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正文

四川:中国的盐 (王康)

(2009-02-24 21:11:50) 下一个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踏。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四川大地震,再次让世人领教了这两句符咒式的箴言。

人类从上苍那里领受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群世代挣扎在蛮荒、贫穷和战乱中,有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占据着膏腴沃野;海洋民族天然富于冒险进取精神,同时对大海与星空的深邃浩瀚满怀敬畏;沙漠戈壁致人于内心苦修,衷心企慕来世与天国;东方、中国,似乎注定了须历经灾难、痛苦和浩劫,才能感受造化的奥义,才能领略冥冥之中隐而不显却无时无地不在的天意,谓之: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如同犹太人这支上帝选民也必是世上的盐一样,四川也是中国的盐。不仅在修辞学的隐喻中,而是在最原初最古朴的存在意义上,将四川当成中国的盐,都是恰切的陈述。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只有在四川,李白这样灵心特异的诗仙,才能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外,洞察到某种苍茫的命数笼罩在这沧海桑田的神奇作品之上。亿万年间,经寒武纪、志留纪、震旦纪、三叠纪、白垩纪等动以千万年为计的地质年代,在“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等亚洲地壳沉浮和气象万千的造山运动合力作用下,喜马拉雅山持续升高,像一位君临万物的万神之神,居高临下俯瞰尘寰,四川万千水流则合力切穿巫山万壑,汇成三峡长江水系东奔太平洋,四川终于完成其惊天动地的沧桑之变:由海洋盆地演变成湖泊盆地最后固化成养育了亿万生灵的陆地盆地。

这口“紫色盆地”的最大地理特点,在于它处于中国第一、二、三台阶分际处,这片由四条长江支流而冠名的地质结晶,由世界屋脊向东或急剧倾斜或绵亘迭宕的地理界线,正好也是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与“蛮夷狄戎”阡陌交错、中原儒家轴心文化念兹在兹必行“华夷之辩”的文明冲突-融合带。这种地理-文明界线的重叠契合,赋予四川某种特殊而神秘的天命。

自李冰父子顺天应人、贡献其不朽的“非坝水利工程”都江堰于天下之后,四川便成千里沃野,号称“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称美“天府”,同时成为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兵燹要地。张良、诸葛亮曾将四川作为进退有据的基业之地,唐玄宗、僖宗先后避乱成都,最为后世乐道的“三国”蜀中故事,诸葛亮在其《隆中对》对四川的定位,都记载了“天府之国”对于“天下”日益紧密的关系: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固之,以成帝业。

从地理-历史-文化沿革看,与北方中原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和湖湘荆楚巫道逍遥之风不同,四川自成一统的格局和独具的气象,空间的阻隔和时代的差序,使这片与法国同大的土地,常在浑然不觉中扮演某种出人意表的角色,而令历史学家诧愕不已,几度演绎了难为庸常智性所能理喻的历史大剧。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规模、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撤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方得以按后来的轨迹发展。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帝之鞭”折戟四川,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发生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其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40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四川在内的整个世界。

四川不过因应形势,耗费二十年光明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合川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四十年的“合川保卫战”,虽然没有扭转蒙元最后征服中国的大危局,却在浑然不觉中改变了世界历史版图。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四川,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四川。天意从来高难问,四川的全部荣耀和悲情,都不会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赛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巴甫洛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来没有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的盐”依然陌生、苦涩、神秘。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欧风美雨东渐,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东西部文明距离日益拉大,四川晦盲否塞,落后不开化也日益明显,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1840年以来受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才渐为东来岛国的逼迫所取代。四川自成气象的盆地历史也才告终结。

1895年甲午战败,三年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首次提出“迁都”之议。他声言,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这位维新领袖虽为广东人,却第一次把其建都立国的眼光投向古代“益州”,四川开始为东南新派人士所注意。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蜂起。19111123日,川东重镇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指出,“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盛赞“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山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

中国近代风雨如晦,充扩不开,最宿命的阻障,乃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现代工业化造成的新的国族观、亚洲观和世界观。对于日本,侵略并征服支那(中国)乃是日本实现其“大亚洲主义”,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的题中首义。对于中国,这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危机,仍是“亡国灭种”至于斯文扫地,率兽食人的天下之亡。中国若不愿臣服日本帝国从而永久丧失其国家和文明,就只有一种抉择,举国举族举土之力以抗日。对于四川,则意味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伐东征诸历史大事中因为地缘关系而基本置身局外的历史宣告结束,四川“天府之国”、“四塞之地”的地理环境再也不能维持一个“独立王国”,历史之手冲决自然屏障,四川从此开始成为“中国的盐”。



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一样,中国抗战最高当局都不是四川人,但都把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民革命根据地。蒋中正为浙江人氏,在民国初年就提出“蜀粤并重”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各省中,只有广东和四川能作“革命根据地”,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感情,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

193410月始,专负国防和军事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以“追剿红军”为张本,巡视了西南西北十余省,策定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的抗战方略。

1935年,蒋中正在重庆以《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为题作公开演讲,“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

同年811日,蒋氏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再次强调:“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

同年106日,蒋中正又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演讲,再次强调四川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特殊关系,再次强调“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同年108日,蒋氏又在重庆以《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为题公开声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华和根基在长江流域,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中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治乱。他公开指出,在与日本大战爆发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出现伪政府,但只要四川能安定,腹地能建设,中国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复兴!他明白无误地宣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无论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出现什么乱子,只要大西南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即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1936年,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方略在中国参谋本部拟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得以明确表达:“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从此,四川正式成为“抗战中国的盐”。

