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昏聚成时光，岁月凝成大树。树上有什么？树枝，树叶，鲜花，小鸟。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蓦然抬头，无数个闪亮的斑驳光影。对，还有阳光，一树阳光！
一个个光影，细碎，但都熠熠发亮。
写过的题材不算少，却从来没有写过母亲。不是心里没有她。这种回忆，常常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那个时代的印记：社会底层的小知识份子，在那个大时代中哀哀欲绝的凄怆。怎么说起？
更何况，比我们艰难的家庭，何止上百万、几百万个！（怎么算的？五十五万“右派”，他们的家，他们的父母的家。更不提之前的“三反，五反”，“镇反”和之后的“文革”了。）所以，我不写家人，也少讲。
我姐姐写过母亲。她说：“ 我的妈妈很爱孩子们。我说的不是我们几姊妹。我说的是他们——她教的四十六个学生！” 她将母亲写在她的作文中。那年，姐姐十三岁。
母亲是小学教师。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会战，工作队，运动运动运动，好些学生的爸爸妈妈常常都不在家，我的母亲总带一个男孩或是女孩回家，一住就是两三个星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长得像后来电视上少儿节目“鞠萍姐姐”的女孩，每天晚上她洗脚时，看着她一双被热水暖得红红的小脚，那一粒粒早玉米般的好脚趾，看得我神魂飘荡。唉，那应该就是我少年维特的梦醒时分。
这次回国，母亲还拿出一张最近的照片给我看。十位中年妇女来给她办生日，围坐在母亲的身边，一个个笑得像祖国的花朵，啊、不，像花朵的妈妈？我母亲指着照片骄傲地说“我的学生！她们大多数都是祖母了！”对了，花朵的奶奶了。
母亲出生在济南一个搞化学工业的德文翻译的人家里，长在青岛。那时的青岛，文人汇集。老舍，王统照，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洪深等人都在那儿工作。臧克家当时还是个小字辈。母亲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据说也写过洋车夫一类的散文在报上发表，我想，该不是模仿老舍的祥子吧。
母亲在和父亲结婚前，曾写过这样一幅对子送给父亲，父亲提起过好几次，想来对他后来在处理夫妻关系上，曾有过启发：
己情不可纵，其道在一“忍”字，
人情不可拂，其道在一“恕”字。
对己忍，对人恕，要做好，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和父母、配偶以及好友的交道之中。我，我们，做的还可以吗？扪心自问。
妈，谢谢你的提醒！
鲁迅的老弟、知堂老人也说过：“忍过事堪喜。”
在抗日战争的兵荒马乱中，母亲单身一人，乘火车，坐汽车，从青岛来到重庆找她的小学同学，一位流亡中的战区大学生，，也就是后来成为我父亲的这个人。手里只有一张朋友写的父亲的姐姐的很不具体的地址，就冒冒失失地千里寻人来了。 “真是大胆！” 后来父亲说，“好几年不通消息，要是我不在四川呢，要是我已经和别人结了婚呢。真是天真，可怕的天真！”
对，天真。就是他们这一辈人中好些人的写照。
天真，对新社会的信仰，使她一辈子都在追随着时代。离九十岁不远了，到现在还是个白丁。家中什么阿狗阿猫都是了，就她不是。她哪儿和这些东西靠谱呀。更何况她耿直的性格，也带给她许多苦脑，她根本就弄不过我们这些彗黠机敏的“川耗子”。
运动一个接一个。宗教式的激情，不理解也要执行的蒙昧，亲戚朋友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杀鸡给猴看的恐惧，使父母们年年难过年年过。记得母亲经常焦灼、沮丧地坐在床边，那种莫可奈何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我的人生原苦意识的形成，加进了一滴浓重的催化剂。
“自然”灾害来了。（其实是最不自然的灾害！）哀鸿篇野。饿得我常常一晚上喝两大暖瓶的盐开水（一瓶水五磅。），我记得很清楚。还好，盐和水还没凭票定量供应。盐、开水，唯一的可以随便放进嘴里的食品。一天半夜，十五瓦特的昏黄灯光突然亮了。谁把我从梦中红烧肉的快乐中惊醒？父亲从百里之外的乡村回来了，他被“下放”在那儿。只见他把什么东西递进母亲的嘴里。牛肉香气飘荡在小屋子里。马上听见母亲很小声但是严肃地说：“在什么地方弄的？ 咱可不要犯错误啊！”这是什么时候？没有吃的，学生没力气，学校的体育课都停了。有一点食品，母亲马上想到的竟是政治问题！
咱西南局的书记还在北京充“壳子”，四川粮食吃不完，多支援一点外省吧！一个月父母一个人的粮食定量是十八斤半（一斤500克）。父亲带回来的这八百多克的牛肉（一斤半左右），让我们几姊妹高兴了半个月。至今我还感谢那夜的风雪夜归人。
说时迟，那时快。圣上驾崩了！是得感谢这几位，居然可以突发奇想，把这些破玩艺儿结束掉。我父母更是感激我们这位矮个子四川老乡，说他发的奇想更大。所以，父母已是耄耋之年，还是用“爷爷”来称呼他。正规吧，天真吧，这就是那一代人。你有什么办法。
渡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之后，母亲的天真一如既往。
母亲至今，每天早饭后，“晨报”，“参考消息”，“作家文摘”几份报纸都是必看的。有时候还看看杂志“炎黄春秋”。每天晚饭的时候，电视的新闻联播也是得看的。她相信这些东西里面写的播的，相信直到上边羞羞答答地修正了自己的“失误”的那一天。（不能说错误。）
世界杯期间，和我通电话，一开口：“哎呀，德国队不行了！”每天看，还作纪录，看到深夜。
母亲记忆力好。姐夫在外边做生意，忘了他女儿的手机号码，（女儿老换时髦新手机。）一个电话回来，老人家，谁谁的号码是多少？139，xxx，xxxxx,十一个号码脱口而出。八十九岁的记忆力！教珠算教的吧。
