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最易欣赏的音乐(廖康)

歌剧：最易欣赏的音乐

文 / 廖康

没想到在CND上看了新闻和各种精采文章，还有意外收获 。星耀，一位与我失散多年的老友，前不久查到我的电话号码，打来一个惊喜！两句寒喧后，他说：“见到你那名字，还有点担心是哪位不幸跟你同了名。再一看那文章臭拽的语气，不是你这一向崇尚张飞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傻小子，还能是谁？”几十年的间隔让他一语跨过，我们又回到“花裤俱开裆，童言议云长”的孩提时代。他是学理科的尖子，文采也相当飞扬。曾以“鉴真西来，泽尽五代八神”对“日本东出，照遍四国九州”并附半文言一则简述，把道理讲得一清二楚，已收入华夏文库。

最近，又与89届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当年的小姑娘，如今已“罗敷有夫”，为人之母了。对我还是那么客客气气，以老师相称；只是不记得我教她的是什么课了。我当年那两句洋泾浜英语和肤浅的英国文学，还是忘掉为好。但她却记得我说过，在英国曾开两个小时车去另一个城市看歌剧；羡慕不已，原来她也是歌剧迷。

旧友新交的话题都涉及音乐，涉及歌剧。我的音乐启蒙始于文革中期，在星耀家。那时，抄家的私人财物开始退还了，乱糟糟的，难免有差错。差错也有令人欣喜的 (happy mistake) ，退给星耀家的唱片就比抄走的多多了。那时，文革的歌曲大家已经唱了四、五年，厌烦了。劫夫再有本事，也无法把雄文四卷都谱上曲。样板戏就那么几出，一天24小时地播放，耳朵眼里都磨出茧子了。那些老唱片，简直是新大陆！虽然多是78转的，放起来刺啦刺啦得杂音不断，却好象将重重铁幕掀开了一角，让我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星耀的父亲在天文馆工作。他对科普的贡献之大，已经名垂宇宙；一颗小行星便以他命名。但对我们，他如此平易，如此随和，嘻嘻哈哈的，全无一般中国家庭里那种严父的样子。星耀可以没大没小地跟他爸爸开玩笑，让我羡慕之至！我们住的地方在小脚侦缉队的管辖范围以外。他父亲的心思更在无数光年以外的天体上，对周围的政治气候根本不懔；不仅让我们放那些“封、资、修”的乐曲，还和我们一块儿听，时不时点拨两句。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主题一一点明；把启发威瓦尔第创作《四季》的十四行诗找来给我们读；把普罗科菲耶夫《彼得与狼》里的解说词给我们翻译出来；把他对作品的感受说出来与我们分享……就这样，我们的欣赏趣味在潜移默化中由单一的红色变得五彩缤纷。

音乐很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基本教育中最欠缺的一门。经常听到有人说听不懂某个曲子，或向行家询问乐曲的意义，还有人夸赞一部交响乐伟大，因为他听出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东西和意义。大二那年，一个初春的夜晚，中央乐团的著名指挥李德伦到我们学校来讲演，普及交响乐知识和欣赏方式。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人，我和一哥们儿提前半小时到场，还是没座位，便打开窗户，坐在狭窄的窗沿上静听。一开口，李德伦那浑厚的男中音和地道的京腔就把我迷住了，忘记了拥挤的别扭。没一会儿，他便谈到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哼了一句那深沉的第一主题后，解释道：“同学们听，这不是在说，路在哪里啊？这是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生活在沙俄时代心中的苦闷。路在哪里啊？”他又郑重其事地哼了一遍那句主旋。吃惊之余，我们差点笑出声来。接着他又讲小资产阶级在当时算是革命的，云云。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翻身跳出窗外，庆幸自己挤在有出路的窗沿上。回到宿舍，我们这帮毛头小子嘴无遮拦，胡批一通。真不明白，他那么一位大行家，怎么会说这音乐还有阶级性？还能表现小资产阶级？那大资产阶级是啥声啊？是用小调大调来区分吗？还找路？还求索呢！哪个音符能有这么明确的意思？随后几天，在去教室或食堂的路上，我们尽学他那句低沉的“路在哪里啊？”又煞有其事地哼那主旋，笑得肚子都疼了。连老柴那么严肃的音乐也捎带着糟蹋了。