自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轴、重庆建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目标,便是攻略四川、占领重庆,彻底结束“中国事变”,再根据亚、欧战局演变,决定“南进”、与美英西方列强在西南太平洋开战,还是“北进”、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俄。

1942519日,日本南方军团顺利攻取东南亚与西太平洋诸战略目标后,曾禀报日本大本营,称“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大本营接受“中国派遣军”意见,制定进攻四川的大战略,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拟在日本国内征派23万后备军,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日军第一战将冢田攻中将,担任攻略四川先锋指挥官。

日军拟特别组建“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二、七、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先由山西、河南西渡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后,其锋芒向东旋转,越过秦岭、巴山,沿蒙古军队故道直取成都平原。另外由武汉十一军五个师团,从宜昌溯江西上,强力突破华军三峡防线,直接攻占重庆。一旦四川失陷,国民政府要么再向西康、西藏一带撤退,沦为地方游击政府,要么向日本投降。

日本在二战所犯最大错误之一,便是因1942年夏季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开始强力反击日军,冢田攻中将坐机194212月初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身亡,而停顿以至完全放弃“第五号作战计划”。直到1944年再度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打通亚洲大陆战略交通,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为一体,最后压制并攻略四川,与盟军进行战略决战,皆因欧亚战局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演变,而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中国若无东三省,华北五省,江南沿海各省,尚可维持抗日复国基局,但若失去四川,若使重庆沦陷,就一定亡都至于亡国。八年抗战历史早已坐实,四川乃是日本帝国无法逾越的中国现代万里长城。

附带一句,日本长期占据东北、华北,竟然连攻取延安的象样的作战计划也不曾制定,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曾对四川进行过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日本曾在随枣会战后攻陷宜昌,在豫湘桂大战后兵至贵州独山,但除了俘虏,就没有一个日本兵、一辆日本坦克染指巴蜀大地。日本只能望蜀兴叹,刹羽而败了。

抗战期间,一首名为《四川的儿女》的歌曲曾在四川广为传唱:

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站到长江的前哨!我们的心是火焰!我们的血要交流在一道!我们的臂膀是钢铁,我们手要拿起杀敌的枪刀!保卫大四川,保卫大中华,冲过长江下游的城堡!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拿起我们的枪刀!

不妨略举数例,当可见四川之于抗战中国的特殊价值。

“七·七事变”次日,刘湘即以四川省主席身份电呈蒋中正,同时通报全国,呼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抗战,四川可出兵百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在场蒋中正以下诸军事要人皆受其感染,会议最后以起立与否决定抗战与否,与会者皆齐刷刷一致起立。在中国及世界战争史上,如此行动空前绝后。只有深刻了解一盘散沙、军阀拥兵自重的中国的人们才清楚,这种古代盟誓式规仪,对于中国战时军事领袖们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8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承担较其他各省都更重大的责任。各路川军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刘湘本人于19381月殉国,死前留下遗嘱,语不及私,“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段遗嘱,很长一段时间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仪式中被官兵同声诵读。

抗战八年,日本军队从未踏上四川土地,川军足迹却遍及中日战场,淞沪、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湘西诸会战以及滇西、缅北、印东战场,都有身材矮小却异常能吃苦死战的川军。

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指出,西方军队常见的军事美观装饰,中国军队完全没有,没有乐队、鼓手,更没有少女向他们献花和香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纳尔逊认为,中国军队的毅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如果得到足够的粮食和精神的鼓励,他们将是世界上最英勇的战士。脚穿草鞋、装备陈旧的川军乃是最典型的中国军队。

四川曾将300余万子弟送上前线,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都曾流遍四川“壮丁”血汗。中国诗人和歌者曾为这些身壮如铁而目不识丁的川娃儿献上过衷心的礼赞。在此且略引几首壮丁之歌,以飨今人:

壮丁上前线

常任侠 词  张曙 曲


东洋强盗野心狂,奸淫妇女抢钱粮,

占我们的田地,烧我们的村庄,

杀我们的父母,炸我们的工厂。

我们要拿起锄头镰刀,拿起炸药钢枪,

一齐杀上前去,把日本强盗都杀完!

我们是健壮的壮丁,满身有紫色的光芒,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田地,保我们的村庄。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妻子,保我们的爷娘。

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杀尽强盗回家乡!

 

壮丁歌

欧阳山 词  贺绿汀 曲


胸膛阔,胳膊粗,天生一付好身手,男儿志气高!

不做亡国奴!编成先锋队,边疆去守土,枪在肩,刀在手,杀尽敌人方罢手!

 

壮丁队歌

蒲风 词  居田 曲

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三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团结得像铁的洪流,我们都预备向线冲。冲,冲,冲,冲出山海关,跨过大海东;我们,我们壮丁是民族解放的先锋!


国民革命军第
41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徐州会战滕县保卫战中自戕殉国,所率将士五千余人在108小时激战中几乎全部阵亡,滕县阵地化为灰烬。1938615日,成都十万民众在牛市口迎灵,830日移至新都安葬。成都少城公园建有王将军骑马铜像。

四川诗人徐士豪当年在《抗战日报》上写道:

现在再不用问谁的首领姓刘或姓孙……,

“百家姓”已给战火融成了一条心!

昔日相打的手现在握得紧紧,

全四川的枪尖只共支住这一个战争!

啊,战争!你们是为了战争才出川!

四川健儿生命的源流没有止穷!

