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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菊与刀》
《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终结之前，为回答美国政府的问题--盟军是否应该占领日本以及美国应该如何管理日本--研究整理的著作。作者从未去过日本，仅通过采访在美的日本人和日本俘虏，阅读日本的文学和其他作品，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分析日本国民的性格。
日本人的国民性：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注重名声和面子；名声重于生命，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缺乏尊重，为保存名声不惜自杀；重意志轻物质的精神胜利法；尊重权威和等级秩序，安守身份；遵从繁复的尊卑礼节和行为规范；受恩如同欠债必须回报，受辱必报复；浓厚的义理情节（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能坦然面对和承认失败，服输。
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令，在遭到鱼雷攻击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美国人拍成电影，遭世人之耻笑。”
日本警卫严格要求美军俘虏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战俘被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是如果食物被包裹好，就不会被处罚。如果被发现，被处罚主要不是因为违规，而是因为被挑战。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是顶嘴，也要受到严厉惩罚。日本军队中，对顶嘴会严惩。
日本人对街上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想从中得利。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受恩而负债，日本人对帮助他人非常谨慎而不卷入“恩债”。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的人无交往，就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的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
1862年，一名英国人在萨摩遭杀害。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萨摩藩并没有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看到敌人的强大，就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学校。
作者提出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概念并用其解释日本人的国民性格。羞耻和负疚（guilt）都是人的正常感觉。负疚同时会感到羞耻，羞耻并不一定会负疚。罪感文化建立在负疚和罪恶感上，而耻感文化建立在羞耻感上。罪感文化依赖内心的反应，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日本和中国是耻感文化。当然所谓文化只是指主流倾向，罪感文化社会也有耻感文化因子，反亦反之。每一种文化也都有不遵守道德之人。
罪感文化：提倡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赖建立其上的良心。人们按照心中的道德律生活，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基督教是罪感文化的基础。由于无处不在、洞察一切的上帝对人们的行为将作末日审判，使人一旦违背了道德标准便有心灵上的不安，羞耻和罪恶感。形成自发和主动的向善力量，故罪感文化是对内的。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表现了罪感文化。主角拉斯科利尼科夫认为自己可以超越道德约束。为社会进步，他杀死了悭吝的当铺老太婆，并误杀了老太婆的妹妹。尽管并没有被人发现，但他在罪恶感的折磨下倍受煎熬。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都感到无法赎清罪恶。只好自首，主动地接受流放的惩罚，并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罪感文化也出现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女仆玛丝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聂赫留朵夫遇到沦为妓女，被指控谋财害命的玛丝洛娃，深受良心谴责。为了赎罪，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书中强调了“上帝刻在每人心上的律法”-自然法。
罪感文化下有忏悔文化和自省文化。忏悔是坦白自己的过错，以求得宽恕。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尽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忏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是彻底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忏悔，赢得了人们的理解，也为德国赢得了谅解，他为此得到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
耻感文化：中国的道德标准是“礼义廉耻”四维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羞耻感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耻感文化建立在外部的约束力下。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讥笑，或者感觉会被讥笑。具有耻感文化的人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和议论，根据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故其行为被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和支配。错事只有当被发现时才有羞耻感，掩盖真相和推卸责任是耻感文化下应对过失的第一反应。讲廉耻，故面子第一；可以出错，但不能被公开挑战。耻感文化看重名誉。但是如果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坦白忏悔只能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没有忏悔自省的习惯。比如很少有人公开对文革中的恶行忏悔；日本二战后能够痛快地认输，承认失败，但对侵略罪行却不认错，也是因为缺乏罪感。对比德国和日本分别在教科书中对自己国家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叙述的天壤之别，最能认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不同。而耻感文化下流行的是勾践卧薪尝胆式的为了被羞辱和面子的报仇雪耻。
耻感文化的一个外在标志是统治者用耻辱刑进行管理和惩戒，比如黥面、宫刑、明清的当众脱裤子打屁股、当街站笼枷示，以及近现代的公开鞭笞，戴高帽挂牌、游街示众等等都是东方耻感文化特有的刑罚。
罪感文化认为人都有原罪，有私欲的冲动，不存在道德完人。所以对权力必须时刻警惕、监督和制衡。由此发展出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西方政治。耻感文化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认为在礼义廉耻的自我修炼下，道德圣人可能出现，完美的人治是可能的。追求的不是制度建设，而是道德修养。耻感文化下的政治是人治，最终会沦为专制。耻感文化要求人皆为圣贤，而罪感文化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
耻感文化以知耻来维系社会道德，道德观念有较强的社会倾向。随着羞耻感的淡化和社会的功利化，笑贫不笑娼、厚黑学等观念流行，知耻蜕变成无耻。于是假酒、假药、假奶粉，假疫苗和假食品案频出，诈骗钱财、拐卖妇女儿童事件不断。礼仪之邦不再，山寨大国闻世。整个社会道德不断加速沦丧。
矛盾吗？前者是个人道德，后者是权力。
罪感是人性恶和自省，自省依靠内心。制衡是对权力而言，因为不能完全相信自省。
耻感依靠人性善和社会舆论，羞耻感是一种外界力量。但在治理权力方面依靠道德圣人。
【罪感文化认为人都有原罪，有私欲的冲动，不存在道德完人。所以对权力必须时刻警惕、监督和制衡。由此发展出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西方政治。】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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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难做，且没有客观的标准，过于主观，难怪中国到了２１世纪仍然无法成为法治国家，处处一家言，在国内的环境下还好，到了国际上就理不清了。
我感觉耻感文化更流于表面化，形式化，所以惩罚都是肉眼可见的，便于示众，所谓杀鸡吓猴，杀一儆百。
另外，耻感文化中的惩戒方式几百年来进化不大。还保留着原始模式，比如 “黥面、宫刑、明清的当众脱裤子打屁股、当街站笼枷示，以及近现代的公开鞭笞，戴高帽挂牌、游街示众”，这些做法在现当代罪感文化中已消亡殆尽，只能在中世纪骑士故事中或在《权游》电视剧里重现。
博主写得非常有条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