大约一两年后，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 (Isaac Stern) 访华，拍了一部记录片，《从毛到莫扎特》(From Mao to Mozart)，从音乐上反映中国的变化和对外开放。记得影片记录斯特恩参观的几个音乐学院，总说我们学生的技法都不错，但需要注入感情，不光用手，还要用心来演奏，并亲自示范。连我们这些混看电影的外行，都看得明明白白。其中还有一段是李德伦和他讨论一支乐曲。李跟他说那曲子表现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听得斯特恩一头雾水。

音乐本身没有意义，更不用说阶级性了。有人引用贝多芬的话来反驳：“哲学无话可说时，音乐开始了。”但这可不是说我们能够用音乐进行哲学讨论。噢，你拉一个曲调，表现“存在先于本质。”好啦，我弹一段乐曲，说明“意识先于存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说这么复杂的哲学概念，就是最简单的日常用语，也无法用音乐表达。你可以反驳说，我听到起床号，就知道该起床了。那你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固定的符号，什么是万变的语言。即便是起床号的旋律，你可以填上“起床出操，人人起早；身体健康，精神真好。”也可以填上：“哒嘀哒哒，催猪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我们都知道，同一歌曲，可以有许多不同歌词。音乐能够帮助表达歌词的意义，但音乐本身并没有意义。对贝多芬的话，我的理解是哲学、音乐各司其职，音乐能表达哲学说不出的东西。音乐尤其擅长表达情感。那往往是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借助音乐却能够很好地抒发。正因为如此，填词也要看乐曲。硬把悲伤的词填入欢快的曲调，唱起来让人感到那要死要活的情感抒发得不真诚；这在流行歌曲里并不少见。但如果人家要表达的就是那种无所谓、愤世嫉俗的态度，那又另当别论。

还有人用艾涅斯库的话来反驳：“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准确地反映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 精神品质不是什么具体意义。你可以说一曲《云雀》反映了罗马尼亚人能歌善舞，欢快的民族特性。也可以说《阳关三叠》表现了儒家学者深沉诚挚、中规中矩的木讷禀性（对不起，老夫子们，在“劝君更进一杯酒”时还这么亦步亦趋地反复呈上，令我不得不用此略带贬意的词汇）。但你无法用音乐准确无误地表达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字。

音乐更没有什么阶级性。我们可以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和肤色不同的各民族兄弟手拉手共庆节日。纳粹党徒可以听着同样的交响乐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你可以说有的音乐高雅，有的音乐低俗。有的悠扬悦耳，有助于身心健康。有的雄壮孔武，能激励人走向战场。但音乐决没有什么进步或反动的品质。孔夫子欣赏韶乐，闻之“三月不思肉味。”这是比喻的说法。音乐要是真有那种功能，三年困难那会儿，缺肉缺得直让科学家们研究人体如何吸收小球藻，何不挖掘出韶乐来，每三个月在全国播放一回？他老人家痛恨“郑声”，认为那靡靡之音会败坏社会风气。那也要看人们在听“郑声”时做什么。十五年前，大陆电视台曾用巴赫一首赋格曲为一个药品广告配乐，使得许多人再听到那赋格就想上厕所。在电影《10》里，那位被评论家按1－10打分竟打到11的银幕上最诱人的女性珍尼 (Bo Derek饰) 对男主角乔治说，拉威尔的《波莱罗》(Ravel’s Bolero) 是配合做爱的最佳乐曲。无数观众从此便难以摆脱那话的影响，无法正常地欣赏这支经典乐曲。