流血吗,四川健儿可以不挂念,

这血的雨将要浇息敌人的凶焰!

死亡吗,这是四川健儿的家常便饭,

四川健儿的英灵还要保卫这江山!

四川健儿今天寻得最伟大的死!

四川健儿今天给四川留下最光荣的史!

四川健儿今天给国家做道最紧要的事!

四川健儿今天给人类写了最悲壮的诗!

不管我们的战争打到十年或八年,

不管我们的人马只剩一万或八千,

我们的四川健儿永远记住这誓言:

强敌未灭,永不重返四川!


川军以阵亡
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以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将领的殉国证明,他们是抗战中国不可或缺的盐。

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小民王者成,为其出征儿子王健堂送行时,竟在白布锦旗正中写下大大的“死”字,左上方写有:“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43年,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国民政府军委会督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四万五千名优秀青年学生远赴缅甸补充远征军,四川数百所大中学生“泣请从军”,十万青年远征军如期奔赴前线,留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不朽壮词。

抗战八年,中国共支出战争费用14,640亿元(法币),四川负担约4,400亿元,约占全国军费三分之一。1941年至1945年,四川所收谷麦占全国征粮三分之一以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兵工厂,先后为前线生产并输送了320万条步枪、8万余门火炮、8亿5千万发枪弹、370万个炸药包,75万吨各类军用器材,四川生产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大量出口,换取中国急需的军事贷款。

194041年后,四川各地展开献粮献金献机运动,社会各界、三教九流涌现大量动人故事。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人氏冯玉祥将军多次由衷感动,称:“抗战以来,川省出钱、出兵、出粮、出力甚多。本人数月经所各地,不论男女老幼,莫不热烈响应,人人自动献金,爱国但恐后人,令人钦佩感动。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明。”蒋中正在《四川与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川省同胞,遵奉国家至上,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力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选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运输、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优良之表现。”

为配合盟国空军,先后在重庆、成都附近九龙坡、广阳坝、菜园坝、双流、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修筑和扩建了轰炸、驱逐、运输机场,近200万民工参予了极为浩大艰巨的工程。数以万计的石匠、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以及担负炊事、运输、后勤、缝补、医疗的老人、妇孺,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肩挑背磨,用最原始的工具,最土俗的办法,一锤一撬、一磨一碾、一手一脚、一吭一唷、一汗一血打、炸、挖、辟、填出十数个军用机场。其规模之巨大,场景之壮烈,足追两千年前秦汉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四川以古代奴隶劳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中国和远东战场的文明胜利举行了让历史学家至今失语的奠基仪式。

1944616日,首批60B29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郊县各机场起飞,穿行整个中国战场,横越黄海、日本海直接轰炸日本钢铁中心八幡,日本帝国第一次经受来自中国本土的远程轰炸。此后半年间,从四川各机场起飞的B29轰炸机向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投下3,623吨高爆炸药。

自贡盐场历时千年,为中国著名盐都,是中国最大井矿盐生产基地。其产量自晚清以来保持在全国产量五分之一以上。竺可桢曾亲临考察,“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绵四十里有奇。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日本先后占领华北和沿海产盐区后,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四川井盐产销量迅猛提升,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管辖地区人口约二亿,按战时配给规定,每人每年用盐10斤,共需2,000万担。自贡及四川各地产盐则达600万担,占全国盐需求量近三分之一。自贡盐税计达21亿元,占全国盐税四分之一,为国民政府最大税收之一。按当时最低税率计,自贡每年征收盐税达4,800万元,若将此款项购黄谷,可购1350万石(每石150市斤),折合碛米14亿54万斤,可以支持40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军饷,可供270军队一年军粮之需。

日本本土海岸曲折,盐产严重不足。明治以后,日本成为盐进口大国,日军对盐资源的战略价值具有独特的体认。194011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决定对以重庆为陪都的四川抗日大后方“实行长期大持久战”,实施远程战略轰炸。19415月,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门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内地轰炸,第二期目标即对四川“自流井制盐所”实施“盐遮断”专题目标轰炸。

193910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国民政府为改善自贡地区防空力量,1940年初从重庆调出装备德式75口径高炮的高炮营,取代捷克造高炮营,直接驻防自流井盐场磨子井附近山上。

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成为四川抗战大后方一个坚固的堡垒,一排排盐井支架如同誓死如归的士兵,透显出独特的气概。1942年、43年,自贡盐业投资购造“盐2号”、“盐船号”飞机二架,学生购“青年号”飞机一架,1944年,西场盐商余述怀捐资1000万元,东场盐商投资600万元,蜀光中学师生捐款17万元,该年献金总计达1.2亿元,金戒指800枚,金手镯100枚,布鞋一万双,按当时城市人口23万计,人均捐资500元,相当于八口之家的盐工家庭一月的收入,为全国最高纪录。

重庆本是四川省乙级市,南京沦陷后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中国抗战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后又成为反法西斯盟军暨世界民主统一战线东方指挥中枢。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作战令,将重庆确定为“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确定为“航空战略轰炸”,为五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以“消灭敌国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轰炸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投降,以尽快解决“中国事变”。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53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前4个月,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逾5,000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目睹了这场空前屠杀后,写下《惨目吟》:

五三与五四

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

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

一母与二孤

一人横腹下

一人抱右怀

骨肉成焦炭

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

万古不能灰

老舍与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地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5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35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议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再次起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议决,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化代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四川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人力之物力,咸幅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19416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17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300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3,000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8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12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义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8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及至20019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有战史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19464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10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6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7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6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425日,蒋中正在成都军校告别四川各界代表,并即席发表讲话:

辛亥革命,实际上可说是由四川开始。因为武装革命起义,是由于四川发生了路政风潮而产生的,于是满清帝制由此推翻。中华民国亦以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战开始以后,政府建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位浙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与川省各界依依惜别时,强调“一定要使我们四川每个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把握目前大好的建设时机,发挥我们伟大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的模范省”。



包括蒋中正在内,包括7,000万四川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领导并坚持了八年抗战的国民政府竟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苏俄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等国际事变),成为国共内战的输家,四川成为中国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最后“苴国”。四川军事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罗广文、陈克非等人纷纷弃国民党投共产党,向新党新领袖新政权输诚。短短一百余天,维持了中国抗战基局的四川,改天换日,江山易帜,又一种命运降临其上,四川仍然要作中国的盐。

19491210日,蒋中正与蒋经国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腾空起飞,永远离开大陆,在巴蜀大地上空留下两行文字: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

巨大的历史反吊接踵而至。

正因为四川是抗战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正因为蒋中正和国民党赋予四川以“抗战建国复兴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四川在中国抗战与世界二战中有如此显赫如此凝重如此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作为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的死对头并在苏俄扶持下夺取了全国最高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要以同等的力量、相反的意欲和对立的目的,尘封、铲除、毁灭抗战四川的一切痕迹,赋予另一种景象、符号和象征物。这种隳坏前朝衣冠宗庙的手法未必代表中国先秦以来尊重“忝离之悲”和“兴灭继绝”、“补敝起废”的儒家道统,却符合中国历史“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法家惯例,尤其符合来自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输送的“新”的国家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这是无情却难予抵御的二十世纪中叶的世界性新型历史铁则的逻辑,这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亟欲避免却最终坎陷于斯的浩劫式宿命,这是中国现代命运犁庭扫穴式的变形记,——四川继续成为中国的盐,而其味已苦涩不堪。

▲19461231日,中国唯一一座全国性“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庆民权路广场原“精神堡垒”旧址动工,其碑文由四川省长张群撰写:西南古为神州奥区,四川尤称天府。战时既已为国家力量之中坚。……以西南之财富弼宗国家繁荣。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后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国复兴之故,将知四川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于八年之献效已也!

1950年,“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更名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这一涂改式“行为艺术”标志着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总根据地的历史开始被另一种历史观遮蔽。

▲194477日,“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成都市民称之为“无名英雄铜像”,一名年轻川军,草鞋、绑腿、短裤,胸前悬挂两枚木柄手榴弹,背上插着一把大刀、一只竹编斗笠,斜挎军用背包,手中紧握一支亮开刺刀的汉阳造老套筒步枪,身躯前倾,正出征冲锋……。这尊象征300万川军保家卫国的铜像在天下易手之际作为“国民党兵痞”的“反动遗迹”被销毁。

宜宾小镇“李庄”曾以三千居民之力,容纳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共一万二千流亡师生,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李济、陶孟如等著名学者云集于斯,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1950年,主持这项抗战学术、教育迁驻事宜的罗南垓(国民党南溪区党部书记)、张官周(南溪区区长)和杨遂辉(李庄镇镇长)在“土改”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镇压。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43年因公殉职后,国民政府曾举行国葬,延安中共中央曾发表唁电,称这位年高德劭的“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1946421日,著名雕塑家王临乙主持塑造的林森铜像在重庆荷花池落成。1958年,该铜像在“大炼钢运动中”中被销融。1966年,林森墓被炸开,其遗骸遗物被焚烧洗劫一空。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中国空军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血洒碧空,重庆南山曾辟地安葬200余名空军阵亡飞行员。历经韩战、肃反运动、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空军坟”的抗战圣地,所有墓碑、棺木、遗骸、坟茔早已茫然无存,惟荆棘丛生、荒冢垒垒、满目萧睹……。

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四川文艺单位创作了《抓壮丁》,专拣四川方言的滑稽、尖酸、刻薄,对300万四川抗战壮丁极尽丑化、挖苦、侮蔑之能事;四川美术学院则创作了大型泥雕《收租院》,把四川抗战地方实力派描绘成恶魔式的反动派,地狱般的“地主庄园”的吸血鬼。

韩战初期,二十余万国民党“起义”川军首批开赴北朝鲜,承担最苦最累最危险的运输辎重任务,近四万川籍“志愿军”喋血异国,再次高居中国阵亡军人之首。最负盛名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即是新中国川军的代表。其后1962年的中印之战、1979年的中越之战,四川军人都是战争第一线的主力。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曾为国民政府、工厂、学校、新闻机构西迁作出巨大贡献,先后将六十余万川军和大量物资送上前线,在“宜昌大撤退”中,曾演出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悲壮史诗,120余名船工为国殉难。195228日,卢作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黯然遁世,其骸骨长年埋在南岸一处不为人知的荒山野岭之中。

▲19431月中美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经罗斯福总统和蒋中正先生批准,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和中国军统局长戴笠分任主任。设有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建立了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和观测哨,为美军在太平洋轰炸日本本土提供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气象和军事情报。二战结束,美军方在一份报告中称中美合作所“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唯一的情报来源”。19461月,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即行解散。

1950年韩战爆发后,新政权组织创作《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等文艺宣传品,煽动抗美、反美、仇美,以服务于“冷战”时期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和中共向世界输出地下斗争和武器起义革命的需要。中美合作所被定为“美蒋罪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展览馆。

