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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记忆：文革时代下馆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住在北京北郊清河附近。那时交通不便，进城的车只有344和345路。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班车，到了德胜门还要倒车。所以一旦全家进城，总要逛个大半天时间，中午就要下馆子。
城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王府井、西单、前门三个地方。在王府井最常去的饭馆是八面槽的萃华楼。萃华楼位于力生体育用品商店对面。进门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房间改造成相通的六间餐室。萃华楼是老字号，北京的八大楼之一，前身是东兴楼。经营山东菜系。开口笑馒头很有名。品尝过萃华楼的招牌菜有：芙蓉鸡片、葱烧海参、锅巴虾仁、糟熘鱼片、油焖大虾。芙蓉鸡片，是用捣成肉泥的嫩鸡胸脯肉、再加蛋清过油烹制而成，外观如雪，尝似豆腐，清香鲜嫩，美味可口。有一次在丈母娘家吃年夜饭，我曾经做过这道菜。颇受好评。我小姨子从来不吃鸡，吃了也说好，最后才告诉她是鸡肉。在萃华楼还吃过一道三鲜竹荪汤。味道极鲜美。后来自己买了干竹荪试做，却怎么也做不出那样的味道。
还有一个饭点是东安市场南口。那时叫东风市场。从王府井大街拐进东风市场南口是一个天井，右边一溜平房卖包子，左边是个西餐厅-“和平西餐部”。迎面是湘蜀餐厅。再左拐是一个大棚，大棚内是东风市场的南门。西餐厅也是老字号。以前叫吉士林。文革反资反修后，西餐厅变成了快餐部，只卖咖啡、牛奶、奶油蛋糕和土豆沙拉和论扎卖的生啤酒。没有时间吃饭时，我们就在这里买面包和沙拉做午饭。沙拉是俄式的，土豆、鸡蛋白加各式蔬菜用生蛋黄调制的色拉油搅拌而成，很好吃。东风市场南门一层是个小吃部，在这里吃过记忆中最好吃的白斩鸡。
湘蜀餐厅是个大众餐馆，又位处闹市，非常上座。那时代下馆子有一个特色，就是等座。服务员不管带座。新食客一进饭馆，先打量正在就餐的食客，瞅准一桌快吃完的，就在椅子后面站立，表明此桌候补席已经有主了。看吃的和被看吃的，都很不自在。在湘蜀餐厅吃饭，很少有不等座的。
吃客多是外地人。我父母是军人兼教授，能够不时进城下馆子改善一次。62年我家在西安赶上困难时期，国家给高级知识分子发票到指定的饭馆打牙祭。下馆子也就是每人一碗面条，上面有一片肥肉。
家搬到重庆后，国民经济有好转。但到城里吃饭，要下山坐很长时间的车。所以每次进城，都是盛大节日。有一次下馆子，我先吃完，就在桌下钻着玩，猛然从座位下面站起来，正好服务员在收盘子，我把服务员手中的托盘顶掉，砸在桌上，碗盘砸碎一桌。妈妈吓唬我，要把我留下来赔偿。最后赔了餐馆20元。
那时还没听说过重庆火锅。最有印象的是担担面（重庆人叫小面）。上学路上，经过一棵大黄桷树，树下有卖小面的摊点。有时来不及吃午饭，家里给一角钱。小面八分钱一碗。碗里一勺酱油，一小勺猪油，滚烫的面条捞入碗内。加上辣油，葱花，碎芝麻花生，香味扑鼻。再加两分钱，就能升级到荤面：加一勺炒肉末。
文革开始后，天府之国很快就陷入了物资匮乏。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缺肉少油，饭量大增，粮食不够了。我们家第一次按定量做饭。越是定量，兄弟姐妹都要吃足定量，越发吃不饱
后来家里去了江西的干校，我们就在上饶城里住校。经常冒充铁路职工到附近的铁路职工食堂吃饭。铁路食堂的饭菜品种多，价钱也便宜。也常去下馆子。常去的饭馆有两个，一个是市中心的第一食堂(那时的饭店都叫食堂)。印象最深的是三鲜酸辣汤，三鲜者，肉片，炸猪皮，笋丝也。另一家饭馆是信江桥头的回民食堂。在那里最喜欢吃的是牛肉炒年糕，再喝二两当地的名酒“信江春”。饭毕，微醺地在街上走。花上一毛钱，买一个上饶有名的刚出炉的肉馅芝麻烧饼，边走边啃。<
到北京后，上了高中。有几个好友。一次在校办工厂学工，晚上护厂值班，睡在学校里。先是精神会餐，后来约定大家一起去下馆子。毕业前夕我们十一个人，踏雪骑车到北海、中山公园游玩。中午在前门淞沪餐厅吃饭。我出20元，其余人量力而行。叫了十几个菜，七八瓶青梅酒，小香槟、五星啤酒。烂醉而归。
后来又去颐和园玩，中午在园内饭馆听鹂馆吃饭，七盘八盏，同样大醉。最后一次是到老莫-北京人对莫斯科餐厅的叫法。去老莫吃的不是味道，而是感觉。光滑的大理石地面，高房顶，大圆柱，镀银餐具，雪白桌布。墙上的俄罗斯油画。餐厅供应的是俄式西餐：奶油烤鱼、罐闷牛肉、罐闷鸡、黄油、果酱、面包、莫斯科红菜汤。后来90年代又去了一次。只有墙上的小熊油画还能勾起依稀的回忆。其他感觉一点找不回来了。仍旧点了奶油烤鱼、罐闷牛肉等。味道极差，价钱极贵。连小盒的黄油、果酱都要收钱。
毕业后去插队，肚里油水少了。偶尔回家，就和朋友上五道口商场的饭馆下馆子解馋。沙河、阳坊镇里的小饭馆都去光顾。那里都是家常菜，4-5元四个人就可以吃上一桌。有一次奉命进城写稿，住在前门附近电力局招待所，特意到都一处吃烧卖。口感稍腻，不甚喜欢。第二天在前门一个小饭馆里，三毛钱买了一碗卤鸡头就啤酒。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头。