母亲是我的文化知音。我这次回国，母亲送了我一本书，她自己做的。每天在报上剪下来的连载，十三个国学大师，二十四页，一天一篇，弄了一张白纸作封面，她写下六个大字：国学大师之死，副标题是：百年中国文化的断裂。然后，一个红框子框住这两个正副标题。扉页上，母亲用她漂亮的行草写着：
X儿：
2007年元宵节回家探亲，
老母集订成书给你作纪念。
时年89周岁于瑞吉花园
母亲心里也有痛，她不说，她藏在心的深处。
大弟在我出国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的前一天晚上严重工伤，我并不知道，下了飞机才知晓，直奔医院。大弟于十天后去世。这次回去，我和姐姐去扫墓，高龄父母坚持要同去，到了墓地，我们让他俩和小保姆等在山下，我和姐姐上去。完了后，下来见到父母。母亲说：“大弟的头发都白了！”是的，烧在碑上的瓷像退了一些色。这次母亲没上去看，她也知道。不知是她前不久去看过，或是谁告诉她的。
我和姐姐只有沉默，一句话也不敢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离开中国的时候，母亲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间，眼泪潸潸而下。我到机场后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的。
前苏联作家协会的头子法捷耶夫，在小说《青年近卫军》中曾写道：总有一天，我要把鲜花和眼泪，一 起奉献在母亲的坟前！（大意。）
我小时候看到这句话，真是感伤不已。现在，更是害怕这一天的到来。（法氏于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３日开枪自杀，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都曾被他批判。我们以后有必要再来谈谈他。）
王国维在“玉楼春”诗中写道：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诗人他没有错。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子女和学生们）都在变老。但是，满树的一个个斑驳的细碎的光影，还在树上发光。
妈妈，我的生命之树的阳光，我永远的一树阳光！
写于二OO七年母亲节前夕
问好！
阿堵兄的母亲真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高人啊！她的那幅“己情不可纵，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其道在一‘恕’字”的对联，道出了为人处世、修身养心之真谛。
对己忍，对人恕，那是最最不容易做到的。面对生活中无数的诱惑，面对人世间种种的不公平，面对不被理解的无奈，我们要忍，我们要恕，确实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对孩子的爱和包容，分一点给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既然，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试着这样去对待别人呢？
阿堵兄是幸福的，至少在他想念母亲的时候，可以一个电话挂过去，和母亲说说心里话。阿堵兄是悲哀的，上帝将他的手足夺走了，留给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悲伤和痛楚。。。
一切都会消逝的。一切都应了大卫王指环上的铭语。当我们悲哀的时候，这句话安慰着我们，给予我们面对未知世界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它又使我们悲哀；它使我们意识到，一切的快乐不过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
我们都在异乡度过了一段悠长的岁月，我们对故乡的记忆也慢慢地变得淡薄了，这些日渐淡薄的记忆，也渐渐地被对异乡的记忆代替了。我回国探亲拜访我朋友的时候，我的朋友常常会深深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我这个飘洋过海又回来了的男人眼里，从我微蹙的眉头间，读出了些什么。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找不到通往以往的路，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错觉。有一次，我回到以前住过的老房子里，站在院子中央，十分惊异地发现，那棵后院里的桂花树，前院架子上那一串串紫藤，那口树旁的井，那条通往铁门的小路，一点也没有变更。我轻轻地推开那扇黑色的铁门，铁门发出了我所熟悉的衰老的呻吟；一时间，我十分迷惑，不知道是我闯入了时间的“过去”，还是那里的一切存在于时间之外？
我喜欢在黄昏的灯光下，安静地阅读网友们的文章。我听见了文章里面每一个人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无奈的独语，深情的独语，渴望的独语，狂暴的独语。。。在阅读中，我感到自己变成了那个独语的人，一时间分不清那个独语的人究竟是他们还是我。其实，每一个灵魂不都是一个世界吗？每一个可爱的灵魂不都是一个倔强的独语者吗？
我喜欢让我的思想在荒野上奔驰；我喜欢让我的灵魂在一所落寞古老的屋子里安憩；我喜欢在铺着白藓的阶石上期待着最后的脚步；我喜欢坐在黄昏的夕阳下，期盼着独自远去时的神往。。。
人情不可拂，其道在一“恕”字。
阿涓对这“忍”深有感触！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