▲196071日,中共四川省委一纸命令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四川老百姓节衣缩食积攒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其中大部分上调北京,宝成铁路通车前边远地区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18万民工肩挑背扛运出去的。

1960年底四川人口为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四川人口为71215.7万,加上三年中人口自然增长数字,四川在1960年饿死人数达1,000万以上。从1961年到1962年,四川发动“新三反”运动,又饿死200多万。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未因此受到任何法律惩处,从1958年开始即跻身中共政治局,与上海柯庆施同为文革前最令人瞩目的政治人物,最后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死后被封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重庆、成都、宜宾、沪州、万县、涪陵、自贡等地发生大规模造反派武斗,除飞机外,坦克、大炮、军舰、高射机枪等重型常规武器都被使用。重庆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文革墓”一处就埋葬“8·15”派武斗死难者411人。四川武斗之惨烈残酷,规模范围之广泛,时间之持久,足可称为一场“内战”。

其主要原因在

(一),四川一直被当作国民党“老巢”,蒋中正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在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反复清算、批判、镇压,各种冲突、仇恨、冤屈极为深重;

(二),作为中国主要粮仓的“天府之国”,竟然由于一名江西人的野蛮统治饿殍遍野,这种饥饿和死亡记忆总会以某种方式变形为暴力和杀戮;

(三),李井泉主政期间,四川作为“三线建议”重点省区,接纳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核工业项目。这些负有神秘使命的项目,布局于远离“美帝”、“苏修”、幅员辽远、资源雄厚的四川,使之成为“世界革命”、“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些项目除加剧了四川人民各种负担外,还留下巨大的隐患。

 

当年国民党主持的国民政府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毛泽东们依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因为另样的战略需要,再次将这“天府之国”辟为他们更为“伟大”、“神圣”的战略后方。

有两座雕像立在成都城内,象征着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离奇而荒唐的现代历史。刘开渠1943年设计的孙中山铜像座落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衢春熙路中间,四周色泽浮艳不堪。这名中华民国缔造者绝对想不到,他会坐在川西平原一条全是红男绿女、烟花柳巷般的市井中。他背后是一幅巨大的健身广告,一家名为“洋葱头”的“快餐店”和“韵露美发”发廊直接横在塑像上方。孙中山神情凝重,手执《建国大纲》,万般无奈地坐在那里,像早已掉价的古墓一样落寞。

毛泽东巨大的水泥塑像则占据着成都老皇城的中心,依然挥手而立,不可一世。文革结束,各地毛像毁存与否,多少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四川虽曾有赵紫阳主事,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名谣,但其前任与后续皆为庸人,根本缺乏拉倒毛像的勇气。

孙与毛两尊雕像,真实不虚地象征着四川在精神上的变形沉沦,象征着天府之国与整个中国一样,还在历史破晓之前的黑暗中,同时指证着四川在二十世纪两种身份荒诞交织、善恶纠缠的命运。

稍具历史感的人们都不难看出,在孙、毛之外,真正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四川命运、赋予四川以天下兴亡使命的人物,连同他所领导的抗战及其遗迹、符号、废墟,至今从成都和全四川消失殆尽。从孙到毛之间一个巨大的存在的消失,意味着八年抗战的虚无化,这与广州“黄埔军校”、南京“总统府”至今基本完好且恢复旧制,形成古怪的对照。其原因不过在于,毛可以在孙那里获得某种含混的合法性和继承权,却不可能在蒋这里获得其所需之物。蒋一生反苏反共,其抗日目标之一,即在于避免使中国沦为任何外国、尤其苏俄帝国的附庸、尤其是精神、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附庸。孙的某种乌托邦建国理想,可为毛式专制独裁提供历史根据,而蒋比孙更偏重中华固有传统、尤其中华道德、伦理对于现代中国的首要意义,这也为毛式无法无天的唯物主义所拒斥。

四川的命运是中国二十世纪整体命运一个悲剧性的缩影。中共这一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形态集团具有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与从孙中山到蒋中正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道路也大相径庭。对于中共政权,中国所有人民、土地、资源统统都是工具,在毛时代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工具,在邓时代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式市场经济的工具,四川与其他省份一样,不过是有其特殊功用的工具而已。

请注意,恶性统治四川多年的李井泉,其主要政绩便是“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事实上,四川是历次政治运动为害最烈的省区。六十年代,四川成为所谓“三线建设”的大后方,即竭国之力以逞毛泽东们“反帝反修”、“世界革命”、“世界大战”的好战本性,充当其穷兵赎武的战争工具。“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川为东部沿海各省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国内市场。1989年“六·四血案”后,三峡水利工程强行上马;1997年,重庆从四川剥离,另成“直辖市”,以确保三峡工程各种需求。2,000年后,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四川成为中国的能源基地,以李鹏为首的中国水利强势集团名正言顺地对四川巨大的水利资源开始实行垄断-掠夺式开发。

20001020日在成都召开“中国西部论坛”,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对“极具创新精神、富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要们”保证,“中国西部必将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所有西部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关注和支持”。“西部大开发”从此正式成为江式“新政”盛极一时的宏大叙事。岷江首当其冲。“中国华能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众多反对、抗议,悍然在举世无双的都江堰上方破土动工,其蛮横、邪性、野蛮和无耻,标志着东方最雄险最激湍的山水开始遭受噩运。在这片云横雾纵、天地氤氲的山水之间,另一套旗幡,另一类角色,另一类哲学开始入侵,这是毛式天字第一号的气概、雄心、宏图,这是邓式天字第一号的硬道理、黑猫白猫、翻几番,这是江李天字第一号的规划、预算、钢筋、水泥、高堤、大坝,这是征服了中国人并且要继续征服中国自然山水所仗恃的“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东方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狂徒们的天字第一号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的狂想曲……