这类联想的意义当然不该说成是音乐本身的意义。更不必说还有“无标题音乐”(absolute music)，它与《标题音乐》(program music) 相对，无意表达任何思想，不愿让人联想到任何事件，更没打算帮助讲述什么故事；就是纯粹的音乐。其实，很多乐曲标题并不是作曲家给的，而是别人加的。比如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因为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什塔勃把轻柔的第一乐章比作瑞士琉森湖上粼粼波动的月光而得名。这名字的广泛应用，仅仅是为了方便，决不反映乐曲的内容。除非月球上发生了火山爆发，否则你无法解释第三乐章的沸腾和狂怒。

由于音乐本身没有意义，而大多数音乐爱好者和我一样，并非研究或从事音乐工作的专家，对曲式、调性、音色、配器等了解得有限，所以欣赏交响乐往往停留在表层印象上。总地来说，由于不知道音乐表达的是什么，听无标题音乐，接受的东西有限。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歌剧是最容易欣赏的音乐形式，因为歌词告诉我们意义，剧情让我们知道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和故事的背景及气氛。歌剧作曲家往往依据剧情和歌词创作音乐，指挥和乐师因了解其意图，知道该注入什么感情，如何用心来演奏，而不仅仅是理性地照谱宣音。比如贝里尼的《梦游女》第三幕阿米娜梦游惊醒后那首咏叹调《快乐充溢我心》，知道了她那稚弱的心灵是如何在极度失望后，从愁苦中解脱出来，自然有助于欣赏她情不自禁唱出的愉快和兴奋。而且，若不知道在此之前她刚刚走过什么险途，不知道她刚经历过什么误解，恐怕难以理解为什么听众竟然会为她颤巍巍凄恻的一句“让我回到梦中”而感动得热泪盈眶。

既然有这么好的帮助我们欣赏音乐的拐杖，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听歌剧前，一般都要熟读剧本。我以前去歌剧院听新作品之前，总是先要看着剧本，把唱片听上好几遍。这样，在歌剧院就不必看简介，可以全神贯注在演出和音乐上。最多在演出之前，看看演员介绍而已。当然，很多歌剧院会打字幕，帮助只懂英文的听众。但还是先熟悉剧情才好，以免兼顾不及；让字幕起个提示的作用就够了。有的歌剧院，比如纽约的大都会，通常不打字幕。有一次和朋友去看柴可夫斯基的《欧根•奥涅金》；法语教师“命名日”那段唱处理得诙谐，全然不象以往那样庄重，逗得听众笑起来。由于那首咏叹调用法语，朋友不熟悉，便问我唱什么呢，这么好笑。我忍不住臭显起来，给他解释，致使前排一位票友回过头来嘘了我一声。想起来，至今还记得那责备的眼光，令人羞愧！歌剧票友当然不需要提示了，跟京剧戏迷一样，同一出剧，他们可能看过几十遍，上百遍；早已倒背如流。我在英国的导师是当地歌剧爱好者协会的主席，曾带我开两小时车从阿伯丁到格拉斯哥看苏格兰歌剧团用英语演唱莫扎特的《魔笛》。几周后该剧团来阿伯丁演出，他又去看。有人问他那部歌剧看过多少遍了，他说那个团的演出看过七遍，歌剧嘛，记不清了。一年2、3次，30多年了，近百次吧。

与这类票友相反，多数人看歌剧是偶然为之，是非常特殊的享受，当然应该充分做好准备。但即便读熟了剧本，他们对歌剧往往还有这类指责：咏叹调 (aria) 有的还好听。可放着正常的话不老老实实地说，非要唱什么宣叙调 (recitative)！不就是说：“我的手绢掉了，这儿黑灯瞎火的，帮我找找好吗”？有什么好唱的！另一个不喜欢歌剧的主要原因是英语歌剧较少，尽是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还有人说，经常在音乐会和广播里听到的一些咏叹调还不错，什么“今夜无人睡眠”啊、“今夜星光灿烂”啊、“偷洒一滴泪”啊、“祝酒歌”之类的，意思也差不多知道了，就买几张歌剧精采片断的唱片不就完了吗？干嘛花那么多钱去听全剧？到了儿，还不是得等到唱完著名的咏叹调或二重唱 (duet) 什么的，才鼓掌吗？那鼓掌也是，剧演完了，也不加一段，拍那么半天巴掌，累不累呀？真有那么好吗？人家谢幕都快谢趴下了！要是电视，我早调台了，可站在观众中我还走不开。得，这也算开眼了，以后爷们再也不来了。有这种经历者，可能不少。这么说出来，是直率的。更多的人，嘴上附和：“嗯，真够水平！你听人家那女高音，那高音C，每回都上去了，多有穿透力！” （男高音上C不易，女高音是起码的要求）其实心里叫苦不迭，心疼那钱花得冤枉。以后再也不去歌剧院了。

