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的春天,三个中学生：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店员应修人,出于对新文学的热爱,在杭州的西湖畔成立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湖畔诗社。他们漫步在苏堤，吟诗于桃红柳绿间。汪静之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题写了“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对此，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他们在纵情地“歌笑、歌哭在湖畔”之后,勇敢地投入了时代的大潮。冯雪峰、潘漠华和应修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潘漠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灌辣椒水后折磨致死，应修人在拒捕搏斗中跳楼牺牲。冯雪峰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四九年后因党内的派系斗争，被弄成右派，一九七六年郁郁而死。
现在杭州湖滨六公园北首的玉屏楼湖畔公园内设有湖畔诗社纪念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瞻仰。值得一提的是，室内所有的文字说明均由汪静之先生晚年亲自挥毫写成。1986年，中共领导人陈云、胡耀帮都为湖畔诗社提了匾额。汪静之先生的遗物由后人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但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仅仅三年的小小诗社, 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他们写的爱情诗篇，也开创了中国新诗坛上用自由体式写情诗的一代先河。
最后幸存下来的一位湖畔诗人就是我要讲的汪静之。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诗人，他的曲折动人的罗曼史，以及他在中国新诗中的地位，都是我们难以忘怀的。
汪静之( 1902.7.20——1996.10.10 ) 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五四”时期全国著名作家之一。 原籍绩溪县上庄乡余村。他早年求学于屯溪茶务学校，1921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1922年3月，参与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湖畔诗社。1926年秋10月，经郭沫若介绍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次年任《革命军报》特刊编辑兼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劳工月刊》编辑；1928年至1936年在上海、南京、安庆、汕头、杭州、青岛任中学国文教员及上海建设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47年8月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授。
解放后，1952年，汪静之应“湖畔”老友、作家冯雪峰的邀请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4年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停发工资。后来有人告诉他毛泽东曾向人问起“汪静之为什么不写诗了？”他感动得流泪。他从１９５６年起转到中国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实乃“反党言论”仅为两次之故。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郭小川告诉他“划右标准”——解放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便划右；如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鸣放期间，汪静之在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不满意；文化部召集的一次会，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故只有两次“放毒”，未能达标。汪静之晚年庆幸：“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我一定会有第三次发牢骚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感觉到时局不太妙。小乱进城，大乱还乡。他便又悄悄回到了西子湖畔。从此在一个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出现了一位白发老人。每天，他默默地上居委会看一会当天的报纸，而后又默默地离去。“文革”十年的风暴竟也没有把他给刮出来，只有风雨中的西湖认识他。
