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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78级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中国高校77级是文革后第一批受正规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填补了十年动乱造成的高学历人才断层。很多77级毕业生被分配到国家各部位、各研究所和高校。而78级的毕业生在半年后毕业时，许多空白已经填满。因而78级的毕业分配比77级差了很多，甚至出现短期待业的状况。分配差别造成了两届学生在职业起跑线上的差别，遂有金77，银78的说法。
中国大学生自1996年以前都是国家包分配。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基本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即从某省考来的学生，毕业时原则分配回该省。这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但是四年期间需求有了很大变化，容易产生供需的不协调。计划体制很难即时的根据需要调整，常常产生分配困难、用非所学，人才浪费的问题。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需求都是每年报到上级部门，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委，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人事部门根据名额分配学生到各用人单位。整个过程不征求学生意见。当时国人的命运和单位的好坏紧密相关。人的一生命运就由分配决定，而自己不能自主。毕业是大学最紧张的时刻，每天各种消息流传，学生们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自己被人安排。
77级是十年后的第一批毕业大学生，有很多外地学生被分配到北京，满足积压的空缺。但是到了78级毕业时，多次听说分配方案很差，有一些北京学生不得不分配到外地。即使分配到北京的学生，单位也比77级差。负责分配的指导员多次联系各对口单位，寻找需求单位。指导员在毕业分配动员时，反复强调要服从分配。分配方案三次调整。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所属部的部长，最后拨了一些部里管控的名额给我们班，总算解决了大部分北京同学的留北京问题，也算走了一个后门。不过还是有一些北京同学，不得不从军。还有的同学留校做行政工作，比如担当学生辅导员。从分配单位的性质来看，78级比77级差了很多。有人分到北京市邮局，出版社，基建公司。这些单位和我们的专业不很相配。
当时学生首选的单位是部属的高校、研究所。其次是市属的科研单位，再往下是部机关、参军都属于比较差的。分到部机关的，后来都走上官场，现在都是司局级干部。
同宿舍沈君，由于分配不理想，最后选择参军，在海军的测量船远望号上服役。退役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公司。2009年他约我在上海见面，不巧的是，他到上海的前一天，我去北京了，失之交臂。几年后，他自驾去西藏，路上翻车遇难。得知消息后，我写了一幅挽联吊唁：“同舍千余日，君从军东海，沪江参商失相见，只道来日方长；一别三十年，我负笈西洋，巴山夜雨期与共，岂料天人永隔。”
董君和我一起毕业实习，他被分配到一个基建公司，当时认为是较差的工作。董君因祸得福，由于基建公司专业和高学历人才缺少，董君很快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但是福兮祸所伏, 后来基建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油水很多。权力导致腐败，董君不能身免，五毒俱全，据说是北京第一个被送上被告席的处级裸官。
朋友是北京外语学院78级的。北京外语学院作为中国的最好的外语院校，分配一直都是最好的，都是分配到外交部和外贸部和其他部属机关，至少也是国家级单位。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是面向北京市的，分配以面向北京市单位为主。但是由于北外77级的毕业生不够，当时一些二外的77级毕业生也被分配到外交部，比如现任外长王毅。等到78级毕业时，赶上国家部委调整，反而北外的很多优秀的学生无处分配。我朋友班里分配最好的是侨办和外文局。还有不少人，待分配半年后才分到北京市的几个局属机关，专业根本不对口。而77级分配到外文局就算是很差的，被分配到外文局的77级学生非常失意，在北海哭了一天，差点儿投湖。如果当时对大学生分配合理一点儿，也许中国就没有这位战狼式外长了。
当时分配最好的是国务院各部委机关，
然后是中科院
再是各部委大研究院大设计院
接着是高校
北京市机关，研究所
云南是不去的。当年我们专业4个云南名额，2个省电力局机关，一个省什么局的机关，一个昆明工学院，都没有人去，最后放弃了。
话说当年毕业分配的没人愿意去部队怕吃苦，其实这批人现在退休金最高。以我父母为例，医疗系统的，卫生部的不如北京市属的，北京市属的不如部队系统的。部队的教授退休可拿两三万一个月，尽管当年毕业分配时是成绩差的
玉溪一中2019年去北外招德语老师，根本没有人去。
1990年前，一份全国高考试卷，云南教育水平低，可考上清华，北大最低分数比北京的最低分数还要高。
我四十岁时手持七百多美元，二十一天I-94居留许可，决定留下读书移民关键是痛恨中国万恶的户口制度与混账的大学分配。中国人现在也没多少自由，只是宠子大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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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奴隶制。比私有奴隶制效率更高，更容易控制。私有奴隶制，只要挣脱了一个奴隶主的束缚。国家奴隶制你跑到那里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