歌剧并非全是用唱来取代说。轻歌剧 (operetta) 就有说有唱，因为插科打诨实在难以唱出效果。只有大歌剧 (grand opera) 才大量运用宣叙调，基本上只唱不说。其目的是为了保持音乐流畅不间断。对滥用逗号，打断语流，奥伯瑞 (John Aubrey) 曾挖苦道：“好象野猪撒尿，一顿一顿的。”(as a boar doth piss -- in jerkes) 用它来比喻歌剧里说话打断音乐，话糙理不糙。如果为了语言交流而把音乐停下来，从音乐角度来看，那也是一顿一顿的。我们不能用话剧的形式来要求歌剧。普普通通一句话唱出来了，那是出于音乐的需要。听歌剧，要注重的是音乐，那才是其主要语言。剧情只不过提供一个故事框架，在其上，镶有表达喜怒哀乐的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用流畅的宣叙调把它们连贯起来。在此意义上，不如把歌剧称为“剧歌”。

真正把歌剧变为“剧歌”，或编个更恰当的词，把歌剧变为“剧乐”的是瓦格纳。他与众不同，一向是自己编剧、自己作曲。他的作品更强调音乐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是有剧情、有人声、加唱段的大型交响乐。正因为他把音乐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崇高地位，多数专业音乐工作者和评论家更欣赏瓦格纳，认为他为歌剧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而一般爱好者，包括我自己，则难以欣赏瓦格纳的作品。短的几部还好，但听他那长达十个小时的四部尼伯龙根指环系列：Das Rheingold, Die Walküre, Siegfried, 和Die Götterdämmerung，前面的主题 (leitmotif) 演到后面早忘了；我还一直没有完整地听过。帕瓦罗蒂虽是最棒的男高音之一，但不识乐谱。他曾说过：“让我唱瓦格纳？那可得上帝帮忙了！”尽管瓦格纳较复杂，我还是能感到他的音乐大气磅礴、行云流水的魅力。早晚要坐下来，看着剧本好好听两遍其指环系列。

歌剧作曲家中，我最喜欢威尔第。我毕竟不是行家，就这点深度。他自己也说，40岁以前，他经常谈论自己；40岁以后，他只谈论莫扎特。他的音乐当然比莫扎特浅显；但无论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还是仇杀、嫉妒、牺牲、背叛，无论是儿女情长、悱恻缠绵，还是英雄命短、壮怀激烈，他都能够谱之以恰当动听的曲调；一听就喜欢，而无需认真学习，反复聆听，才能欣赏。也可能是在我兴趣形成的阶段，由于对独立自由关注，使我从第一次听到《纳布可王》(Nabucco) 中的合唱，“思想，乘着金子的翅膀翱翔，”便爱上威尔第的歌剧。巴比伦能够锁住犹太人的身体，却锁不住他们自由的思想！那深沉动人的音乐，一下就把我攫住了，就象1842年攫住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们走上街头，把这首歌唱遍全国，唱成第二国歌。这首歌也伴我熬过六四后无数孤苦不眠的夜晚。威尔第的作品我们比较熟悉，我只想提一部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伟大歌剧《命运的力量》(La Forza del Destino) 。有两部精采的法语电影，上集Jean de Florette、下集 Manon of the Spring 都运用了《命运的力量》里的主旋作主题曲。看过影片者一定体会到其中之妙。