直到1979年，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杭州。“文革”中，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他后来说。1975年办理退休手续，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无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据，衣服破旧不堪，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灯，凡有空白的包装纸（包括牙膏盒、药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十年没订报纸。立有“四不”公开声明：不向外透露住址、不接受会议邀请、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汪静之一生爱诗写诗。上了九十岁，他住在医院里，爱心依然不减，一再表示要将情诗进行到底，“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9年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去北京出席第四届文代会，他说：“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会都没有要我去，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汪静之晚年认为他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适之（得到最初的鼓励）、鲁迅（得到扶持与保护）、叶圣陶（告知可出版诗集）。
1993年，汪静之九十一岁时，一生思想清纯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
一九九六年六月，他终于将写于六十年前的诗体恋爱史编成一本《六美缘》（与六位女性的爱情交往），公开发表。终身率真、终身写诗，还是情诗，实在不易，真是一场漫长的心灵煎熬。他得忍受多少清贫困苦与世俗讥讽。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六美缘》的自序中说：“孔圣人把‘国风’爱情诗编在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之首中之首。圣人最重视诗教，诗教首先教的是爱情诗。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
汪静之的作品有《蕙的风》、《耶苏的吩咐》、《翠黄及其夫的故事》、《鬻命》、《寂寞的国》、《人肉》、《父与子》、《作家的条件》、《诗歌的原理》、《李杜研究》、《爱国诗选》、《爱国文选》、《诗廿一首》、《六美缘》等。
当他还没出生时，便被父母“指腹为婚”。未婚妻名唤曹初菊（秋艳），比他小半岁。３岁时，母亲就带他去岳父家串门。１２岁时，曹病逝。于是，未婚妻的比汪静之大半岁的小姑母曹佩声，又名曹诚英，便成了他的玩伴，两小无猜，亲密无间。15岁时，汪对曹佩声产生了爱情并写了一首情诗给她，因碍于辈分，曹拒绝了他。第二年，曹遵父母之命嫁给了胡冠英。不久，漂亮、智慧的曹考取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而汪却仍就读于绩溪的茶务学校。望着曹诚英的小照，汪静之写下了深沉的相思：“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四个眼睛两条视线／整整对了半天／你也无语／我也无言／……”1920年夏汪静之和胡冠英受曹佩声之约一起到杭州读书。他们俩旧情难忘，使胡冠英大为不满，后来终于离婚了。
说来难以使人相信，身材不高的汪静之，凭着情诗之力，居然很有桃花运。曹珮声此时怀着歉意，竭行弥补，将杭州女师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绍给汪静之，从高到低，每周一位，曹的同学如丁德贞、傅慧贞和符竹因都被介绍给汪认识。而当汪真的和她们先后谈起了恋爱时，曹又 心生醋意，从而使丁德贞、傅慧贞先后离开了汪。傅慧贞是汪静之在初次相识符竹因遭冷遇后，转而追求的一个女性，但当傅带汪到她家去时遭到傅的父母的反对。后来，当傅得知汪家里已经有个未婚妻晓芬、还同曹佩声有旧情，而且现在心里还同时恋着符竹因时，就离他而去。在此期间，汪静之一次次地体验着爱情的痛苦和甜蜜，在矛盾的冲击中涌动出一首首爱情诗。
终于，汪静之在曹诚英介绍的几位美人中，选准了符竹因作为自己的追求对象，求曹诚英邀她再来。汪与符竹因的爱情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差点告吹。好在汪对符锲而不舍，才最终成全了这段姻缘。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天，几个人又泛舟西子湖上。一本夹着汪静之炽热情书的《唐诗三百首》，终于由机灵的曹诚英转给了符竹因。于是，汪静之极富才华的情诗，打开了符的心扉。诗中汪静之根据《诗经》“绿竹漪漪”的诗句，替符竹因取了个号“绿漪”。有了爱人，汪静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他认为“有了爱情的动力，才能写诗，才有爱情诗。” 1924年，他们结婚了；后因生计而辗转于保定、武汉、安庆、汕头、上海等地。1929年，在上海建设大学教书的汪静之与一女学生发生了婚外恋情。汪要那位女生做他的情人，但是不与此时正怀孕住在娘家的符竹因离婚而同女生结婚。随后，那位女生离开了他。1932年春汪向符表示忏悔，而在汕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写诗和写情书的高潮。正是这样，汪才重新取得了符的信任。“静竹爱情”佳话已经被汪静之记入他早年爱情诗。他俩从此两情依依，共同生活了６０多个年头。符于1986年三月病逝。
后来，这位曹珮声也真了得，先与郭沫若有交往，后与胡适同居（曹是胡适三嫂之妹），1923年夏他们住在西湖附近的烟霞洞约三个月，后因胡夫人江冬秀执意不肯与胡离婚，而且还以死威胁胡，胡适方寸大乱，只得回断曹珮声，从而使胡曹两人最终分开。曹佩声后来万念俱灰，上峨嵋山削发为尼，留美的二哥赶上峨嵋，劝其下山。曹后赴美求学，归国后执鞭教坛，终身未再嫁。到“文革”时因与胡适（胡曾被中共定为反动文人，战犯）的这段恋情，吃尽苦头，后来悄然返乡。前不久，笔者在关于胡适的电视专题片中看见曹佩声的坟莹赫然立在胡适老家的村头。这是一位用自己的一生写了一首爱情诗的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
