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星期没读汪曾祺，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一个月不读汪曾祺，在我多年里，是没有过的事。长时间不读汪曾祺，对文字的感觉变得不敏感，下笔会感到生涩，滞重。更主要的，是会生出一种深重的依恋之感。
初次读到汪曾祺，还是多年前在学校的时候。当班上同学在化学结构的“乌龟壳”里转悠，在三羧酸循环的“麻花”中打绞，在统计学公式的“楼梯”上翻滚的时候，哥儿几个不务正业的伙伴，下午放了学，就忙着去看新潮画派的画展，去电影院门口卖了粮票买票看电影。晚上，躺在寝室里讨论沈从文、宗璞、白桦、张洁、顾城、舒婷、北岛……
一天，杂志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姓汪的，不知道是何路神仙。汪曾祺？又一位没听说过的。
一读到他的小说《受戒》，当夜几个人就在卧谈会上叫好：小说竟有这种路数的，没见过。
嘿！
一篇一万二千字的写和尚爱情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是,却那样迷人，那样美，那样有诗意。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的初恋，被描写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
请允许我抄一点书。你看看！
……
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再请看！
……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
有一次，一位乡村干部亲口告诉汪曾祺，说，一次他们那儿开农村干部会，第二天收拾会场时，看见一块桌布上，竟然用圆珠笔写着，全是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一句，全都背下来了！
《受戒》的稿末，有两行小字：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一个静静的深夜，又一次读到这两行字，，一种对前尘旧影回望的温暖，一种对青春伤逝的痛惜，回环在胸，不觉使我突然非常感动。
刚接触到汪曾祺的东西，一种说不出的模模糊糊的感觉。是一种陌生的惊喜？还是一种平静的愉悦？说不清。总之，觉得他的东西有“嚼头”！有一种和以前读过的东西不相同的滋味。一种可以长时间地咀嚼、慢慢地品味的东西。
故事人人会编，细节有人会写，至于语言，不是下过极大的功夫和某种天赋，可能达不到汪曾祺的这种高度。
一直觉得，写小说，一是写语言。二是写细节。散文呢，诗呢，恐怕语言和意境、感觉，都重要。
写东西，主要不是写故事，主要不是写大道理。故事人人会编，当然有人讲得有趣一些，有人讲得乏味一些。至于道理么，好像古今中外的书上，就是那些，翻来覆去地讲，把人讲得更糊涂了。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汪曾祺的第一贡献，我觉得是语言。
很少华丽的词藻。他很重视语感，重视用词的准确性。他的孙女“批评”他的文章说：不好，“没词儿！
他对事物的描写非常传神贴切，就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也会被他写得“味透纸背”。(其女儿汪朝语)。
他对往事的眷恋，或浓或淡的离愁别绪，和着乡愁，以及对朋友乡亲的友情，他都用他的特殊的文字风格，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出来。
读东西，我自己的体会，有三个层次。一是，知晓。学到了东西，得明白了的快乐。二是引起思考。深化了一层，从快乐过渡到扩展开来的感觉，融会贯通，豁然开朗。三是品味，玩味，吟咏，反复地咀嚼，回味无尽。有欣赏元明青花瓷中的好看的写意人物的味道，和极乐不同，是一种慢慢地融进自己血液和渗透到身体各个部位的久久存留的感觉。汪曾祺的文字，主要的就是这第三个层次的感觉，读的时候我经常感到。
他的语言，如果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就是算许多好中的一个，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就是相当地突出的好了。
他说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他说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赋》），二坏于刘白羽（代表作《长江三日》）。过度抒情，过度雕琢，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他说，有一种模式，不论搞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贴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
他还说，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
我们真是很需要对汪曾祺这种自成一家的精美语言的享受！
汪曾祺再度写作前，因为文革中搞“样板戏”的问题，（说过江青的好话，不是一般的话。这事容我以后慢慢讲来。）又一次被审查，事没完，人被晾在了那儿，一时心灰意冷，不写东西，就在家钻研往油条里面塞肉馅，再回锅炸一次一类的高级烹调手艺。他的西南联大的同学李荣、朱德熙（后为北大副校长）为此不平，他们在工作中和当时管事的胡乔木（当时胡好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分管这一块的人吧？）有来往。李荣对胡乔木极力推荐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李荣，何许人也？话敢说得这么大？取出你手边的《现代汉语词典》看看，主编之一就是这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所长、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李荣。胡还为汪调动的事写了条子。（后未进行。）
汪曾祺很敬佩他的老师沈从文，认为沈是他见过的真正淡泊的作家，这种淡泊，不仅是一种品德，而且是一种境界。汪曾祺也是甘于淡泊的人，他才可能把他内心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传达给了读者。
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
汪曾祺曾在北京文联做过几年编辑。北京文联的领导老舍曾说，他在北京文联只“怕”两个人，一是端木蕻良，一个是汪曾祺。这个怕，不是说他们有多厉害。而是说，汪曾祺在文学上青出于蓝，定能有所成就。
还有，当时的文联、作协的领导人、诗人郭小川说过，他记得汪曾祺说，别人这样写过，我就尽量不这样写。
这就是为什么汪曾祺能够独树一帜，创造出一种与别人不同的文字风格。
汪不但能写戏，还能演戏，不但能写小说散文，还能写旧诗。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西南联大在昆明巫家坝上演《家》，鸣凤鬼魂下场后，汪曾祺扮演的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间，敲起了锣，锣声和报更的喑哑声回荡在剧场里。几十年后，作家宗璞还记得老更夫的模样，说，汪曾祺的声音，至今还还响在耳边。
1997年5月，汪曾祺到四川参加“五粮液笔会”，多喝了几杯，因为肝硬化引发的消化道大出血，于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他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
汪曾祺在他写的京剧剧本《裘盛戎》里，有这样一句悼念京剧艺术家、花脸大家裘盛戎先生的唱词：“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还在开。”
是的，人已远行，但是汪曾祺留下的文字，如同不凋谢的鲜花一样，长久盛开在中国文学史上，盛开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
2009年6月30日
你和朋友们的鼓励，使我还得写下去。
其实你也该多写一点，你看，你的那篇对康兄《咏而归》的读后感和对四川地震的感言写得多么地好，饱含感情，文采也棒！写吧！
一年前偶然读到先生的文章,受益匪浅.一年后,再次拜读,依旧朴实,不空不虚. 淡淡的,幽幽的,但持久的弥散开来.
谢谢阿堵兄的介绍，把汪曾祺写作里的灵魂展开给了我们。
很受启发的是阿堵兄的这段话：写东西，主要不是写故事，主要不是写大道理。故事人人会编，当然有人讲得有趣一些，有人讲得乏味一些。至于道理么，好像古今中外的书上，就是那些，翻来覆去地讲，把人讲得更糊涂了。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唉，要学的，要练的，真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