他们在岷江主流一口气修筑近十座大型水库,又在其支流一口气修筑几十座中型水库,他们同时要在金沙江、雅龙江、嘉陵江修筑更多大坝。参予这项“二十一世纪历史性创举”的高官、经济学家、战略设计师、财界巨子、金融大亨和智囊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开悟到李冰父子两千两百多年前那万古流芳的伟大哲思: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没有一个人心怀对西部河山的敬畏和谦卑发出过值得一听的告诫;更没有一次属于东方、属于中国、属于这片壮丽河山的仪式,以祭祀天地,禀报祖灵,昭告天下,让原本深谙天人感应之道的国人重新领略一次参天地、通人神、贯古今的苍茫体验,让狂傲、虚骄、利欲熏心、不知天高地厚的现代迷狂者们参悟一个亘古不易的常理:你们都是自然之子,在无限而永恒的自然法力面前,包括毛泽东一类敢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又唯恐神女有恙的狂人们,连同他们“当惊世界殊”的丰功伟业,都是极其涉小短暂的海海一栗,都注定要湮灭在我们不朽的行吟诗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赞颂不已的创造大法中: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在新政权新统治集团的国家意识中,四川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一个因其土地、人口、资源的巨量份额而可以充任某种国家性、世界性战略工具的省份,——除了继续作“中国的盐”,四川不可能有另外的命运。

公元2008512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地震,再次凸显了四川作为“中国的盐”的真实身份。

即使缺少现代地质学、地震学的专业监测技术,仅仅凭直观就可知,这一片孕育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空间,苍海桑田的节律演变从来没有被任何恒定不动的停滞状态所取代。在世界各大河域中,只有这一片土地,同时奔流出两条大水,落差如此之高,沿途高山峡谷,气象万千。它们唤起的感受,自古以来就为中国诗人、歌者、画匠外师造化的万古泉源。李冰父子创造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水利奇观及其高深哲思乃是中国人与这片神奇山水之间唯一契合不韪的感应之道。

1949年以来,受新政权新制度改造中国以作世界革命工具这一根本狂谬战略思想刺激,从毛泽东“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到华国锋“洋跃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指导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反思、清算和矫正。三十年经济建设并没有否弃毛式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观,而是更带灾难性地不仅在统治集团、而且在整个民族和全社会中,推行唯物论,刺激物质、肉身欲望,实行竭泽而渔的现代化。四川西部拥有的巨大水利资源自然成为攫取巨大利润的对象。从制度到内心的任何约束、戒惕都早已被驱除,民间各种环保机构的能耐和声音如此微茫,亿万年天造地设的河岳川流,亿万年栖息于斯的无量生命,以我们永难知悉的感受和姿态,开始变形,沉潜,发作,惩罚。

一位安徽闻人问我,这次地震要是发生在京津或江浙上海一带,将是什么景象?实话说,无法想像,那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江南水乡,虽也有“扬州十屠”和“南京大屠杀”,到底出于异族入侵,乃是赤裸裸的战争之祸。不能想像,风流温柔、富甲天下的人间天堂,莺歌燕舞、语软色艳的锦天绣地,一旦天崩地裂,会是一幅何等香销玉殒的凄凉世界。

不,上苍损补毁成,自有其意。如前所述,四川地处青藏高原、秦岭巴山、云贵高原,长江天堑合抱之中,汶川、北川所居的龙门山是早有1933年有案可查的地震断裂带,川西众多“海子”、瀑布的绝美景观,正是地壳造山运动的作品。此处发生八级地震,乃是地质演变之必然,不足为奇。

众多海内外专家已反复认证,四川地震固因自然变迁所致,但数十年间在长江中上游“改天换地”,大量修筑足以影响和改变地质结构的基本设施、国防基地和水利工程,大量污染、亵渎、侵蚀和破坏自然环境,不知节制地垄断、侵凌、掠夺和蹂躏自然资源,也是引发这次天灾的不可推卸的人祸。

从长江三峡大坝到紫坪铺水库,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毛式狂妄,到不顾生态、环境、地质后果和国防安全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数亿民众生死存亡的李氏集团“功在当代,利被万世”的好大喜功,四川从东徂西,千里川江大坝横行,水库高悬,纵有黄万里、李锐、王维洛等有识之士的谲谏抗议警告,仍然我行我素,而亿万川渝父老,竟完全无力无权无缘对此攸关其祸福生死的功罪利弊置喙。

让国人难于承受的,是成千上万中小学生葬身“豆腐渣”工程,这些初长成的“人芽芽”以如此成建制的规模,以如此惨绝人寰的形态,以如此忤逆天道人性的结局,蹈破了盛世的神话。这是《启示录》都未曾记载的凶兆否象,人类死亡谱系中未曾镌刻的哀恸至极的篇什,饱经浩劫奇变的中国未曾遭逢的苦难。这成千上万在几十秒钟同时进入黑暗的花朵般的眼睛和心脏,将永远逼视中国,永远叩问中国。穷尽一切汉语词汇,中国在这成千上万稚嫩美丽的生命之丧面前,将永远失语。