汪写给曹佩声的诗有《题B底小影》和《你已被他霸占》等。写给傅慧贞的有《蕙的风》等，《蕙的风》就是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而写给夫人符竹因的更多。
汪静之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进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是的，1922年8月，二十岁的汪静之就以一本薄薄的诗集《蕙的风》飙入文坛。诗集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仅次于《尝试集》、《女神》），令他人惊羡。确实，在五四新文学那么多风云人物中，还真就数汪静之成名年龄最轻、成名经历最易，来得最不可思议。
真巧，少年诗人的青春期与一个民族的青春期重合了！正是“这一个”天真任性的汪静之，碰上了中国性爱禁区的千年冻土遭到“五四”春水冲击的“这一刻”，竟使他充满稚气的诗句变成了猛烈的“炸弹”。一声爆炸，从此载进了中国新文学史册。
关于《蕙的风》的一场争议，立刻引起全国瞩目，掀起巨大的反响。诗集引起了强烈批评，认为其“堕落，轻薄，兽性冲动”；另一方面，革命阵营里的人，则认为这种风花雪月、谈情说爱有害革命。
朱自清评论说:“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稚气。他的新诗集《蕙的风》中，发表了几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于性的苦闷，要想发抒而不敢发抒的呼声，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
鲁迅、周作人立即挺身而出，驳斥对方，保护了青年诗人。
鲁迅写道:“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 鲁迅很赏识他的诗作，并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鲁迅认为，汪静之的诗“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鲁迅曾亲自为他修改作品，多次给他教诲和鼓励。
周作人则引用路易士的话:“社会把恋爱关在门里，从街上驱逐他去，说他无耻；扪住他的嘴，遏止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礼法将他围住；这样的社会在内部已经腐烂，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接着写道:“静之的情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沈从文写道：“那诗上说有的，都是一般年轻人心上所蕴蓄的东西，”“所引起的骚扰，是较陈独秀的论文还大的。”
今天来看，胡适、鲁迅等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对《蕙的风》的支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用的基本策略出发的，而反对者也有其维护文化传承的良苦用心。废名说诗集还“不成熟”。闻一多说，胡梦华的批评“讲得有道理，”“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有淫，自然批评家所不许的。”郑振铎却因其隔膜于“血和泪”而多有微词。
但是，今天几乎人人会写的新诗，在当时却是创新。今天无奇无鲜的自由恋爱，在当时却是风险甚大的“冲破封建礼教”的行为。言前人所不敢言，又采用了充满朝气的白话形式，还带着古典诗歌的功底，汪静之的情诗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丰碑。
回眸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史，汪静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洁的童真诗人。汪静之的情诗，就是放到今天，仍然有大胆自由的一面，仍然能唤起读者内心的深深感叹。将个人的恋爱史嵌入文学史——《蕙的风》、《六美缘》、《漪漪讯——汪静之情书》，汪静之算是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了文学。
在一代代读者的心目中，这位新诗的开拓者代表的是永恒的青春。五四的新诗的乳汁，哺育了一代代的年轻人。
抗日战争前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我的父亲在青岛市立中学上学，汪先生在该校教国文，《蕙的风》已名扬天下，父亲他们都非常尊重汪先生。父亲刚进学校，通过级任老师汪的妹夫陆先生认识了汪先生。日本人来了后，汪先生和父亲又先后到了重庆。他们在重庆又见了面。父亲是穿着草鞋的流亡大学生，汪先生是在穷困中挣扎的文化人。
以后几十年里，人人艰难挣扎 ，自顾不暇，都没有联系。老天有眼，让他们熬到了文网微开、可以联系的一天。父亲先是在香港《文汇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汪老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回忆文章，后来又通过《人民日报》和在杭州的汪老联系上了。汪老还给父亲来了几封信。
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汪静之先生纪念集》出版以后，汪老的儿子汪飞白教授给父亲寄了一本。书里也收了父亲在香港《文汇报》上那篇关于汪老的回忆文章。至今，父亲还是常常念叨着汪老师，口里也还常常小声地背诵着《过伊家门外》：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一个年过八十岁的老人还在惦记着他的中学老师。无论对这位老师还是对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是多么幸福的事儿。
（附记，得知飞白教授的女儿一家定居海外多年，愿他们能看到此文，与我们共同怀念汪静之先生。）
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