[rxdl]

文革就是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