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让我们好好珍惜在文学城的相逢吧。
我是1959那年考进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北建国中学的。 记得放榜没有几天，我们这一批在当时是被认为最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就到学校报到接受新生训练了。那时候学校是初高中一连贯的。每一年级大概有500 多个学生。结训前，学校发了一大堆的作业。记得最清楚的是要背诵很多诗词之类的。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就有所谓的暑假作业考试。别的同学，还在慢慢恢复小学恶补丧失的元气。学校就早早的要我们开始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奋斗了。那就是三年后的高中联考。现在想想，我们那个时候，也真不易。一个小学毕业生，第一个暑假就要学习自己独立的进修了。
开学后，我们这一批初一新生，是受到大哥哥们的礼遇的。那些高三的大哥哥们，看到我们小鬼，都会摸摸我们的小脑袋。我们那时的教室是靠南海路。附近有艺术馆，植物园，历史博物馆，还有美国新闻中心，统称南海学园。那时南海路周围都是违章建筑的小饭馆。到了午饭时，好热闹。有各类的面食，包子，面条，水煎包。学校也有食堂。也有的同学自己带便当（都是铁盒的）。每天早上上学，我们会把便当放在一篮子里，然后由值日生送到厨房。学校有大炉子帮我们热便当。到了中午，就可享受热腾腾的便当了。吃完中饭后，我们还有时间到附近的植物园走走。看看花草，有时也会在池塘旁边看看书的。多年后，想想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有规律，撇开升学的压力，我们过的是自由自在而且很洽意的日子。
初中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除了英文是新功课外，其它的课程都还好应付。我们的英文老师，刚从大学毕业。总是会在下课前考我们一些当天上课的会话。那时班上有许多本省籍的同学。许多音是发不准的。譬如副发成湖，L 发成 L 咯，等等。我们几个外省同学就会在下课时充当小老师了。初一的生活是轻松的。似乎谁都没有想到升学的问题。我们每天生活在得意洋洋的日子。大家最喜欢上体育课了。因为可以穿上印有非常醒目“建中”两个大红子的运动衫。放学后，就穿着回家。走在路上，都觉得有风。因为路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尤其是同年的小女孩，更会多瞅我们一眼。这就是我们当年恶补考上初中所得的最大补偿了。
就是在这种得意洋洋，加上存心要犒赏自己过去两年因小学恶补所受的苦难，算是很侥幸的升上初二了。我的成绩可算是班上垫底的。说实在，班上的同学各个都是英才。他们聪明但并不是那么用功。可是一考起试来就是满分。我呢，不聪明，还一天到晚不读书，自然就落下来了。尤其是，初学代数就是搞不清楚。后来当儿子六年级学到代数时，我可是足足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他讲通了。长大后，他还一直感谢我这个老爸，当年的开导呢。
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们搬到了木造楼教室，那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自己也突然的觉悟，告诉自己不能再混日子了。我开始用功了。我的理解力，领悟力，似乎和班上的同学差了一大截。我就开始死记。只要不懂，就用背的。反正勤能补拙。我的记忆力一直到了大学还是有名的。代数，几何，理化，英文，国文全靠背的。我的英文一直不错，就是那年开始打的底子。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在台湾的国文教育是严格的。想想我们中学六年，真是背了不少的古文，还有民国初年几位的代表作。可惜，几乎全都忘了。不然准是个大文豪。 现在想想，我们初中的几位老师，在当时也是一时之选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国内知名大学毕业，逃难到台湾的。教我初二英文的陈君朴老师。他那年都快50 岁了。据说他在英国呆了好多年。穿双排口的西服，带着银框眼镜，一副绅士摸样。他是第一次教我们怎幺吃西餐。大家都觉得好新奇，拼命要求他请我们去实习。可惜，那年头，大家都穷，他也很委婉的拒绝了我们的要求。陈老师要求我们每一课都要背下来。而且，每次要考默书。有一次，他要我们默写时，从白纸的中段开始写。哪次考试很多同学考鸭蛋。调皮的同学，懒得背书，就事先把课文抄一遍，到交卷时掉包。这一下子，他好得意，把那些作弊的一网打尽。从此以后，他每次考试都有不同的花样。多少年后，每想到此，实在很佩服老师爲了要督促我們讀書而的確想出了不少妙方，防止我們投機取巧。
我们的导师，教我们劳作，美术。第一次上劳作课，他拿一根木条，叫我们用锯子锯木头。