不,四川大地震若发生在东部沿海,其情形和后果将大不相同。也许会有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生命消失,也许会让帝国的精华地域和精英人群遭遇前所未有的震摄,也许导致某些直接的社会突变甚至最高权力格局的消长演变,但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西部边陲的四川大地震所已经垂降的意蕴,仍然如同七十年前四川忝为中国抗战总根据地一样,远非钟鸣鼎食的东部中国可能发生的启示所可比拟。

天使般的少年幼童在一刹那间的集体殒灭,其直接肇因,极为粗鄙简括:校舍工程发放、承建和中间方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以及各种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手法。无论以良心、道德、法律、经济、社会的名义,无论需要多少环节,都一眼可以望穿这旷世未有的罪孽那极其邪恶而露骨的源头:当一个民族先被政治搅肉机、后被摇钱树征服后,天下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了

经历了那么多不幸、苦难和罪孽后,中国仍然远远没有告别荒诞和悲剧。君不见,犯下如此令人失语罪恶的人们,不过是地方建设、教育当局的腐败小官吏,四处受盘剥敲诈的小包工头和建筑商,他们不过是这个庞大等级社会和官僚帝国里完全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与死难者们本有世代难分的乡亲血缘关系,如今他们成了人神共愤十恶不赦的罪犯。而数十年来领导、管理、教化他们的大人物们,绝对干净安逸尊严地生活在从小人物们直接造就的废墟到帝国首都之间的大大小小繁华都市里,没有任何良心不安,更无任何麻烦责任临门。

让国人难于释怀的是,由毛泽东、李井泉、邓小平、李鹏们在四川不受任何置疑谋划布置的核设施、水利工程,一旦发生泄漏或坍塌,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所作昆仑一词,“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人或为鱼鳖”,所指不正在四川大地震一带!

都江堰等两千两百七十余年的建筑被损,强烈地象征着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引发的震撼直达半个亚洲这一纪录表明,由于1949年后公然推行无神论和唯物论而造就的虚骄狂妄,由于亿兆人众在精神上的贫乏和物质上的唯一活路,由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政权以“赶超”、“强盛”、“世界第一”、“东方崛起”为宗旨的现代化国家哲学,由于内战、冷战以来上升为国家制度核心价值的“世界革命”、“世界大战”和改革开放以来拒斥现代普世价值的专制主义与民族排外主义的联姻,由于1989年“六·四”以来专制之局顽固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而僭取巨大经济红利所引发的礼崩乐坏和人伦道丧,中国正面临空前危殆而峻急的又一次浩劫。

汶川、北川、映秀、青川、都江堰等处校舍坍塌,何止是不法官员、承包商和修筑公司天良所丧(就连如此天理难容的劣迹,还有建设、教育、民政等主事机构为之开脱),人心至此,犹三尺冰冻,从毛到邓到江,视人类良知若粪土、诲权诲利,为政不廉,为富不仁,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地震豆腐渣工程,其道德源泉概从中南海出,其卑劣污秽,早遍于九州大地。质言之,此次地震伤天害理的小官小商小吏,与京、沪衮衮高官权贵巨贪之间,实在小巫见大巫。我们将又一次目睹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专制表演。

四川地震,远非三十二年前唐山地震可比。以死亡人数比,唐山地震数倍于四川地震,前者在毛式暴政下,其真相至今不为人知,并将永远尘封。那次集体死亡,迹近一次暴秦式人殉陪葬的现代版,人们甚至津津乐道,毕竟以数十万生命的丧失换得了暴君的丧命,中国似乎由此结束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中国之悲,至此无涯可寻。

这是一种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生死悲欣史观。我们终于被告知,历史是因为不堪忍受的牺牲才得以进步的,社会之所以需要“以人为本”,文明之所以“与时俱进”,是因为非如此我们就无从在苦难、不幸、罪孽中去发现工作的乐趣,校正事业的方向,进而证明那所向无敌、战无不胜、伟大、光荣、正确。

在毛时代,中国一切理想、愿望、利益、意志统统都成为达到只有伟大领袖才洞察并把握的目标的工具,无论愧之恨之已晚抑或无愧无怨,不过是觉醒的奴隶和执迷不悟的奴才们的劫后状态。三十年后,又一种哲学笼罩中国,罪过、卑鄙乃至不幸和死亡本身都不足畏,相反,它们(当然最好是自己的罪孽和他人的死难)成了国家伟大和民族不朽的血肉文本,死了,成佛变仙,灭了,化鬼装神,一样可以体证美妙伟大的盛世,更能感戴党国的浩荡恩典!

若是京畿辅域发生此难,帝国贵嗣妃嫔王公子息葬身豆腐渣(虽称豆腐,却足以压破头颅,挤断脊柱,窒息生命!)工程,余秋雨,王兆山等无行文人,还敢教训数万白发爷娘,还敢写出并公开发表虎伥式的鬼字吗?