很多评论家认为19世纪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中普契尼胜过威尔第。我也很喜欢普契尼，但我没有资格评说一二。我相信，文无第一，各有所爱。亚洲人偏爱普契尼情有可原，因为他十部作品中有两部取材于亚洲。近来，提到《图兰朵》的文章比较多。我只想说，听过歌剧的人应该记得，那首茉莉花可不仅仅是女仆柳儿的主旋。普契尼让茉莉花的旋律贯穿全剧，运用得无以复加。有时庄重威严，有时凄婉哀怨。通过不同的配器在不同的场景营造不同的气氛，够我们学呢。可惜他没有把歌剧写完便因喉癌和心脏病而撒手人寰。其中，还有个真实的故事。普契尼家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仆，惹得河东狮吼，醋缸打碎。人言可畏，那纯洁的女仆受不了那些闲言碎语，竟自杀了。这也是普契尼无法完成其歌剧的原因之一。他的朋友佛兰科•阿尔方诺从柳儿自杀后写起，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托斯卡尼尼看不上阿尔方诺，在1926年4月25日于米兰首演时，指挥到此，竟然停下来，转过身对观众说：“大师到此住笔。”然后，继续指挥演奏。很多人不加分析，将此事作为美谈津津乐道。但我认为此举对普契尼虽是怀念，对阿尔方诺则大为不敬。从音乐欣赏的角度来看，托斯卡尼尼打断了音乐的流动，让个人意气冲断剧情，更不应该。

英语著名的大歌剧有布瑞登的《彼德•格兰》(Peter Grimes by Benjamin Britten)。但说实在话，我更喜欢吉尔伯特和萨立文，曾译苏立文，(Gilbert and Sullivan) 合作的轻歌剧。前者作词，后者作曲；一百年前，风靡世界。如果宋朝曾经 “有井水处，皆吟柳词”，那维多利亚王朝的日不落帝国一度有过“说英语处，皆唱吉苏”的辉煌年代。时至今日，英美各地，几乎每所大学，仍有吉萨协会Gilbert and Sullivan Society，各种改编、简化或原版的演出层出不穷。在英国文学史上还有件趣事，唯美主义最杰出的作家和代表王尔德 (Oscar Wilde) 曾来美国做巡回讲演。入关时，他半开玩笑地声称：“除了我的天才以外，没什么要申报的。”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 这位老兄，无论走到哪里，碰到什么场合，都能以他雄辩的口才和绝顶的机智从容应付；处处留下一串玑珠妙语。他的服装和发型也引入注目，对当时的土包子老美影响极大。其实，他是让剧团 (D’Oyly Carte Company) 送来做广告的，让美国人了解唯美主义是怎么回事，以便他们欣赏随后上演的，拿唯美主义者开玩笑的轻歌剧《佩兴丝》(Patience)。英国人很有意思，平日里谦谦君子，看球时比谁都疯狂，楞能把人家看台弄蹋。在吉萨的轻歌剧里，我们可以见到刻板的英国人的另一张面孔，体验到英国式幽默的另一层面。

仅以《国王陛下的围嘴》(H.M.S. Pinafore，军舰名) 为例，这部轻歌剧讽刺粗鲁的船长假充礼貌；讽刺海军大将无功受禄；讽刺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面永远跟着七姑八姨；讽刺他口称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还是要看出身和社会等级。所有这些讽刺都是用那么欢快上口的曲调唱出来的。保证你听一两遍后，就会跟着哼唱不停。艺术模仿生活，生活也模仿艺术。人们只要用口哨吹出那些旋律，就是讽刺生活中的同样现象，带来会心的微笑，使伪善者不得不深深隐藏其伪善。去年，我在芝加哥看了一部全新的改编，音乐基本未变，但英国的海军大将成了美国的参议员；女主角成了男身女心的小伙子，他还真唱到了高音E！歌剧主要讽刺政客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虚伪。吉萨二人合作共创作了13部轻歌剧，除以上提到的两部以外，还有The Pirates of Penzance, Iolanthe, The Mikado, The Yeomen of the Guard, and The Gondoliers， 尤其精采，很容易欣赏。特意提一句，《天皇》The Mikado首演前英国竟然担心那会激怒日本。剧团争辩道，那《哈姆雷特》也不能演了，会激怒丹麦；方才说服政府。剧中一支自鸣得意的歌曲“我有个黑名单”(I’ve got a little list) 把打小报告的讽刺到家了。中国真应该上演这出轻歌剧。