每个人轮流上场。锯歪了，他就给你一屁股。这就是我们那一学期的劳作课。信老师是北平人，讲的是一口京片子。第一天上课严明我们不许叫他的名字。只要给他听到了，一定会给我们一巴掌。 信老师大名能格，成年留个小平头，带个黑框眼镜。我们都叫他雷公。那年有许多同学常常请假不愿上学。他会一个个的叫到讲台前，问请假的原因。当时最平常的答案就是肚子痛，要不就是头痛。他会捏者你的肚子或脑袋问你痛了几公分。这一捏，谁都不敢说痛了。教我们音乐的陈暖玉老师，当年她也在国立艺专任教。她会教我们一些乐理。还会要同学从宿舍搬个留声机来教我们如何欣赏古典音乐。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中也多少埋下了一些音感的种子。
教我们两年国文的杨义坚老师，他当年也是台北志成补习斑的创办人。老师对粉笔敏感。因此每次用粉笔在黑板写字，必须用手帕把粉笔包起来。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读到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老师用了他的家乡话（福建），涕四纵横的朗诵全文。在我们当中也的确激起了一股悲伤之请。我们初一的体育老师，是当年广播界的名主持人石诚。石老师当年和王玫一起主持中广的空中杂志节目。每次上体育课，他发个球，就不管我们了。我总是想多跟他接近，觉得他好了不起。有一次，我壮了壮胆子告诉老师，我听过他的节目。老师还说，您听的懂吗？后来老师就离开我们到南洋大学去了。取代他的也是北平人，来自文山中学的徐世生老师。只记得他一来就象我们索取日历。结果没有得到同学的回应。徐老师说我们不象文山中学的学生有感情。结果老师这番话，引起了公愤，我们联名向上反映。最后他还拼命象我们道歉。想想，我们哪个时候，其实也蛮民主的。从此我们也把徐老师的名字该成了“徐畜生”。
初中二年級，我們有生理衛生課。拿到新書的那一天，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看第八章。那是有關人體生殖的一章。我們的老師郝桂芳，大家都叫她好老師。第一天上課，大家都好安靜。老師說，要我們放心，她講到第八章時，一定會很仔細地講。有的同學居然還問老師，是不是可以先上第八章。那學期，班上來了許多留級生。時常帶小本（黃色書刊）在同學中傳閲。有一次自修課，訓導主任來了，有位同學正看得起勁。被發現了，人賍俱獲。老師叫他站起來。叫了半天，他就是不起來。我們全班都哈哈大笑。告訴老師說，他站不起來了。老師似有所悟的要他下課后到辦公室。結果他被記了一個大過。我們那個時候才12，3 嵗。还真是有點早熟。
到了初三，我们终于面临高中联考的压力了。我们的老师阵容也加强了。许多任课老师都是兼教高中部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教几何的谭嘉培老师了。他在建中有个外号叫谭几何。当年的教科书就是他编的。谭老师上课不用笔记。随时题目就出来了。随手画一个圆，绝对象用圆规画出来的。直线更不用说了。谭老师非常幽默。他时常在课堂上批评另一位也是教几何的王德成老师窃题。并且给取去了一个外号叫十三块六脚（乌龟）。有一次，上课了，我们看到王老师走向我们木造楼教室，有位同学对着王老师大叫“十三块六脚”，结果刚好谭老师也来上课。进了教室，课也不上了，把我们的雷导师叫来。我们这位雷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位同学拳打脚踢的修理了一顿。这位挨打的同学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扬德昌，也是蔡琴的前夫。
我们的导师，为了敦促我们准备高中联考，也着实的整了我们一年。每次发月考成绩单，他会在放学后要我们到他在校内的宿舍门口列队。他会把所有的老师，还有附近的小朋友叫出来参观我们的颁奖典礼。他手上拿着一根棍子。一个个叫到队伍前，按着你的成绩打屁股。在旁观礼的小朋友们都会拍手叫好。哪个场面就象是后来电视上耍把戏的。那年我们都十五，六了。；心理是很不以为然的。我们终于毕业了。班上有许多名列前茅的同学直升高中。他们三年的辛苦，终于得到补偿。我们这些同学，每天仍旧到学校苦读，准备联考。说实在的，看到那些直升的同学，心里就很后悔，为甚麽初一的时候没有好好念书。可是，大家都知道，世上就是没有后悔药的。我们每天，几个同学一起读书，一起算计我们考回本校的机率。中午饭后，我们还是一起到植物园。我们相约，考上高中后，再在池塘边相聚。
放榜了。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也都考回本校。在新生训练那天，我们又聚在一起。一个暑假，似乎大家都变成声音嘶哑的少年人。我们的暑假作业，也似乎加了更多。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三年后可是有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关要闯的。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联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