我们所处的国度和时代,很多因缘都会消散,甚至可以让几千万死亡消散于无形。但是,四川大地震像一柄十字架,矗立不动。不仅因为其间罪恶深藏,还因为其时空形式的特异,让国人很难再以纯然看客的姿态麻木不动了。

再势利冷漠的人们,再俗不可耐的市井无赖,也突然明白其权利、财产乃至身家性命,都是脆弱渺小的,天地间比他们昏庸无聊的人生更久远更强大的物事举目可见,六十年来不知同情、恻隐、怜悯、敬畏、谦卑、惶恐、感恩为何物的中国社会,终于出现了某种发乎本能的“不忍其觳觫”的良心复苏。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被四川大地震一分为二。

中国良知社会(包括数以万计的自愿者,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传媒界、海内外无数珍爱生命和中国的人士……)第一次以流泪、疼心、失眠、祈祷,以焚香燃烛,诵经超度,以呻吟、呼吁、呐喊……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叩问苍天,质询当道,一股睽违已久的道德源泉开始奔涌。在巨大而难于面对的死亡面前,多年被踏践被嘲弄被侮蔑的人性开始复活。

四十天来,中国出现某种角力和对峙,一方是国家主义旗号下的歌功颂德,因为太不合时宜而显得格外无耻;另一方是发自个体生命最柔软最隐秘最珍贵的天良。这是前所未有的较量,专制主义占有压倒性的空间优势,但是人性一旦被天良所触动,神意一旦从废墟和十字架上升起,再强大的帝国也会暴露出它们由于拒斥良善和人道而面临被审判的困境。

温家宝先生三赴灾区,固其贵为国家总理所当行,但若把他在1989年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之行联系观之,我们多少可以窥察到这位曾反复引述康德、冰心、爱因斯坦、巴金等文明君子的共产党高官,奇迹般地葆有某种天良和操守。正是他在废墟和难民前那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语言,让这个政权和人民之间冰炭难容的局面,有了一丝人气和希望。

我希望温家宝先生重温胡耀邦、赵紫阳两先生的鉴训,以更为彻底的人生立场,更为恢宏的历史精神,更为坚毅的道德承担,站在人民、民族、国家、自由、文明一边,效法历史圣贤豪杰,为真理殉,为生民立。

死亡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向世界最顽固最强大的专制传递了一份特殊的宣战书。所有的死亡都是丑陋、邪性、不可接受的,惟有这次死亡,美丽得令人心碎,圣洁得令人无力捶胸顿足,梦魇般地成为我们永远的共同负担。

将会以法律、建筑学、金钱和人性的名义追究几千间教室承包商建筑队和贪渎官员,将会在某处废墟上耸立起又一座纪念碑,将会重建家园,校园,更年轻的一代十几年后又会在阳光下绽放天使般的笑容。

但是,这一次,这未曾出现过的死亡不会被忘记,超逾,置换。这是在天底下已无新鲜事和新悲剧的当代中国撕开的一道裂口,那里同时殒灭的成千上万年轻生命将以东方血色朝霞般十字架的景观,在漠视生命的帝国边陲永远耸立。

所有的青丝、明眸、笑靥、小手、书包,欢声笑语,无忧无虑,所有含苞欲放的童贞、憧憬、惊喜、希望和爱,所有的惊悸、恐怖、痛楚、粉身碎骨和黑暗,都将汇成帝国全体宫庭倡优和御用文奴再也无法尘封和粉饰的血渊骨岳,从天府之国俯视尘寰。

同为中国的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领受天意,悲壮而伟烈,历史报之以殊荣;五十年代至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部沿海繁荣昌盛,每一幢高楼,每一张人民币上,不知有多少四川民工和川妹子的血汗眼泪。

东方式的专制帝国,亚细亚式的治水社会,庞大骄横不可一世,如同四川大地震中千万水泥建筑,如同三峡大坝,一旦遭遇自然变迁(它总是要遭遇的!),便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偌大四川,屈身为盐,固然可叹可悲,一旦殒灭,顿成乃中华三千年未见之红黑“启示录”。

 

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四川大地震四十日


 王康写于2008622

 

 

 






[ 打印 ]
阅读 ()评论 (2)
评论
神在阿堵中 回复 悄悄话 卢作孚(zt) 2009-09-23 17:18:28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实业家,创办民生轮船公司,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卢作孚回到重庆民国路20号寓所。他告诉厨工和保姆:“我累了,我要休息。”然后直接走进卧室,再没有出来。

  1952年2月8日傍晚,家人发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当日上午,刚开过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

  2004年9月10日,卢作孚长子卢国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不愿再去回忆当时的场景。他递给记者一篇4年前写成的短文《先父去世之日情况》:“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

  用钢笔写在略带黄色的毛边纸上的遗嘱交代:“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借用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而他的寓所,是借金城银行的房子。

  在1944年一期《亚洲与美国》的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协调”: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其实,卢作孚的一生又是最“协调”的。卢国维说:“父亲一生事业和著述,用一句话可以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建设。”

  早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卢作孚和恽代英约定:卢搞建设,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恽搞革命,双方将来要“殊途同归”。

  不过,在“革命”浪潮中,建设者卢作孚不知道归向何方。他的孙女卢晓蓉这样解释祖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自杀:“祖父一向看得很远,虽然刚解放,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几十年,他的建设的力量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他又能奈何呢?”

  遗嘱中,卢作孚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退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毕生建设的两项事业是,民生轮船公司和重庆北碚地区。

  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

  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卢作孚不止一次说,他“真正的兴趣不在民生公司,而在北碚”。“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在卢晓蓉看来,无论民生,还是北碚,其实都是祖父“建设”的“样板”。

  卢作孚一生投入大量精力在北碚进行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造实验。著名的华西大学创办者约瑟夫?毕启博士在参观了这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之后,“夸赞地责备”他的朋友卢作孚:“哎呀!你总是以一种可怕的步伐在前进,不是吗?!”

  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另一个毕生的建设者―――浮士德,满怀喜悦地喊出“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倒地死去。而卢作孚,在建设的途中,还没有得到他“工作的报酬”,累了,休息了。



[打印]

由晚秋心情张贴 @ 2009-09-23 17:18:28 (28)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