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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加入公司的就是内定来取代我的。他也是她的死党。同样的被公司裁了下来。不过被裁员后，听说他是打算要回来的。看他每天忙里忙外，上班时间经常外出，似乎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因为他来是做我的工作。我还在位，他也实在插不上手。所以我们都说，他的心根本没有办法在公司。他回来之前，老板曾经要我把完成的化学申报文件交给他审核。等我拿到他的评论时，我注意到他给的全是抄写了好几条一般有关法规的基本常识，根本没有专业化的意见。我就这样的知道他的底细了。其实我当时是有恃无恐的。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在美国做过十几年，但实在还在门外。很明显的只是在药公司混过而已。知识与经验是不足以对我造成威胁的。我始终觉得，不管在那个公司总要有人能够真正干活的。所以他的加入，我的态度是尽量不去与他接触，在表面上尽量与他合作。
在他上班之前，她也打电话征询他做我老板的意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已经决定的事情。我知道反对也无济于事。我告诉她，没有问题，我会好好的与他合作的。我知道我的走路是迟早的事，实在没有必要再去跟她罗嗦。再加上第二个申报案子还未完成，能拖一天就拖一天了。我那时也很积极的往美国找工作，然而有几个面试的机会也因为人在国外而丢失。我原先的打算是到了年底再辞职回美国的。虽然照合约规定我需要给三个月的通知，然而我想如果我辞职那正合她的心意，她会让我提前离开的。我之所以要拖到年底也是为了符合在美国减税的法律。对美国国外的工作者，一年内只要不在美国境内拘留超过35 天便可以享受到八万美元的免税额。这也是我告诉自己，一切要忍耐的把工作完成。除了少缴一笔税，最少在我的履历表上可以表现我在上海两年的工作成就。
他报到之后，基本上我是尊敬他为我的老板的。我们之间彼此非常的客气。有那么几次，他试着提供我一些有关技术上意见，也都是无关痛痒的一些锦上添花的小插曲。说实在话他的博士导师在美国也是很有名望的（与我的导师是一位师傅出门的）。我的看法是他的博士导师虽然有名，但我不认为他把书念得很好。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啥功力。干我们这一行的，聊上10分钟就知道你的功力了。慢慢的由我们的同事中知道，他回来是想在国内与人合作开创自己的事业。就像我们大家都在传说老板和我们之间一位领导做化妆品生意。大家又说老板和他们这一票人，开始藉着总公司的资源，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开创一条分路。其实，反正大家都在混，公司也没个方向，今天说要研究中药，明天又说中药不好搞，改做西药。就这样变来变去。所以大家都在暗地里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一个公司从上到下，不全心全力的为公司工作，分神忙公司以外的事，偶也算见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大奇观啦。
我们的另一位领导就更过分了。为了申报第二个案子，他雇了一位美籍的临床顾问。然而假公济私。原来他和他的一批大学同学们合作，一直想在国内成立一个动物实验室。因此就准备了一份计划书，想从美国找到投资的伙伴。可是他的英文是差了点。他就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委托这位美国顾问代写。这个美国顾问收费不赀，每小时250 美元。反正是从这个案子出钱。当初我听到这件事后，真是挺吓客的。这件事，在美国是怎么样都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回到了国内，就摆在你的面前。这种欺上瞒下的作风，真是让偶这个老土，开了眼见啦。
我们的临床试验是在美国做的。因此需要花钱雇美国的合约公司来执行。照总公司的规定是要有三家来比价的。可是负责临床的领导也是她一伙的。十分坚持的要找他锁定的一家（他以前在哪家公司呆过）。费用比其它的公司比价多出好几十万美金（总额要2-3百万）。当初我们拿到的比价，并不包挂这一家。我也在美国用合约实验室，都是完全规规矩矩的根据三家合约实验室比价，然后经过总部审核。只要把比价定出来，选择哪一家就可以水到渠成了。我之所以提这些事无非是说明，这一票人拿着总公司的资源，不设法好好把份内的工作干好，假公济私，还尽量的想额外的有所贪图。而这些伎俩，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有总公司被蒙在鼓里。我们中国人与生具来的小聪明，加上在国外几年的洗礼，无形中养成忒有的胆大敢为，也真令我叹为观止了。
另外，总公司即使知道了，估计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总公司的目标是要上海公司挂牌上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