文革时食物的极大匮乏，供应紧张也可以在下馆子上体验。饭馆很少。几乎所有的饭馆都是人满为患，要等座和排队。北京是国家的门面，有特供保障。到了外地，解决吃饭就是个大问题。
插队时曾经驿马星动，被派到天津出公差买电视。记得天津找饭馆也是难事。第一天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个饭馆，只有包子。第二天吃早饭又找了半天，天津市的饭馆好像除了包子不卖别的。包子就包子吧，可是吃包子也要排队。排得不耐烦，上前去问什么时候才能排到。说还要等一个半小时。于是再往前走到一家海河饭馆，只卖馄饨。吃了两碗还是不饱。只好又买了个面包。天津的乞丐很多。吃午饭时，有一小女孩碰碰我，伸过一张纸条，上写来津上访，请帮助几两粮票和几毛钱。我给她三毛钱，她才走。
插队回来上外语学校，这是师范性质。师范学校即吃饭学校。吃饭是免费的。每月都会退些饭费。于是不时和几个较好的朋友去下馆子。比较常去的是甘家口餐厅和白石桥的新疆餐厅。新疆餐厅的烤羊肉串是那时的北京独一份。
1977年，文革刚结束，我和一个朋友暑假出去游玩。感觉外地供应很紧张。想吃饭也没地吃。诺大个济南，竟然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饭馆，只好排队买大饼。我们两人在济南一天的早中午饭，只花了六毛钱。济南也有很多要饭的，都是大小伙子，一言不发，走到面前就伸手乞讨。早上我们把没吃完的半碗面条给了他们。还有一个拄拐的老人，蓬头垢面，脚面浮肿，非常可怜，于是给了他一点儿钱。爬泰山登顶，玉皇顶饭馆只有花生米、炒豇豆、馒头供应。
后来到青岛，火车站饭馆很大。但早饭只卖粥，饭馆很脏，服务也很差。中午只卖面条。面条下到锅里，服务员半天就是不捞，把排队的人都等烦了。饭馆里一大本菜谱，却只有两三种，而且要等很长时间。街头巷尾都是买炸的鱼头鱼尾和小杂鱼的，很多人排队购买。不知道好的鱼肉到哪里去了？在青岛、烟台这样的沿海城市饭馆里吃不到任何鱼。在烟台车站食堂吃饭，排了半天队，买了两个菜，等了半天才来了一个，吃完饭，第二个菜还没来。催了好多次，惹了一肚气。旁边有一人，认识服务员，叫了一桌菜，很快就上菜了。
从烟台坐船去天津。船上伙食很差，只有清汤面，还吃不饱，我们只好以在烟台买的苹果充饥。海员的伙食是鱼和面包。在船上饿了一天，到秦皇岛就迫不及待地找饭馆，但是饭馆里也只有面条和馒头。而且面条特咸。第一家饭馆只卖饺子，说要等一个半小时，到第二家饭馆，也只有饺子，一个老头抱怨已经等了半天，饺子熟了都走后门了。最后一家饭馆，只有米饭和粉条。又到山海关。饭馆里的菜单很热闹，但只有面条，花卷，馒头和一样菜。我进到厨房看了看，厨房有肉和鱼，不卖，留着走后门用。回到天津，饭馆里只卖面条。排队和走后门是物质紧张时期的两大特色。
这样的时代，现在居然还有人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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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留恋不是那个时代，而是怀念你的青春记忆。有谁不认为自己的青春美好呢？尽管那个时代的物质不如今天丰富。但若是谁想回到那个年代，那插艾是没头脑呢。
2。80年代初在东风市场旁边吃饭还站着等别人吃完。等到座位也是和陌生人同座。
3。整个文革十年，我只去过4次饭店：
一次在海味饭店吃鱼肉包子，朋友请客，花2.37人民币；
一次花1.5元人民币；
下乡时在公社小饭馆请过队里农民吃过饭，0.35元一碟白菜炒肉片，花0.7元，结果农民的爸爸是反革命分子。
一次青年点放假等火车时，大家吃一顿，我贡献2元。
那时候，济南原老市区-历下区一带著名的饭店有：明湖楼(黄河鲤鱼)，汇泉饭店(银丝卷，奶汤海参，红烧海参)，大观园，狗不理包子铺，宴喜堂(著名鲁菜老店)，全聚德(烧鸡)等等。这些只是本人当时随父母常去的饭店，尝过的原食美食至今印象深刻。
颐和园兄,你凭空得出的结论吧？
过得还算可以? 几百万广东人为何要逃港？过得还算可以?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过得还算可以?儿子斗父亲/学生斗老师?过得还算可以? 你爹亲娘亲都没有老毛亲？看来你是屁股决定大脑?
----那是他们自以为不是“屁民”。那时的特权阶级生存的更隐蔽，人民更无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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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不留恋 －－－ 尽管大学毕业就是失业；
工农大众很留恋 －－－ 那时候， 他们不是“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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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半大小子，跟着几个毛左瞎起哄。