当然，也有些人去歌剧院主要是炫耀式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他们才没有心思读剧本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让别人，尤其是其同类 (peers) 看到“我也来了”。幕间休息时，必定排五分钟队，要一杯酒。老派常客装束得雍容华贵，走动时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把事先读熟的评论对朋友，尤其是生客，背诵一番。一不小心，把下一幕的演出先评定了。新贵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话时声嘶力竭、肆无忌惮，唯恐旁人没注意到她们在场。“是呀，我们定了季票呢！座位还凑合，D排15、17号，稍微靠边了一点。我们刚从意大利度假回来，定票晚了两天，最好的票让你抢先了吧？但我们在米兰歌剧院看了罗西尼的，嗯，罗西尼的，耷伶，罗西尼的什么来着？”歌剧院的休息厅是他们附庸风雅，展示地位，炫耀时装钻戒的场所。如若事先没有养足精力，她们在最后一幕演出时就可能发出鼾声，引起邻座皱眉斜眼，以肘轻撞；弄得鼾声断断续续，更加烦人。奥伯瑞再世，还不定用什么比喻来损她们呢！这些歪倒在前排雅座里，嘴角挂着一丝涎水的阔太太当然不如那些前倾在顶楼椅子上，眼里噙着泪水的穷学生更会欣赏歌剧。

是的，歌剧票价格不菲。但歌剧决非只属于富人。在英国，所有的严肃音乐，无论是音乐会、歌剧、甚至最雅俗共赏的芭蕾舞，对学生都有折价 (concession)，二到三镑一张票。至少17年前，我当学生时是这样。在美国虽然没有这么大的折扣，开演前的廉价票往往在10美元左右。不比电影票贵多少。而且有人来退票，花10元钱经常能买到几十元的好座位。即便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花十几元也能买张站票。不少歌剧院是筒子式的，有五六层之高。顶楼的票就更便宜了，但音响效果并不差；带上望远镜一样看得清楚。而且下面总会有上百元的座位空着，看好在什么位置，第二幕时就放心去坐好了。

数年前，我也加入了有产负债的行列。看歌剧，听音乐会，不必再考虑票价了。但住在小城边，山脚下，又拉家带口，哪还能再开两小时车去看歌剧呢？也只有趁出差或开会来到大城市时，才囫囵来一次精神会餐。歌剧、话剧、芭蕾舞、交响乐，赶上什么是什么。先胡塞海吃一顿，再慢慢消化。回家后，反复放几天刚听过的曲目。反刍似地一段段玩味，甚至再读一遍戏文。有时看了新剧，回来才第一次读剧本；跟以前恰恰相反。一周后，大餐吸收了，还得吃家常饭。听CD毕竟比在歌剧院看演出差远了；没有吊灯缓缓拉起，大幕徐徐拉开的庄重；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精制的舞台和道具；没有与众人同喜共哀的气氛；更没有随时可能出错，也随时可能有新星升起的真人演唱。退而再求其次，索性放起DVD俱乐部Netflix寄来的电影。为此，也仅仅为此，我羡慕住在大城市附近的人。

后记：
在文革中，交响音乐因大、洋、古受到过重点批判。林彪事件后，开始松动。记得伦敦爱乐乐团是第一个访问红色中国的西方乐团，演奏了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等作品。后来又遭到由江青带头所进行的批判，矛头尤其指向无标题音乐。即使在70年代末的中国，公开谈论交响乐已经是闯禁区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学生去听讲座。李德伦致力推广、普及交响乐，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找出路。不说几句能够糊弄过领导的话，就休想谈论交响乐，更不用说去高校作讲演了。当年我们这些毛头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那里知道李公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